人在神魔间（上）

　　编者按山西运城高专教授景克宁，是中国当代著名演讲艺术家。他自小受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祖父景梅九先生的影响和薰陶，并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他日后的追求和成就奠定了基础。他曾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入"文革"监狱，以反林彪罪名被叛为死刑。历史结束了极左思潮时期，景克宁教授获得新生，在教学、著述之余，在全国各地作了数千场大型演讲报告，《美的召唤》、《青年启示录》等，就是这些演讲的结集。
　　最近，我们看到了景教授的回忆录《历史的阵痛：人在神魔间》，异常振奋，极受启发。回忆录是陈述历史的一种有效形式，它可以叙事为主，也可以在叙事记史之中，充分表述作者的沉思、见解和思辨。景克宁教授的回忆录就属于后者。此作较长，特作以节选，分三期予以刊载，以飨读者。
　　
　　作者献词
　　
　　历史是人类的一部辩证大书。
　　被忘却的历史，是不会消逝的。它将躁动，它将重演，它将再度制造人类的悲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健忘历史的民族，理应被历史惩罚。但重要的不仅是记取史实，而是反思、认知、判断。
　　在中国高悬在人民头上几千年的神的太阳落下去了，魔的阴影随之泯灭，人的太阳正在升起。
　　神的太阳是靠愚昧升起来的，魔的阴影是靠恐惧维持的，人的太阳升起却要靠理性和智慧。"画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神灵"之光也已消逝，新的剧目将由"人"来编写、导演、主演。
　　谨以本书，献给我苦难深重的远景辉煌的祖国，献给今天在幸福如画生活中的青年。
　　
　　恶梦初醒
　　
　　为了明天
　　历史，对于人是记忆，人没有记忆，会成为白痴。
　　今天，我要讲的是我的一段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生活的教科书。
　　如果这里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故事，那就没必要讲了。有人说，最好忘掉过去那一场噩梦，但我却不能忘记，正如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忆》一样。生活里有些事是不能忘却和不应忘却的，何况过去并非只是噩梦，噩梦醒来，便会消逝。过去是存在，是"历史的现实"，而"今天的历史"和"明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延续。历史长河，有源有流，形成自身的逻辑，不能抽刀断水。"史镜可明兴替"，生活的责任提醒我，不能"笑着和昨天告别"。
　　健忘，也许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痼疾，这可能是我们民族史上不少悲剧重演的病源之一，为了不使历史逆向，必须割治这个顽症。根治它并非易事，这使我想起了德国作家席勒作品《强盗》扉页引证的题词："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那么，用"历史之火"来烧治"历史的健忘症"，或许是必要的。
　　我现在的回忆就是为了把往事赠送给今天，把昨天奉献给明天，纪念过去，启示未来。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说："耶和华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嘱天使引领城中唯一的义人罗得和其妻以及两个女儿出城。在城外，天使对罗得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结果耶和华在毁城的时候，罗得走在后头的妻子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竟变成一根盐柱。"
　　这个《圣经》故事，寓意颇深，细思令人毛骨悚然。它告诫人们，不要违背上帝的意旨，回头看那生活被毁灭的场景，不然就会受到神祗的可怕惩罚。宗教的上帝戒条，是用恐惧恫吓人的。很多人就是带着被打入地狱的恐惧，拜倒在神坛的。这使我想起了列宁的警句："恐惧创造神"。不过，现在我们完全不必恐惧，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耶和华是不存在的。而且，神的太阳已经落下，人的太阳正在升起，造神的群魔也已被钉在历史的罪恶柱上。那种可以在举手间毁灭文明，涂炭生灵，并能把任何人变成"盐柱"的神魔时代，也都过去了。
　　我的自述，仅限于解放后我的遭遇的局部，我现在还没有时间记载下我的全部回忆录，那是需要我整个余年的工程。不久前，我看到一部血写的大书，书名是《历史在这里沉思》。书中辑录了上自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以及学者、专家、教师、文学艺术家，甚至包括掏粪工人的优秀代表们血染的历史。我也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庞大的群体。那么，就让我们也在这里开始我们"历史的沉思"。
　　且勿忘记恩格斯的教导："一切历史都要从头研究。"
　　因为，没有答案的历史是不会平静的。
　　
　　三根支柱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解放前夕，我在南京《大江晚报》任总编辑。当"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在那沉沉黑夜里，我是以狂喜的笔墨在报纸上写了《天亮了》的社论，迎来了解放。接着，在1950年，我便走上了上海美专的大学讲坛，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1957年我们国家掀起了"反右斗争"的政治风暴，从那时起，生活向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被开除公职，送到农场劳动教养。1966年，我们国家又掀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风暴，"文化革命"兴起。我以反林彪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71年被判死刑。而正在上报待批的时刻，"9·13"事件爆发，"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天马行空，折戟沉沙，一命呜呼了。原来他才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我这个以反"副统帅"林彪的"现反"的死刑，当然不能执行，已经印好的那个在我的名字上划好"红"的立即执行的死刑判决书，只好销毁。按理，我是应该被"英雄般"地释放出来，戴上革命者的桂冠。可是，那是一个政治逻辑混乱的年代，不但没有释放，反而在监狱里一关又是四年。在1974年，我不反"副统帅"了，但是还有个"旗手"哩，却以反"旗手"江青的罪名被改判为最高刑期20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1979年才获得了平反出狱，我直奔上海，1980年才改正了右派。23年的右派磨难，10年冤狱的迫害，这期间，长子自杀，二子送人，妻子和小女儿发疯，骨肉离散，家破人亡。面对这一切，我是怎样挺过来的？我是怎样生存下来，没有被邪恶毁灭、没有被黑暗吞没呢？当我在1979年出狱回到上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我的同龄人所剩无几了。他们有的被迫害致死了，有的自杀了，有的残废了，有的发疯了。当我出现在一些幸存者眼前时，他们好像发现了一个幽灵似的吃惊了，他们认为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们说："哎呀，你怎么还活着？！"他们追问着："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呢？"我回答了，我说千言万语只有六个字，这就是：知识、理想、信念。我说知识、理想、信念是我身上的三根支柱，使我风雨不折，雷电不击，历经摧残而不倒，挺立了过来。因为，知识产生力量，理想产生希望，信念产生意志，三者形成的合力，投入实践，证明了真理的生命的确是不可被征服的。
　　因此，在生活中人不能没有知识，不能没有理想，不能没有信念，人有了这三根支柱，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人。
　　那么，支持我精神上的三根支柱是怎样形成的呢？
　　
　　力量之源
　　我生长在一个学者和民主革命者的家庭。先祖景梅九作为革命家，他对我人生之路启蒙教育，就是勉励我人须有志，志当高远；"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作为学者，他对我治学之道的启蒙教育，就是提醒我注意要学以致用，不做空头学问家。他特别指出在《论语》一书的第一篇《学而》里的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他教导说，这是孔子儒家治学、立言、修身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这个"习"字，不仅指"温故而知新"的温习解，更重要的是指"致用"，就是实践。以上两点，人生之路，治学之道，我是铭刻在心而受益无穷的。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不就是兼济天下吗？马克思认为知识是批判的武器，不就是学以致用吗？
　　家中藏书颇丰，有博览饱读的条件，提供了把各种思想学说进行比较的可能。中国的从《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孔子儒家的以礼为本的仁政德治；墨子的兼爱非攻；老庄的无为而治；韩非、商鞅的严刑酷法；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康、梁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主义；欧洲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列夫·托尔斯泰的"勿以暴惩恶"的思想；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尼采、叔本华的超人哲学等等，等等，我一一披阅，探索思考。在这个书族世界里，我特别醉心于哲学王国。各种思潮在我心中交并，其中有些精辟之论，令我为之倾倒，但作为整体思想，却都未能完全使我膜拜。因为有许多认识之谜，没有解破，没有提供可以征服我的答案。如人与宇宙、人与社会之谜；如历史演变的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之谜；如国家与暴力、家庭与人际之谜；以及人与宗教、人自身之谜等等，上述思想家的论说，都未能解决我求索的悬案。在探索中我终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阅读思考之下，我简直惊喜地感到我攀上了哲学的峰巅，看到了科学思想的壮丽日出。共产主义真理的光华四射，使我思想中的迷雾尽扫，感到这才是雄辩的哲学、雄辩的观点、雄辩的方法。从那个时期起，在我生活中、思想中开始有了航标，指导了我的道路。这当然不是说，那时我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真理，像雷电火一样，在我心中轰鸣、闪光、燃烧，使我在思想中产生了理想和追求，使我在1942年秋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时候而遭拘捕；使我在1945年春新婚之家掩藏了一个从国民党西北劳动营潜逃出来的革命青年达一年之久；使我在1946年春冒死潜入山西一个解放区进行了秘密采访；使我工作过的报社因我对黑暗统治的揭露有的被捣毁，有的被查封，有的把我驱逐。总之，我心中追求的理想使我和那个世界格格不入，使我在旧社会的黑暗中没有迷失方向而沉沦。
　　这就是知识认识了真理，真理激发了理想，理想产生了信念，武装了我，给了我力量，形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所以，在我们即将进入历史的沉思，回答我怎样迎接严酷的挑战的时候，我想再次强调一下知识、理想和信念对人在生活实践中的强大作用。
　　马克思说："知识越多，人的精神境界也就越宽广。因此，知识不仅对于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有巨大作用，而且也是陶冶人们心灵的杠杆，使人成为强者，成为理智的人。"我的生活历程，深刻地证明了马克思对知识巨大作用的概括。
　　关于理想信念，诗人流沙河在一首题名为《理想》的诗的第一节里这样写着："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人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流沙河就是在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冷酷打击下，靠理想之火，理想之灯，在漫漫的黑夜中，把他引上生活黎明之路的；我也是靠理想之火点燃的明灯，把我引出黑暗的炼狱之门的。
　　但是，知识、理想必须在严酷的生活中验证，书本上的知识，教条中的理想，并不会给人发一个生活通行证。关于这个道理，请听马克思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在逝世前一年(1882年)，写给他第二个女儿劳拉的一封信里讲了一个阿拉伯寓言，他说："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现在你就失去了你整个生命！
　　这个寓言如此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思想，他希望人们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他的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主张亲身参加变革世界的实践，他嘲笑了那种空谈教义的人。
　　马克思晚年这个强烈的愿望，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严正的教育，知识和理想都必须在生活实践中接受考验。我没有忘记马克思的教导，我是带着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走进历史，迎接挑战的。
　　从1957年-1987年，三个十年，我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我把它划分为十年痛苦期，十年斗争期，十年反馈期。
　　
　　十年痛苦期
　　
　　反右春秋
　　解放，这是一个伟大的词，它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燃烧着激情，走进了全新的生活。1950年我在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接受了历史的洗礼，于1951年被分配到上海美专讲授马克思主义，在红色的讲坛上，我置身于青年之间，和青年结伴，瞩目未来，向青年的心灵掘进，播撒着真理的种子，为明天而工作。接着，我又受聘于上海同德医学院和诚孚纺专任两校兼职教授。
　　1952年，我以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提出了入党申请。我认为我这个教授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共产党员，这不合乎罗辑。1956年我再次提出申请入党要求，正在我等待党考查我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里，一场政治风暴掀起了，这就是1957年的整党整风中的"反右运动"。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时，党号召党外人士积极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我以为党考查我的时候来临了，我以我的信仰，我对党的忠诚，对当时学校党的领导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对学校党的组织和领导表现为独立王国和小国之君、一统天下的现象，我认为不应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的作风，有背于巴黎公社人民公仆的原则。于是我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朕即党对吗？》的文章，表述了我的意见。我是以赤诚的态度，怀着崇敬之情写那篇文章的，我以为党的整风，却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意见，显示了共产党的伟大胸襟，这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风格。但是，不久之后形势骤变，"右派"的提法已在报端出现，当时我真是困惑不解的。接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这篇社论，赫然发表。那时，虽然已经有人提醒我"气候不对"，劝我"慎言"。可我竟然仍以书生之见，投书上海《解放日报》，表示异议，与《文汇报》声辩。此举在一些人看来，简直是愚蠢至极；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顽固不化了。但是，我自问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云云，与我无关，也就我行我素。当时，全国"反右"形势渐明。"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才感到一股冷空气向我袭来。果然，在当时中共上海市召开的全市文教界"反右"广播大会上，我被公然点了名！一刹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我被列为上海市首批重点批判的"大右派"之一。在继之而来的连续批判会上，开始我还据理争辩，渐次，我才发现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谈，我听到的只是一片"打倒"的口号声，最后断然剥夺了了我的辩论权，我也就默然了。
　　接着，我被取消了执教资格，赶下了讲坛。突然，一个使我大为震惊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学生竟然关起教室的门，拒绝代替我上课的教师入门。这个教师恰恰就是起初鼓动我鸣放而后又"反戈一击"因而立了首功的人。这个原来是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用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手法，使他在"反右运动"中一时崭露头角，成为反右的"英雄人物"。但是，青年学生却向他投以蔑视，表示了对我的同情，伸张了义愤。这一幕"壮举"当然是演不下去的。由于我已被隔绝，我并不了解详情，但我已预感到它的悲剧性。果然，以后我听说那个班级的团支部书记、班长和其它四名班干部，四男二女，全都戴上"右派"帽子，分配到新疆、福建的山区，一去23年。在我1980年平反后回到上海改正"右派"的时候，我们终于见面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今都已是风尘满面的中年人了。他们也从埋葬了他们青春年华的边陲山地回到上海进行改正平反工作。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站起身来，深深地向他们鞠躬致敬，表示了我对他们因我而蒙受苦难的歉疚之情。我没有想到，他们全都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握住我的手，含泪说道："先生，你不必这样自责，你无须感到歉疚，因为你当时并不知道，那完全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我们并不追悔，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尽管我们付出了难以补偿的代价，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如果历史重演，我们还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一席话说得我泪如泉涌、情难以禁了，我看到每个人的眼里，都滚动着泪水。这时，我感到了人的崇高、人的价值；我感到了一个教师的崇高、教师的价值，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给人以安慰的鼓舞呢！
　　这里，我也想补叙一下当年那位"反右英雄"的结局：他并没有风流几时，在"反右"后期，由于"右派名额比例"的需要，把他也"补"进去了。在他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后不久，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他一头扎进了一个烂泥塘，给淹死了。有人谈到这个时，说这简直是很大的讽刺性喜剧。我却不以为然，我听了以后，反而很悲哀，认为这是一个人更大的悲剧。作为一个人，他是多么可怜啊！他是多么可悲啊！有一种动物它会经常变幻自己的颜色，这就是变色龙，但那只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我们可以发现，有种人也会经常改变自己的颜色，却是为了欺骗、自私和陷害。这种东西，在以后的"十年文革"中，就表演得更充分了，在这一点上，人不如动物。难怪一位哲学家说，最可怕的不是动物，而是人！这使人想起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描写的那个《画皮》。
　　上面这一段插话，可以使我们看到两种悲剧：一种是严肃的悲剧，它使我们看到人的价值。一种是喜剧性的悲剧，它使我们看到卑下的人。
　　学生"罢课"，既没能保护我，也没有能保护他们自己。其结果是他们为此付出了全部青春的代价，而对我当时的直接结果是，我被取消了一般劳动的资格，命令我打扫厕所，以示惩罚。历来统治者都把劳动苦役做为惩罚人的手段，把劳动看成卑贱者的事。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应该受到尊重的。马克思曾经这样指出："劳动是社会弊端的伟大防腐剂。"可是在我们这里，有人依然沿袭历代统治者的观念和作法，把劳动看成卑贱，把劳动当成惩罚。劳动当然是可以改造人的，但如果我们把劳动当作单纯惩罚人的手段，我们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神圣的原则，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堕落。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并不认为打扫厕所是卑贱者的事，既然取消了我的发言权，打扫厕所也是工作。所以，我并不卑贱，因为人人都要上厕所。相反，那些把打扫厕所当成卑贱的人，倒是卑贱者。所以，我忠实地执行我扫除厕所污秽的任务，把厕所打扫得空前的干干净净，可惜没有给我喷香剂，否则倒真的可以乐在其中了。
　　
　　孤愤寄思
　　清扫厕所是简单的劳动，耗费不了我的全部精力，晚间是属于我的。夜深人静，独入陋室，我便思想。对反右运动，我不理解，不能接受我是右派的现实。我还没有残酷斗争的经验，不能预见一个右派的生活前途。我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个莫须有的右派帽子，竟会吞没了我的壮年生活，迫使我家迫人亡！
　　我在苦思冥想反右运动在政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同时，我也在想着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世界的政治斗争史，共产国际的斗争史，联共(布)的斗争史，我在追索答案。英国的大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政治活动是一种剧烈的角逐，甚至比战争还要残酷。因为在战争中你只死一次，而在政治斗争中你要死好几次！"我难道真的竟陷入这样一场政治斗争中了吗？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有一个绰号叫"鬼见愁"的伏脱冷，他在《毁灭》这部书中伪装成一个神父，他说过的一段话，曾像枪弹一样射入我的心中："在政治斗争中消灭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清除一个障碍！"假设果真如此，我仍然不能理解我怎么竟成了新社会的障碍？我陷入困惑痛苦中。
　　于是，我又在想人与历史、生命与时间，思考人在生活逆流中的浮沉。我想到我读的书，我的知识，我的追求，终究不是为走向厕所，而是为了贡献社会。我想着人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应无所作为，人必须做些什么。我想起了酝酿心中已久的创作计划。解放前我写过几部书，我是不满意的，现在既然剥夺了我教书的可能，我为什么不写书呢？但前途未卜、险象环生的思虑，像梦魇一样压迫着我的头脑，窒息着我的声音，扼制着我的双手。我在这种自我苦斗中陡然思想起司马迁的生平和屈辱。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的一段话赫然涌上心头：
　　"古有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这一段传诵史册的激愤之词，表现出深受奇耻大辱的司马迁的悲愤和刚烈，他从古代先贤在危难中的发愤而作的事迹中，汲取了至刚至高的精神。忍辱负重，誓写《史记》，终于为世界留下了这一部"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而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大书！思想到古代先贤的遭遇和壮举，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什么呢？我好像被猛击一掌，拍案而起，不效怨天尤人之辈，而步仁人志士之后尘，身处逆境而发愤，我决定投笔书案，秉灯写书了。
　　恰在这时，一个在剧团编剧的友人，了解我的处境和苦恼，约我写剧。半年之内，劳动之余，我在苦闷的长夜，宵衣旰食，化名"伊君"一连写了三个剧本：《钟声魔影》、《周璇的一生》、《复活》。在《钟》剧中，我揭露了披着宗教画皮的帝国主义的罪恶；在《周》剧中，我鞭挞了旧社会，讴歌了新社会；在《复》剧中，我呼吁人的人性和理性的复归。这三部剧很快被搬上舞台，上海的《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发表了评论，上海电台全剧实况录音播放，场场满座，轰动一时。戏剧界在探询着真实的作者，这当然不可能隐瞒住的。那时我还曾想，这三部戏剧应该能证明我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热爱党的事业，也许还能证明我不是什么"右派"哩。可是，当了解到这三部戏剧是我写的以后，报纸上立刻发表声明，指出这些剧作是"右派分子"景克宁所写，通令禁演。就是这样，佳作一夜之间变成了毒草，变成了我"对抗改造、继续放毒"的罪行。并以此为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定为"极右"，开除公职，送到农村劳动教养。
　　这就是我在痛苦中孤愤寄思，仍想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结果。
　　
　　生离死别
　　从1958年到1964年，是我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间。
　　我被开除公职，每月生活费15元，我的家庭陷入了绝境。当时我有子女五人，长子读初中，次女读小学，其余皆幼。妻子因子女多、身体弱，所以未曾工作。我当时每月工资200多元，除家用外，全部买了书，没有积蓄。哪里能想到会骤然断绝了经济来源呢？而且，我的妻子当时正患肺结核，时常咯血。我被送到农村，留下患病的妻子和五个幼小的子女，家中再无经济来源，她们怎样生活下去呢？这个南国的弱女子能承受得住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打击吗？
　　平常她的话不多，反右以后，她更缄默无语。她没有劝过我，也没有安慰我。但我发现一双受惊的眼睛一直在追随着我，她失眠严重，又常常夜半惊叫而起。当上海各报在头条位置登出了我做为"大右派"被批判的消息后，我回到家，她惊疑地迎上我，问："是真的吗？"我点点头，问："你相信吗？"她摇摇头。够了！我很疲劳，神力交瘁，不想多说。这就够了，在我们点头摇头之间，理解的信号得到了传递，不需多言。不过从那以后，她更消瘦下去。与此同时，我却发现我的书房简直是明窗净几，书架粒尘不染，饭桌上尽是我喜食的菜肴，甚至久已弃之不用的花瓶也竟然插上了鲜花，这一切异常意味着什么，我当然懂得。我们这个平常欢声笑语的家庭，变得严肃起来，孩子们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连走路都是轻轻的，我却感到窒息。她在默默地运筹着，她已经预感到我们这个家将会发生可怕的倾斜！
　　现在，生活的断裂就在眼前，可怕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她的眼睛不再是吃惊，现在满是悲哀，缄默地在为她的丈夫检点行装。我站在一旁看着她，不知应该对她说些什么？既然我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情况都已发生，那么什么变故不会发生呢？所以空言安慰，形同欺骗，在我们之间，我是不愿为的。我只能也沉默地看着她在打点，每样东西在她手中似乎都很沉重，她不像在为丈夫送行，倒像是永诀。我看着房内我所熟悉的一切，看着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家庭，突然想到：社会、世界、生活对妇女充满了陷阱，似乎只有家庭才是安全的庇护所。但今天对她来说，这个庇护所已经不复存在了。记不清在什么作品上有这样一段话："女子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名字，她只是丈夫的妻子，儿女的母亲，家庭的奴仆。她不知道自己是谁，她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因此，有人给女人起了一个总名："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五个幼小子女的母亲，一直依附着丈夫，在解放前的风雨里程上，栉风沐雨，陪伴着丈夫走进了新社会，感谢党，使她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庇护所。可是，顷刻之间，一个从天而降的政治霹雳，击倒了她的庇护所。现在，她知道她是谁吗？她知道她将要站在什么地方吗？！想到这些，我不能自控，抓起她的双手，欲言无语，我能说什么呢？她失声痛哭了，在哭声中说："放心地去，保重自己，不要想家。我可以替人洗衣服、可以当保姆、可以做工养家的！"
　　我到农场劳动服教去了。在初期，农场还有点人情味，允许劳教右派每月探一次家。我回去几次，发现她已经在给人洗衣物；接着发现她仅有的几件饰物，房中的家具，最后是我的衣物，相继变卖一空了。但是，我却发现我的书架依然粒尘不染，满房子的书依然完整无损地陈列在那里，一本也不少！她知道我爱书如命，她不忍心卖我的书。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到家，看到她在房中饮泣着。我问我的小女儿："妈妈为什么哭呀？"小女儿回答说："妈妈没有钱买盐。"我心中一震，不是买菜、买油，而是没有钱买盐！我环视着我那些书，看着低头不语的妻子，我终于做了决定。我走向她，说："卖书吧！我们卖书吧！"这个时候，本来低声饮泣的她，一下放声恸哭起来。她懂得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不容易的，是非常艰难的。她懂得卖书，无疑就是卖我的良知、卖我的荣誉、卖我的血肉、甚至就是卖我的生命！但是，人不能不生活。就是这样，我多少年苦心经营的几千册书，一本一本地卖掉了，但是，六口之家，仍然不能生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她终于争取到一个给人送报的临时工作。一次，我在一个角落发现一块满是血迹的深色毛巾，以后我知道她常是带着深色毛巾，咯着血爬着高楼给人送报的。一个病弱的躯体，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承受力？用她的话说，因为我还在，因为她记着我下乡时让她且勿忘记的一句话，我告诉她那是马克思夫人燕妮在一生艰难困苦中的信念："永不绝望！"
　　但是，她不知道，一个对她更为严酷的打击就要来临。我在1959年初突然被公安局拘禁收审了，一时我和她割断了音讯。在预审中我才知道对我拘禁的两个罪名：在改造中继续"放毒"和有"越境叛国嫌疑"。对此我是坦然的，我申明我并未放毒，我只是对有些问题不理解。关于"叛国"问题，使我想起了一个插曲：当我定为右派以后，一个友人谈到这样打击知识分子，会把人逼走的。他说有人就对他谈到越境去香港的问题。我当时听后即明确表态：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决不做无国游魂。爱祖国，是我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观念，在我看来，没有祖国，就没有人类！我斩钉截铁地对审问者申明了我的思想。两个月以后，我被查明宣释，仍然送回农场劳动。
　　当我请假直奔上海，走进家门的时候，已是人去楼空，换了新居了。邻居才告诉我，我被拘禁后，公安局先后两次抄了家，我的妻子在一次大咯血后发疯了，终于被西安的祖父景梅九派人接返西安。
　　我经历了第一次无别的"生离"，当我还没有在这一次打击中平息下来之际，两次"死别"又接踵而至！
　　1959年，从西安传来祖父病亡的噩耗。我要求请假奔丧，回答是："不准丧假，安心改造。"以后，我的妻子告诉了我，老人家是呼唤着的我名字离开人世的。
　　做为先祖的唯一的传人，我未能亲送他的天年，使他抱憾而去，我是遗恨终生的。先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是同盟会的元老，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创办的《国风报》，反对帝制，宣传民主革命，影响巨大。孙中山评说："《国风报》可抵十万大军！"著名革命家续范亭将军赞誉："《国风报》是西北革命军的精魂。"他一生反帝、反袁、反蒋、反阎。解放后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联电请他"请赴北京，共商国事"。他因年老示函告我，要我陪同他赴京一行。那时我已在大学执教，不愿离开教坛，未能践行。现在我是追悔莫及，遗憾难补了！
　　先祖死别，大痛未息，谁知在1960年夏，我的妻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苍白消损，形同幽灵。我预感不测，不知所对。她对我说，她已替我向农场请好了假，让我回西安家中探亲。我追问之再，她只是反复说："孩子想你。"再无多语。在西行的车上，她总是以同一句话回答我的追问，了无他言。一路沉默，我是满腹惊疑，她是形影相吊。终于回到了家，当我揭开门帘，眼前出现的竟是白布裹尸，原是我的长子遗体在目了！这时，一路默然的妻子，已经超过了她自控的极限，昏倒在儿子的棺侧了。我才发现她手上的一片白纸，原来是我长子的遗书，上面写着："妈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弟妹们。但我没有办法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告诉爸爸，他知道了会难受，而且会责备我的。"我简直感到如雷轰顶，万箭穿心。看着眼前面目难辩的陈尸，棺侧昏倒的妻子，几个哭成一片的子女，我痛击灵案，仰天长叹："太可惜了，太无知了！"我痛加自责，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我的处境可能给孩子生活带来严酷的打击呢？在我下放劳动告别家人时，为什么只给他留下简单的叮嘱"苦读书，爱真理"！而没有让他理解一个重要的道理：生活不都是微笑，人类社会总是踏着悲剧脚印前进的这一基本事实呢？！先祖抱憾而去，爱子含恨地下，做为人子人父，我何以自解？何以对亲人？何以告天地？！我只能长叹息以掩涕！
　　我和妻子草草把爱子埋葬在一个冷乡山脚。祖父已逝，再无依靠，为了给幼子找一活路，我们决定把他送给四川的一个友人抚养，这又是"生别"；两次生别，两次死离，构成了我们家庭的生离死别的悲剧。
　　我又告别了妻子，回到上海农场继续改造。
　　我在劳动中没有中止我对反右运动的思考，我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从共产国际的复杂斗争史中，既找不到理论的答案，也找不到实践的根据，我倒是从联共(布)党史中，似乎寻觅到一点相似的影迹，从这中间我痛感到自毁革命的危机和可怖的政治前景。
　　我的这种痛苦的思考，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这十年中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所以我把它叫"十年痛苦期"。
　　左的思想，左的路线，左的政策，形成了恶性的左的逆向历史的疯狂逻辑，给党内外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提供了权欲膨胀的时机，一场政治飓风在运行中，突然间，在中国大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序幕，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民族大浩劫的一页！
　　我从"十年痛苦期"中走出，睁开我迷惘的眼睛，我终于逐渐弄清了我十年间未曾解开的死结，我的思想获得了解放，自觉地走进了我的"十年斗争期"。
　　（责编董岩）
　　（题图为景克宁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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