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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出导向法”研究前沿

    时间:2021-03-26 04:05: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内容摘要:“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文秋芳2015)自提出后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对相关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进行了评析。总体而言,该理论体系已基本建立,并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但诸多环节需要进一步细化,对外语教学的有效性也有待验证。
      关键词:“产出导向法” 理论探索 实证研究
      2015年,国内外语教育著名学者文秋芳教授在国内外语类权威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刊发文章,首次提出“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理论体系。该体系提出后在国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催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以及实证研究。相关研究以倍数的速度在增加,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标题包含“产出导向法”的论文多达126篇,其中17篇发表于CSSCI或外语类核心期刊,外语类核心刊物《现代外语》和外语类著名刊物《中国应用语言学》(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分别在2017年第2期和第4期独辟专栏刊发与“产出导向法”相关的系列研究。本文拟对“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和评析,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探索
      对“产出导向法”的理论探索可分为三个部分:(1)理论体系的阐释与修正;(2)理论体系的拓展;(3)其他理论探讨。
      1.理论体系的阐释和修正
      “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是为解决中国大学外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端而尝试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理论(文秋芳 2017)。作为理论体系的创始人,文秋芳(2015)多次撰文对“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进行阐释。该理论体系由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三部分组成,教学理念主要包括“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和“全人教育说”;教学假设包括“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和“选择性学习”;而以教师为中介的教学流程主要涵盖三个阶段:驱动、促成和评价,教师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引领、设计、支架作用等。
      经过进一步的思考和提炼,文秋芳(2017)对“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作了修正:(1)在原有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评促学”假设;(2)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为“输出驱动假设”找到传统理据;(3)将体系中的“以教师为中介”修改为“教师主导”;(4)进一步阐释了体系的中国特色及其来源,指出其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四方面:融合课程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两个视角;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2.理论体系的拓展
      “产出导向法”从一开始便着眼于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的难题,并在教学实践与应用中得到不断拓展。文秋芳(2017)提出了“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的理论框架:(1)教学材料使用理念:“教师主导说”、“产出目标决定说”和“输入材料服务说”;(2)教学材料使用过程,是教师选择和转换教学材料的过程;(3)教学材料使用有效性评价标准:“产出目标恰当性”、“促成活动有效性”和“产出目标达成性”。
      为应对“产出导向法”实施过程中设计促成活动时输入材料的选择与转换这一实践难题,邱琳(2017)在文秋芳(2017)提出的促成活动有效性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提炼出促成活动有效性评价指标的落实途径。这些落实途径的提出提高了促成活动设计的可操作性和可测量性。
      针对我国大学英语班级大,教师工作负担重,提供及时有效的评价难度大这一现实问题,文秋芳(2016)提出了“师生合作评价”的评价形式,并就其提出的背景、相关实证研究、与其他评价方式的异同、实施的步骤和要求以及实施理念等作了极为详细的阐述。该评价体系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非常强,但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评价体系对语言教学的有效性尚有待进一步验证。
      曹巧珍(2017)提出在“促成”阶段,教师的“脚手架”作用主要表现为“纵向脚手架”和“横向脚手架”两个维度,并以《新一代大学英语》第二册第四单元为例,详细阐释课堂教学中如何逐步搭建纵向和横向脚手架,以及如何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调整脚手架。该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产出导向法”对教师脚手架作用的阐述。
      这部分研究使“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提高了其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3.其他理論探讨
      随着“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的日渐完善,国内其他学者也对其展开了讨论。邓海龙(2018)对任务型教学法与“产出导向法”进行了对比,认为两种方法在教学理念上都重视“全人教育”和“在做中学”,但采用了“学生中心”或“学习中心”两个不同主张;在教学假设上都对“输出”和“输入”给予特别关注,但表现出“重用轻学”或“学用一体”的差异;在教学流程上,都以语言运用作为教学活动的基础,但存在“评学分离”或“以评为学”的分别。顾琪璋(2016)探讨了“产出导向法”与英语课堂人文素质教育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认为“产出导向法”有利于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课堂效率,将课堂作为文化和语言社会化的实践过程,真正贯彻人文素质教育的理念。
      总体而言,“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对其理论探索并没有停止,理论体系在教学实践与应用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
      二.应用研究
      自“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提出后,国内学者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有效性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
      1.有效性实证研究
      对“产出导向法”进行有效性检验的主要手段是实验,通过比较实验前后受试的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发展情况得出“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有效性。齐品&史晓春(2016)结合量性和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实验考察了“产出导向法”对学生可选择性输出语言的成效和口语产出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出导向法”能够激活学生已有的语言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可选择性输出语言的效率,促进口语输出能力的提升。张伶俐(2017)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验检验了“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有效性,研究发现“产出导向法”对受试英语总体水平的提高无效,但对英语高水平受试的英语总体水平提高有显著作用,受试的英语学习动机也得到明显提升。张文娟(2017)就一个单元教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课堂实验,探究“产出导向法”对英语作文质量和目标语言项目习得的效果。实验结果显示“产出导向法”对学生作文质量的总体提高无显著效果,对作文的“语言”提高有效,对作文的“内容”和“语篇结构”提高无效,对目标语言项目的习得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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