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美学的两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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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文学与图像对“翻身”的反复叙述，在现代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艺术现象，也是文學史与美术史中独具特色和颇具影响的部分。文学与图像在“翻身”叙事上有颇多相互转化、相互阐释之处，呈现出明显而特殊的互文性。“翻身”叙事的文学和图像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征，在文学和图像营造的“包围式结构”中，地主都是一个中心化的存在。文学与图像都着力构筑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都因其中潜藏的宣泄一抑制一疏导机制而呈现出别样的艺术张力。“翻身”叙事的文学和图像，都被一种强大的政治美学法则所统摄，这使得文学与图像均成为这一政治美学的形象化表征。
　　关键词 “翻身”叙事政治美学文学与图像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8—0084—07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对于这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运动，文学和图像均有细致而经典的描写。它们都致力于凸显土改运动的“翻身”主题，描写农民通过诉苦会、清算会、批斗会、群众大会等手段，打倒了作为剥削者与权威者的地主，获得了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解放，而“翻身”是对这一结果的形象化说法。意味深长的是，文学与图像所用符号虽截然相异，但在“翻身”叙事上却存在惊人的互通之处，可相互阐释，甚至可相互转化，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对这一互文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十七年”文学与图像的理解，更有助于探讨文学符号与视觉符号之间的深层关联。
　　一、“翻身”图文的同质化
　　应该说，文学与图像中的“翻身”叙事由来已久，1930年代的革命小说和左翼美术中就出现过对此主题的描写。但只有在土地改革成为一场由政党和国家权力支持的全国性运动之后，图像和文学集中而持续地展开对土地改革的书写，“翻身”叙事才成为文艺史上一个特别且重要的现象。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亦称“五四指示”），标志着全局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始。而在此之前，延安已出现了不少此类题材的木刻作品，如江丰的《清算斗争》（1942年，图1）和古元的《减租会》（1943年，图2）都较知名。
　　“五四指示”发布后的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高潮。到了1953年，除新疆、西藏等部分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席卷全国之际，正是以此为内容的图像和文学作品大量产出之时。图像对这一运动的表现，多选择诉苦会、清算会、斗争会、群众大会等仪式化场景，通过构图、色彩、线条的特殊使用强化阶级对立、突出人物特征、展现斗争结果，进而凸显“翻身”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代表性的图像大致有：马达的木刻《土改》（1947年），彦涵的木刻《斗争地主》（1947年）和《审问》（1948年），莫朴的木刻《清算图》（1949年）以及石鲁的木刻《说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代表性的图像有：刘岘的木刻《斗争恶霸》（1950年），张怀江的木刻《斗争恶霸大会》（1950年），王流秋的素描《反恶霸斗争》（1950年），陈尊三的纸本水墨《暴风骤雨》插图（1956年），王式廓的素描《血衣》（1959年），贺友直、应野平的中国画《控诉地主》（1959年），张奠宇、赵宗藻、曹剑锋的铜版画《斗争恶霸》（1959年）以及周波的中国画《变不了天》（1965年）等。需要说明的是，土地改革在1953年虽已初步完成，但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被批斗的地主形象又重新显现在图像之中。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这些作品因题材重大、表现生动而影响甚巨，有不少艺术家如古元等借此奠定了其在美术界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前后相继，形成了一种描写此类题材的“典范”。
　　文学作品中“翻身”叙事的发展轨迹与图像大体相同。建国前，以描写土改闻名的小说有周立波《暴风骤雨》（1948-1949年）、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赵树理《邪不压正》等；建国后“十七年”这样的小说更是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有陈学昭《土地》（1953年）、陆地《美丽的南方》（1960年）、李乔《欢笑的金沙江》（1961-1963年）、王西彦《春回地暖》（1963年）等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其在“十七年”文学中的“正典”地位自不待言。其他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在“十七年”也产生过重要影响。与图像中固定化的时空不同的是，文学作品往往试图展现土地改革运动斗争复杂而惊心动魄的全过程，土地改革的胜利也常常以诉苦会、清算会、斗争会的召开为前提或标志，作为文本叙事高潮的诉苦会、清算会、斗争会也同样是图像着力描写之处。
　　统观图像与文学的“翻身”叙事，无不具有公式化、模式化的特征。若忽略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描写，这些图像在人员构成、人物塑造及表现手法上并无太大差异；而小说对诉苦会、清算会、斗争会的叙述也具有模式化同质化的特征。这样，不仅图与图、文与文趋同，图与文也可互通互配，任一图像几乎可与任一小说中的描写相互搭配相互阐释。例如，在小说所描写的斗争会批斗会上，寡妇和老年妇女往往扮演着重要的控诉者的角色，也是点燃群众怨恨怒火的主要因素，如陈学昭《土地》中批斗地主俞有升的场面：
　　他被押到台上以后，拼命地想钻到台角落里去，可是台下的人们喊起来了：“跪下来！跪到台前来！”他只得跪倒在台前。……控诉的人排着队伍地立在通主席台的楼梯边，长长的一行。当林队长宣布斗争大会开始了，前面的人便争先地到了台上。周雪珍同了周德才的娘和葛炳林的妻，老早就坐在台边的一只长凳上，德才的娘今天是支了一根拐杖来的，这时候她抢先立起来，雪珍一把把她扶到了台前，……这时候，黄墩村的人们喊起了口号：“撤换狗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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