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金控家族风云
时间：2021-03-08 12:03: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单独执业到许可混业经营，从民营资本不可染指金融业到五大金控家族的诞生，台湾地区在两次“金融改革”期间，力推“大金企”概念，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元大马家与华南林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兼并扩张，成为金融业新霸主。从五大金控家族壮大过程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金融改革”为民营资本带来了巨大的红利，提高了企业的市占率，但政商关系的博弈风险亦在所难免。那些未能保持底线的企业家，家族声誉及百年基业双双受损。
2013年2月，台湾元大集团前董事长马志玲，因为背信及违反“证券交易法”等罪名，被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判处7年4个月的刑期。2013年5月，台湾望族辜家第四代接班人、中信金控前副董事长辜仲谅因为“红火案”被判处9年8个月的重刑。辜仲谅之弟、掌控开发金控的辜仲莹也在同一时期因金鼎证券购并弊案被判刑4个月。这些台湾地区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落马，究其原因，令人咋舌。自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来，陈水扁推动了两次“金融改革”，誓言要打造“具国际竞争力的台湾金融体系”。但事与愿违，两次“金融改革”并未显著提升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反倒沦为其敛财工具，甚至被外界称为“骗局一场”。而台湾金控家族在“金改”时期收获滚滚红利，现在却有部分核心人物身陷勾结贪腐官员的不当行径中，更落得锒铛入狱、名誉扫地。
动荡年代一向是机会主义者的年代。20世纪初，移居至台湾地区的各个家族开始经营生意，他们通过姻亲关系、政治及商业联盟，同时以家族企业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起庞大且强有力的关系网，逐渐发展成为雄霸一方的家族集团，旗下生意几乎涵盖各个行业。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金融业却是少数还未被各大世家占据的处女地，也是众民营资本虎视眈眈的一个领域。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台湾两次“金融改革”期间，富邦国泰蔡家、新光台新吴家、中信辜家、华南林家与元大马家纵横政商两界，积极寻求扩张，成功突围，成就在台湾金融业的新霸权。随着规模的急遽扩张，在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十家企业中，金融控股公司占到了其中的9家。2011年，根据《天下》杂志的统计，台湾地区以“新五大家族”为首的十大家族财团共掌握了13大金融和商业集团，旗下共有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6万亿元新台币，占台湾地区股市总市值的1/4；另外，“新五大家族”旗下总共不过数百家企业，但其营业收入总和却占台湾地区GDP的10%以上，足见其在台湾产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布斯》2013台湾地区50富豪榜也由上述财阀家族牢牢把持着（表1），富邦蔡家的蔡万才家族以85亿美元资产高居榜单第2位；系出国泰蔡家的蔡宏图兄弟与蔡镇宇则分别以29亿、21亿美元居榜单第12、14位；新光吴东进家族以19亿美元资产位列第15位；板桥林明成家族以11.2亿美元占据第31位；而鹿港辜家的和信辜成允家族与中信辜家虽经历分家之殇，但仍分别以14.4亿和8.75亿美元身家双双进入榜单，分列第24和38位（表1）。
然而，经历了两次“改革”的台湾金融业长期绩效依旧不佳，国际化程度低下，社会各界无不摇头叹息。台湾“金融改革”与五大金控家族的故事，非常值得研究。
台湾地区两次“金融改革”
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地区，金融业一直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其中的三大基础产业为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在台湾地区原有“法律”的规定下，三者独立经营，不能互相控股。
1980年以前，台湾银行业一直受到严格管控，当局只允许建立公营银行，称为“公股银行”。直到1980年以后，台湾地区戒严令取消，台湾“财政部”才开始提出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解除利率管制和推动外汇市场自由化来振兴金融业。在证券业方面，台湾当局大幅放宽了资本管制并解除了经常账户的外汇管制，此前门可罗雀的台湾证券交易所也因此变得车水马龙，日均成交量从1982年的1.3亿元新台币增长到1989年的256亿元新台币，7年间翻了近200倍。在银行业方面，两项主要改革措施是：1989年“银行法”第41条对于银行存款与放款利率管制的取消，以及1991年核准15家新银行的设立（在1992年变成16家）。前者使得银行可以自由控制存贷款产品的价格，后者则意味着台湾银行业的正式开放。此后民营银行如雨后春笋数量剧增，但同质化程度却非常高，过分依赖存贷息差作为回报，导致银行业的杀价竞争，净资产报酬率由20.79%的高峰降至3.61%，同时资产报酬率由0.9%的平均水准跌至0.26%；逾期放款比率却危险地由1995年底的2.88%增加到2001年第一季度的8.28%。高逾放比及低回报都表明，台湾前期“金融改革”存在着明显缺陷，同时阻碍了本土银行家的资本积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次“金融改革”（2001-2004年）。由民进党“政府”推动的“一次金改”始于2001年。当时，台湾经济出现衰退，借款户财产缩水、财务吃紧，导致金融机构授信风险提高，进而影响到银行债权及资产质量。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数量繁多，规模及市场占有率都偏低（表2），影响了金融产业的发展及整体竞争力。为应对这些问题，自2000年底以来，台湾当局陆续通过了包括“金融机构合并法”及“金融控股公司法”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案，以帮助金融市场完善法制基础。随后，在2001年6月，陈水扁“政府”正式推动“金融改革”（在台湾地区称为“一次金改”），成立了“行政院金融改革专案小组”，目标旨在帮助金融业公司（特别是公股公司）改善体质：容许银行、证券及保险在内的三种金融事业联合经营，并希望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之下，通过并购提升企业活力，改善整体产业业绩。
当时，陈水扁“政府”提出了“二五八目标”，即台湾当局以除弊为主轴，为金融机构提供首年免税的支持，以达成两年内金融机构逾放比率降到5%以下、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的目标。同时，由于台湾金融机构各家占有的市场份额都相当小，在“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后，中小金融机构竞争变得困难，金控家族便开始想尽办法并购实力良好但经营出现困难的金融机构，希望自己“做大做强”，在并购潮中分享“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