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 吴阶平：为了领袖们的健康

　　 　　吴阶平，191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6年进入协和医学院，1947年赴美，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奠基人哈吉斯。1948年12月返国，1960年创建北京第二医学院。1962年赴印尼，任苏加诺总统医疗组组长。1963年为北京友谊医院建立泌尿外科。1966年任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1967年担任中央领导保健小组组长。1970年调任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开始为周恩来总理的健康奔忙。1976年参与毛泽东主席遗体保护工作。1980年创办《中华泌尿外科》杂志。1981年创立中华泌尿外科学会。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84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1985年担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1986年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1992年当选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199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用针灸和中药治好了
　　苏加诺的病
　　
　　20世纪60年代，吴阶平受周总理的委托，曾先后十一次为五个国家元首进行治疗。仅为印尼总统苏加诺就治疗过五次。为此，1965年1月他被苏加诺总统授予“伟大公民”二级勋章。
　　第一次为苏加诺治疗是在1961年年底――中国政府接到邀请，印尼方面希望请中医去给苏加诺总统治病。当时，西方大国采取“冷战”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进行各个方面的封锁、遏制。为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封锁，中国方面欣然接受了邀请。临行前周恩来、陈毅曾专门跟医疗组谈话，吴阶平明白：这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主持人：周总理很关心这件事？
　　吴阶平：是的。我到印尼去给他们的总统苏加诺治病。去以前，周总理说你要特别慎重，你们有什么事，可以邀大使和你们联名打电报回来。陈毅同志那时是外交部部长，他说总理给了你们一把尚方宝剑。到了印尼，我就跟姚仲明大使说了――总理说的，让我们有什么事，跟使馆党委联名打电报回去。所有到国外的人，不管是部长还是什么人，都要听大使馆党委的领导。姚仲明听我说可以联名打报告，愣了一下。
　　主持人：在印尼，一名老中医提出，在给总统用中药前先做一次静脉造影，看看肾功能的情况，您为什么否决了？
　　吴阶平：因为当时的说法是，他那个肾已经没功能了。此前苏加诺在维也纳做检查，外国医生要他把坏肾拿掉，他不愿意，担心维也纳会借这个机会对他有政治上的不利。他有一个保健医生叫胡永良，是个华侨，福建人，建议请中国医生治疗，这样才请我们去了。我们去的都是最出色的医生，而且英文很好。给苏加诺治病，用针灸，一开始他很害怕，我就让针灸专家在我手上扎给他看，没事，他才接受了，接受以后很高兴。
　　主持人：医疗组成功地赢得了对方的信任，是否也给两国外交带来了一些便利？
　　吴阶平：姚仲明大使有事需要见苏加诺，苏加诺当时是一面反美的旗帜，如果通过正常的外交程序，由礼宾司安排，也许要等到两个月之后。我在给苏加诺治病时说，我们大使很关心你，希望看看你，苏加诺马上说叫他明天来。
　　主持人：治疗延续了多久？
　　吴阶平：做了两个月治疗，又过了两个月，他说，这个“中国咖啡”(中药)可真苦呀，我们就知道他不耐烦了，这时候也想给他做一下检查了，检查以后心里就有了底。他前列腺有毛病，长了一块石头，所以在维也纳做了个全身麻醉，把那块石头弄碎了，可是并没有解决那个最基本的前列腺的问题。我就想，全身麻醉之下肾功能首先要受影响。
　　主持人：据说检查当天，X光片冲洗出来后，您是让两位印尼大夫先去暗室看的片子？
　　吴阶平：不是，是我先去看的。照完了相，我进去一看，他那里有点进步，不是很大，但内行一看就能看出来。如果我出来说“有进步”，那他们进去就可以否定你，说“没进步”，所以我不说，我说你们自己看。他们进去一看，的确有一点进步，我说你们去跟总统说，他们高兴，就跟总统夸大其词，说总统阁下你好了，功劳记在了他们身上。这样就轰动起来了。
　　主持人：您先拖延两个月再给他做检查，又很巧妙地让他们国家的医生去看片子、报喜，您很有策略啊!
　　吴阶平：是策略。我去了印尼五次。
　　
　　“患者是高级领导也好，是普通老百姓也好，我一样对他
　　负责任”
　　
　　“文革”时期，中央取消领导干部配保健医生的制度，成立了一个保健小组，吴阶平任组长，全面负责中央领导的健康。吴阶平叮嘱妻子：“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
　　
　　主持人：周总理让您去给江青当保健医生，是看准您能把握好两人间的关系吧？
　　吴阶平：这不好说，江青的目的就是要找好医生。她的情绪反复无常，比如说她对屋内温度的要求严得不得了，要摄氏二十一度半，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低了就说有贼风，你们去看看温度表；如果温度表上是摄氏二十一度半，她就说温度表不对，她的感觉对。后来，她去找汪东兴，说这个医生怎么一点笑容也没有，护士犯了错误，他也不批评。汪东兴找到我，我说是呀，我很难，你懂的。江青有一个护士非常勤奋，叫周素英，什么都替她想得很周到。有一次护士好不容易将她安排睡着了,护士自己也累得睡着了，江青醒了，连声问小周呢？结果不得了，那个护士因打瞌睡被摘掉了领章、帽徽――这是最大的侮辱。周素英赶紧弄咖啡给江青喝，但来不及了，被下到监狱里，好几年以后才出来。
　　主持人：您觉得在红墙里做医生，跟在外面行医相比，区别在哪里？
　　吴阶平：患者是高级领导也好，是普通老百姓也好，我一样对他负责任。但如何让他接受你的意见，可不一样。外面的普通患者需要做手术，我就直截了当地说要做手术，而且跟他说得很透，如果不做手术会有什么危险；对领导人不能这样，你要把问题说全面，让他自己定。后者是他自觉自愿地要求你给他做，前者是他听你说怎么办。
　　主持人：听说您一直保留着当年的一个小笔记本，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代码，诸如医疗工作CC、医疗工作KS……
　　吴阶平：CC指江青，KS是康生。
　　主持人：CEL呢？
　　吴阶平：CEL是周恩来。
　　主持人：为什么用这些符号代替人名？
　　吴阶平：这是我的秘密，别人不懂得。
　　
　　“周总理说：需要你的人很多，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了”
　　
　　从1957年担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开始，吴阶平十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总理的健康。在一次给总理做尿道常规检查时，发现了癌细胞，时值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
　　1975年9月，周总理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膀胱癌已转化成鳞状上皮细胞癌。吴阶平知道，放射治疗已经不能挽救他的生命了。
　　
　　主持人：在您的书房里挂着一张周恩来总理的十二寸的黑白照片，您在他身边生活了二十年，能回忆一下和总理交往的情景吗？
　　吴阶平：周总理实在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有意培养我。我们向总理汇报工作热闹着呢，要带幻灯机。总理一定要问你问题，你答完了他就问你为什么，你上次给别人看不是这么办的，怎么这回变了？因为他懂医。我认识周总理很早，那时还不知道他是总理。我记得是在哪儿看节目，看见有人迈着潇洒的步子走过来，后来才知道那人是总理。
　　后来由于工作的缘故接近总理了。毛主席向来是晚上开会，一直开到深夜。有一次会开完了，我陪周总理散步，那时候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不再想国家大事，想一点别的轻松的事。他说知识分子要讲理论学习，要从业务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不理解。他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我现在主要是研究肾结核。他问为什么要研究肾结核？我说有很多病人死于肾结核，其实是可以挽救的。他哈哈大笑，说从前中国人作研究，主要是把洋人的办法拿到中国来试，跟着洋人跑，没有自己的创造性，你现在这个《肾结核对侧肾积水》是在跟哪个洋人跑？我说不是跟着洋人跑，是我自己想的。
　　
　　主持人：您曾说，周总理给了您终身难忘的教诲，具体指的是什么？
　　吴阶平：很多方面。总理出门，那真叫一丝不苟。他为人特别周到、细致，总要把事情弄得很清楚。总理的办公室，谁也不能进去，邓大姐也不能进去，他走时把门锁上，钥匙交给邓大姐。他从国外回来，邓大姐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交给他。
　　主持人：您是周总理医疗小组的组长，是您最早发现总理患有膀胱癌，当时您是不是竭力主张要动手术？
　　吴阶平：对，我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需要毛主席批准，我们就去找叶剑英。
　　主持人：我们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的首次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更有一种说法――如果当时能够很快动手术的话，总理的生命可能会延续很长。
　　吴阶平：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是尼克松访华前夕，毛主席需要周总理来接待。
　　主持人：也就是说，毛主席从国家的大局考虑，确实有点儿延缓了手术进程？
　　吴阶平：应该是有一点儿。但，是不是不延缓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不敢说。毛主席对叶剑英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但可以用中医，可以针灸、吃中药。我们想，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可是我们不能跟总理说，因为如果我们去说，周总理会说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
　　主持人：其实他个人也想做手术。
　　吴阶平：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
　　主持人：从您打报告到毛主席同意，有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后来叶帅又给我们说，毛主席说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
　　主持人：就是让你们检查、医疗分两步走？
　　吴阶平：对，两步走。你检查了，先不要动，等汇报批准了再做手术。可叶剑英同志也告诉我们，其实可能没有第二步了。
　　主持人：那时您的感情一定非常复杂：一方面是上级的命令，一方面是医生的责任和您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怎么办呢？我就找邓颖超大姐，问邓大姐：现在主席说分两步走，我们进去看看，如果什么也没有，也无所谓分两步走了，如果一看一塌糊涂，我们也可以不做了；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行了，那做不做呢？邓大姐说看见小石头就拿出来算了。我想有这句话就行了。
　　当时觉得压力很大，我说要再请两个人，一个是上海的熊汝成，一个是天津的虞颂庭，他们都是我的老学长。检查、治疗很顺利，从膀胱镜中观察到确实是膀胱癌出血，在做了活组织采取后，我们三人就给总理做了电灼烧。这样做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那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后来毛主席那边打来电话，说两步并一步走好。
　　主持人：您讲这段事情时，整个人在颤抖，是因为后怕吗？
　　吴阶平：不是，是对总理的感情。
　　主持人：据说，总理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对您说的？
　　吴阶平：临终前，周总理把我叫来，当时，他是昏迷过去又醒过来，按传统说法叫“回光返照”。总理说，需要你的人很多，吴大夫，你去吧，我这儿没什么事了。这种无私的精神，实在让其他人很难想象。一生中能够接触到周总理，是我的幸福。
　　
　　“现在供人们瞻仰的
　　毛主席遗体是真的，
　　我们不需要用假的”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共中央决定对遗体进行永久性保护。吴阶平是毛泽东遗体保护小组的成员之一，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他们在地下工作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
　　
　　主持人：当时对保护毛主席的遗体应该有很多种方法和建议吧？
　　吴阶平：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去世的，当时没有说要保护遗体，只是说上级要求，要想办法让遗体能够在追悼会期间被瞻仰。医生处理这种问题，一般是往血里注射防腐剂，可是注射防腐剂后脸会变色。后来又有指示――主席的遗体不仅仅要能在追悼会期间被瞻仰，而且要进行永久性保护。这就很麻烦，因为防腐剂已经打进去了，只能尽量地冲洗。
　　现在咱们这个毛主席纪念堂不理想，列宁的遗体是从高的地方往下看，毛主席不能这样，他要比看他的人高，这就是封建。进纪念堂以后，围着走一圈，看的人比毛主席低，所以只能看到他半个人。毛主席看着高，其实是平躺着的，高是视觉错觉。
　　主持人：听说现在供瞻仰的毛主席遗体是假的，是这样吗？
　　吴阶平：不是。现在供人瞻仰的毛主席遗体是真的。我们不需要用假的。
　　主持人：1979年10月6号这一天，您像往常一样到毛家湾去工作，发现岗哨比以前多了很多，而且士兵开始对熟悉的人查证件，看到这种情况，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吴阶平：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不能被破坏。对我们当时的要求很特殊，说毛主席的遗体，也许美国人要来轰炸，所以纪念堂得结实。为把纪念堂建结实，使用的钢筋做了特别增强，但物极必反，后来水泥都灌不进去了，还得拿东西捅进去。结果是，要真来轰炸，纪念堂不会被炸坏，可是会打滚儿。
　　“在认识周总理以前，我最崇拜的是我父亲”
　　吴阶平的父亲吴敬仪，在清末开始接触洋务，是第一位在中国推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实业家。吴父为人谦和，反对对妻儿和下属发怒和动火。他对中庸之道的“忍”、“让”参悟很深。但忍让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表现，实质是提倡经过缜密的思考、策划，绕过障碍达到目的。他有时对孩子们说：“你们看牙多硬，舌头多软，但柔能克刚，牙会掉，舌头不会。”
　　吴敬仪是位开明的实业家，坚持不让孩子们进入官场，要四个儿子都学医。吴氏一门，出了四个名医：长子吴瑞萍，儿科传染病学家；次子吴阶平、三子吴蔚然、四子吴安然后来也分别成为泌尿外科学、普通外科学和免疫学方面的专家。
　　
　　主持人：听说您父亲很讲究忍和让，他常说，牙比舌头硬，但是牙会断，舌头不会。
　　吴阶平：在认识周总理以前，我最崇拜的是我父亲。他是一个秀才，从湖南回老家时正好碰上盛宣怀，盛宣怀也是我们常州人，他可是一个外交家，很了不起。盛宣怀有十万银圆，要从湖南带到上海，他找到我父亲，说只有你能办这个事情。我父亲一是鉴于同乡的要求，二是心里有数，就说好吧。我父亲不懂英文，可是喜欢洋东西，看很多杂志，他把这十万银圆买了美孚煤油，用船运到上海。船主也不管运的是什么东西，一直运到上海，到了上海煤油涨价涨得很厉害，十万银圆变成了几十万银圆。盛宣怀高兴极了，要谢我父亲十万银圆，我父亲很聪明，思忖你许诺给我十万，到时候不给我我也没办法要，就说这样吧，你开给我股票就行了。股票都是值钱的。
　　主持人：从刚才这个故事，我觉得您父亲的忍让是表面的，实际上他是讲策略，绕过障碍最终达到目的。
　　吴阶平：对，是策略。他举了好多例子，比如说一个人要过桥，是独木桥，他要过去你也要过去，你说有要紧事，对方也说有要紧事，那就让他先过，你再过，千万不要两个人都挤在桥上，都掉下去。有的忍让，实际上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主持人：据说您喜欢《三国演义》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吴阶平：小时候我父亲在纱厂，做厂长兼总经理，他的办公桌很大，四周是很多高级管理人员的桌子，他专门给我设计了一个高凳子，放在自己座位旁。因为当时我个子小，七岁吧，刚刚识字。他让我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最了不起的一本书，非常有全局观念。比如它在开始的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那时候就要变成三国了；到了最后，又是一句话：分久必合。前后呼应得非常好。说到三国，我觉得父亲是诸葛亮。
　　主持人：“杨修之死”让您记忆特别深。我个人看杨修，觉得他才华横溢，但怀才不遇。
　　
　　吴阶平：杨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把曹操的心理摸得很透。曹操只写了“一盒酥”，他就说“一人一口酥”。曹操说“我睡觉你不要到帐子里来，因为我糊涂会杀人的”，他又给点破了：不是丞相在梦中是你在梦中。可到底他还是不聪明的，他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等到后来出了“鸡肋”的口令，他跟底下人说打铺盖走吧，因为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曹操就把他杀了。
　　主持人：从“杨修之死”，您领悟到了什么？
　　吴阶平：一个人要聪明，但不能卖弄聪明，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再一个，所有的事情不要看动机，要看效果。特别是在政治上，效果不好就不得了。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说，从小看《三国演义》，影响到了您日后的为官和为人？
　　吴阶平：影响很大。
　　主持人：在我的感觉里，您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听说您总是把废纸撕得非常非常碎，这习惯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吴阶平：这件事说起来也好笑。我看过一本洋书，说的是福尔摩斯，还有一个配角叫华生。福尔摩斯非常精明，什么问题都能事先想到，很多时候，他就是从人家的纸堆里头找一些东西，从而看出这个人有什么特点、是怎么回事。这对我影响很深，所以习惯把纸撕碎。
　　主持人：您的处世原则是什么？
　　吴阶平：凡事要远看、近看，各种可能性、不可能性都要想到，要随机应变。我没什么大本事，但很奇怪的是，“文革”谁都挨过斗，可我没挨过。
　　主持人：要随机应变，但有什么是不变的吗？
　　吴阶平：第一，爱国不能变；第二，一个人必须有哲学头脑，哲学思想很重要。
　　“我是‘文革’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
　　1947年，吴阶平赴美，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现代肿瘤内分泌奠基人哈吉斯。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工作于北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并于1960年创建了北京第二医学院。成为北京几十所高校在“文革”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
　　
　　主持人：“文革”中，您是北京几十所高校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在当时的环境里，您自我保护的原则是什么？
　　吴阶平：是的。我是“文革”中唯一没有被学生揪斗的校长。为什么呢？那时候有很多战斗队，战斗队请我我就去。他的意见对，我就表示支持；意见不对我就不说话。有时候两个战斗队都找我，如果时间一前一后，我就都去；两个战斗队在同一个时间找我，我就溜。有时候溜也是一种策略。
　　主持人：听说，您也是那场运动中“北京第二医学院”唯一可以坐在台上的党委成员？
　　吴阶平：当时去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就训我们，说你们一点也没有那个气氛，没有红彻底。底下群众就说谁谁不能坐在台上头。我也在台上坐着，党委成员一个个走下去，只剩我还在上头。有人说吴阶平也不能在上头，我也下去了。刚下去，底下又喊吴阶平还是可以在上头，然后又上去了。
　　主持人：为什么人们会将您区别对待？
　　吴阶平：因为我的工作让人家相信。我一直是兢兢业业的，我创办了北京第二医学院。
　　主持人：从无到有。
　　吴阶平：以前只有北京医学院，学生毕业后全国分配。后来有消息说，北京医学院要归卫生部管了，北京市委希望办一个自己的医学院，从北京招生，分配北京，专门为首都服务，叫北京第二医学院，需要从北京医学院挑一部分人去创办。我派了一个比我年轻的过去，北京市委火了，说怎么不派吴阶平来？――把人退回来了，非要我去。
　　主持人：去做这个创始人。
　　吴阶平：所以后来，战斗队虽然很多，但从不找我麻烦。
　　
　　“毛主席说你是有名的专家，我说没有，我
　　只是做点事情”
　　
　　1982年，吴阶平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三年后，他回到母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担任校长。其间，他曾先后为三个国家的首脑治病。1993年，吴阶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当今时代既为良相又为良医的典范。2003年3月，吴阶平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回首往昔，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还有许多遗憾。
　　
　　主持人：您在医术最高峰的时候，突然转向了为政治服务。这种转变是您心甘情愿的吗？
　　吴阶平：好像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我参加“九三学社”是在1952年，很早。我1952年想入党，但我有个姐夫，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所以党组织告诉我：你现在不能入党，因为我们没法调查清楚，你的社会关系在国外呢，你还是先入民主党派吧。后来就到了政界。
　　主持人：假如不是那么多行政事务分散精力，您在医术上会不会有更高的建树？
　　吴阶平：恐怕不见得，政界的事情并不影响我在医务上继续发展。
　　主持人：您在《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中说：我心里实际上是比较骄傲的，不太容易与谁处处产生共鸣，做推心置腹的朋友。您甚至认为，自己是非常孤单的，没有特别贴心的朋友。
　　吴阶平：我有好朋友，但是不怎么来往。我有一个观念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有一个朋友叫曾宪九，比我高两届，关系非常好。他不是党员，我经常去跟他说说形势，帮助他提高。后来他故去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对我来说是缺点也不是缺点。
　　主持人：人到晚年，往往会感到孤单。您的孤单感，是因为思想上的曲高和寡，还是政治上的“高处不胜寒”？
　　吴阶平：不，我没有什么特殊。再说一个事情，毛主席让我去看过一次病，毛主席说你是有名的专家，我说没有，我只是做点事情。当时毛主席有点发烧，需要照X光片，如果不照X光片，也要打抗菌素，可他摇头，不愿意。我不能勉强，就出来了。周总理在外头等着呢，问怎么样？我说毛主席不同意。总理说，那怎么行，你给他再写一个。我说不好写，他已经否定了。总理说我说你写。我写了，毛主席从此就不见我了。所以一些事情非常难，非常微妙，也非常复杂。■
　　（责任编辑/吕 静
　　电子邮箱：meizi0312@163.com）

推荐访问:领袖 健康 吴阶平 吴阶平：为了领袖们的健康 领袖健康智慧 健康产业领袖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