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和制约医疗水平的因素不包括_浅谈网络反腐及其制约性因素
时间：2020-08-12 07:25: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广西烟草局长韩峰因网络日记曝光而被捕，这让众多网友对于网络反腐寄予了无限期待。然而，当这一事件随着韩峰判刑而结成定局，我们却失望地发现，通过“日记门”显露出来的众多制度性建设缺失，却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正由于此，关于网络反腐，进而推及到网络的社会功效，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韩峰事件 网络反腐 制度性缺失 社会功效
一、“网曝日记”背后的传播规律
2010年几乎可称作“网曝日记年”，自韩峰以降，诸多由日记披露作引子的腐败新闻犹如炸弹，在网络上一再爆发，及至于几乎全可归入“凡曝日记必火――凡火必人肉当事人――凡人肉必属实”的演绎规律。几乎每位当事人在事发之初都称自己被陷害，并杂以单位领导的出面“担保”，但结果往往会狠扇当事人及其领导一记耳光。“网曝日记”的每施必灵却让人对其使用的正当性和效用的持久性产生担忧，韩峰20万元的删帖费再次让人意识到网络删帖公司和网络水军的强大存在，“微博直播帖”也让人意识到“晒日记”完全可成为不囿于任何事件的热炒手段，从这个意义而言，韩峰和化名“某书记”的网友对于“网络日记”的传播威力认识一致。
实话实说，以其涉案金额和任职级别而言，韩峰在反腐反面案例中，既算不得典型，也算不上重大。但在7月5日检察日报所属正义网舆情工作室以正义网网络专题形式发布的“2010上半年反腐网络舆情热度排行榜”中，韩峰一案位居第二。在新华社的网络热词年终盘点中，“日记门”一词入选，我们由此似乎可以窥见：正是由于“香艳日记”这一要素的添加，韩峰一案才显得更加鲜活生动，进而广受舆论关注。
二、腐败的危害与根源
腐败不仅侵占（或先占）公众的基本权益，破坏正常秩序，妨碍经济发展，而且奖励钻营、鼓励欺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局长日记”事件引发的网络舆论出乎意料的复杂，有的研究者把“韩峰是个好干部”的喊声视作网友的心态更成熟、思考更独立的表现：他们不再满足于个案的“结果正义”，而是开始反思体制、想看到更深层次的改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网友“审丑疲劳”的一种表现，网友们这种“小贪不算贪”的心态其实在内里是对部分公权执行者和反腐机构更深沉的失望。基层生态腐败泛化的特征是韩峰日记事件带给我们的警示之一：公私事不分、上下级不分、监督与被监督者不分，都处于一个共同体沉浸在吃喝玩乐之中。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善恶区分失去意义；大恶太多，纪律与制度也将失去其真实的意义。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腐败问题，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西方国家认为腐败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表现，社会主义国家则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如果暂且搁置意识形态立场，现阶段中国的腐败问题归因为四个不同层面的缘由：人性之私、制度之失、转型之变、信仰之塌。那些在韩峰被指证腐败后感叹“当初是个好官”的评论者主要错在对腐败根由的理解过于片面和肤浅。人性因素只是腐败动因之一，如果把腐败简单总结为官员个人品德的底下，则会陷入“道德治国”的幼稚化境地，使得社会对于腐败现象疏于防范，领导者只满足于表面得到的口号和道德宣教而不愿正视被遮蔽的腐败真相，结果只能是令腐败愈演愈烈，进而最终埋葬这个“道德国家”。
三、网络反腐的意义和制约性因素
网络在其诞生初期就被寄予了民主的厚望，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互联网在中国不仅是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在运用，它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不难看见，今日网络正朝着“监督利器”的目标行走，当传统媒体无法完全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的行使，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需要时，发布渠道相对显得快速通畅和民主的网络，就成为网民的选择。根据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执行主编祝晓虎描绘的当前社会突发事件的“路线图”是：传统媒体对社会失调事件的失语――公众转向网络发布相关事件――网络热议形成网络突发事件――网络突发事件演变成现实突发事件――政府部门紧急处理。在反腐主题上，上述路线图也成立，网络反腐已成为反腐的重要途径，这对公众利益和政治民主而言，未尝不是好事。
但不可忽视网络反腐所存在的制约性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消解网络反腐的存在基础：网络反腐与网络暴力界限模糊、网络反腐的主体性与合法性问题、网络喧嚣掩盖民权落寞、反网络监督技术化升级、网友素养和网权平等……网络反腐对传统的组织内部信息传播路径构成了挑战，它打破了许多传统的约束和界限，这也这是网络传播的威力和效力。但是也必须承认，怎样防范黑客攻击，怎样确保个人隐私以及信息安全，是网络传播中引发广泛争议的问题。
虽然依靠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毫秒化、传播范围全球化的技术优势，网络舆情几乎释放了“曾经沉默的大多数”，让监督成本大幅下降，推进事件解决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但在相对同质化的信息海洋中，能够浮出水面的事件实在太少，更多的民间申诉迅速沉淀。可以看到，网络舆情也要借助传统媒体的二次传播，才能真正进入官方视野并获得程序性解决的可能性，纵观2010年所有网络热点事件，概莫能外。网络舆情背后就此形成了一幅场景：网民举报、监督的激情，传统媒体与网络舆情合力发挥监督效能的激情，反衬出的却是现实中民众权利受损而求助无门的无奈和传统媒介监督模式要看领导重视及官方回应程度的落寞。
网络监督最大的软肋就在于，对官员们“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的最终解释权，充满了无力。网络监督的效用机制常以抱团的力量让更高层级的官员感受到直接威胁，从而做出“舍卒保车”的抉择。这种绕道更高层级的权力而取得的胜利，并非属于网民的直接胜利。公开是监督的前提，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改良，在反网络监督技术日渐升级的情形下（韩峰的删帖行为即是对网络监督的反击行为），网络反腐的前景似乎并不足够乐观。
四、出路探寻：反腐中互联网如何作为
透明国际的《制约腐败――建构国家廉政体系》一书被视作国际反腐运动中不可或缺的指南、反腐败实践的工具、政府善政的借鉴，此书认为国家廉政体系的制度支柱包括：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行政机关的作用、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总审计长、监察特使、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服务大众的公务员系统、地方政府、独立和自由的新闻媒体、公民社会、私人企业部门、国际行为者和行动机制。
治腐的根源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力制约权力”包括人大、司法、行政三套体制的完善，不仅让腐败的成本风险远大于其可能的收益，更从根本上切断公权与私利之间的利益输送，以保证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以权利制约权力”则指向社会和公民力量，回归到本书中的互联网或更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媒体主题而言，对于其在反腐领域的作为和前景可做以下期待：
没有信息就没有问责。如果人民不能获得信息，民主构架就不能按其应有的方式运转，民众便不能行使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不知道其权利已遭到侵犯。正因为如此，互联网带来的“全民麦克风”时代对于中国的环境才有着如此厚重的意义。
政府、资本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三角关系，腐败能够在这一关系的所有三部分中孳生。没有所有三方的参与，要想卓有成效地处理腐败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关于公民社会的和反腐之间关系的阐释无疑是精准的：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这种来自执政体系之外的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较之于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更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并促使它发展壮大，应当成为一项长期的反腐败社会战略。
互联网在中国同样是一场无法回头的试验，它将见证“科技改变生活，生活改变政治”，见证新事物的萌芽与生长、辞旧迎新，直至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瓜熟蒂落。所谓见微知著，从2007年厦门PX项目网友的散布抗议到今年上海火灾后网友的献花哀悼，再到今年的拆迁法修改……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次激荡变化，都会激起中国网民的条件反射，第一时间在网络空间得以映射。数亿网民构成的网络空间,释放了中国网民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思维。如能达成这一愿景，则互联网的反腐贡献，将远胜过其挖掘腐败线索、腐败证据的功能，甚至胜过其以舆论气候倒逼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功能。
参考文献
①郭巍青,《局长日记背后的三重困境》，《人民论坛》，2010（12）
②郝雨凡：《腐败症候群：财富、权力和民主》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③王俊岭,《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http://yq.省略/zt/2010_1_web/index.html
④王琳：《反腐：人治与法治的PK》，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均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实习编辑：易高阳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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