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壁画的三十年道教壁画三十六将

时间：2020-07-20 07:28:4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500多年前，米开朗基罗完成了旷世之作《最后的审判》，教皇观后为那些在地狱中挣扎的人体羞不忍睹，于是命令两个画家为其人体穿上裤子。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首都机场新航站楼一幅原本普通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因为画入了3个沐浴的傣家少女，被人为地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争议。
　　
　　“我没资格”
　　
　　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这一年，也是建国30周年大庆。国庆节前夕，作为“文革”后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首都国际机场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同时揭幕的还有候机楼里的七幅大型壁画: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以及袁运甫的《巴山蜀水》，尺幅最大的是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
　　关于机场壁画的创作过程，据袁运生的哥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回忆，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先生找到袁运甫，要他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小组。张仃是组长，袁运甫是副组长。
　　就在这一年的4月，中央下达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袁运生刚刚去除了特殊标签。1978年年末，正在云南写生的袁运生，接到工艺美院院长张仃的邀请，参与机场壁画的创作。
　　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建设总指挥，有一天他把袁运甫叫到家里说，我们国家很穷，而且外汇储备很少，建机场的许多原材料都要到国外去买，难度很大，需要精打细算。比如说机场里面的墙面，都按外国机场的装修方法，要花很多钱。
　　“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李瑞环说。
　　袁运甫后来回忆说:我听了感觉他早有想法，把壁画形式运用到机场，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一举两得。
　　我们要向李瑞环汇报壁画创作的具体题材和风格，李瑞环说:“你们艺术家去讨论，自己选定题材，文责自负就行了。”
　　这个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的画稿定出来要具体施工的时候，送去给李瑞环审批，他都不签字，说:“这是艺术家的事，我没有资格来批准。”
　　
　　“秘密”绘成
　　
　　袁运生后来回忆起《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时说:1957年我刚大学二年级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极为兴奋，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时候我们天天加夜班，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只是觉得22年了，我终于画了一张壁画。我们一群人还雄心勃勃要以此振兴中国的壁画运动。
　　“泼水节”的传说很有趣: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个恶魔统治着傣族人的地方，可以随意抓走年轻漂亮的傣族姑娘做妾。没有人能制伏它。恶魔只有一个弱点，只有用它自己的头发才能割下它的头，他最小的妾十分勇敢，灌醉恶魔，割下了他的脑袋。但是，恶魔的脑袋不能乱扔。否则，还会长成一个新的恶魔。于是，与小姑娘一同杀死恶魔的姐妹们一天天轮流把恶魔的头颅抱在怀中看守。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傣族人每年用水清洗她们被魔鬼肮脏的头颅玷污的身体。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就是表现这个传说的。可是，要画沐浴的场景，人是不能穿着衣服的。袁运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为了通过审查，我在草稿上一直多画了条线，这样看上去就成了穿着衣服的。在壁画就要完成的时候，我偷偷把线去掉，完成了裸女。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他特意选了大家开会的一天，一个人在那儿一个下午就把那三个人体全画了，为的是不让别人承担责任。
　　
　　“可以出版”
　　
　　在壁画揭幕前，有关部门感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要求袁运生修改壁画，提出“起码要让女人穿上短裤”。
　　时任首都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知道后，让人把门先暂时用纸糊了一下，等邓小平看完了再说。
　　1979年10月初，壁画基本完成但还有点收尾工作，有一天，邓小平同志在许多人的陪同下来到壁画前，当时袁运生不在，壁画作者之一的河北省油画研究会会长费正先生，向邓小平同志介绍说，这是画云南傣族的一个民间故事，因为有裸体，有些人有不同意见。邓小平同志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可以出版嘛。你们马上印成画片在机场出售、卖给外国人……
　　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李先念说:“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邓小平同志的一番话，给艺术家们以极大的鼓舞，机场建设指挥部立刻印成快报，大家互相传阅。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么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给予肯定，一定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文章说:“在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里，一批画作受到参观的中外人士称赞。有人说，它标志着中国壁画的复兴。”
　　
　　
　　现场讨论
　　
　　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再次卷入风波。
　　当时被称为“青年画家”的袁运生已经42岁，正为调入中央美院做准备，突然被告知要在他的壁画前召开一场现场讨论会。
　　请来的少数民族同胞代表都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些县级干部进修班的学员们，一共40多人。会议的主题是座谈裸体问题。
　　第一位少数民族同胞站起来发言:我们现在生活得这么好，这么幸福，为什么这幅壁画上的人物没有笑脸？没有拖拉机，没有高压电线，也没有塑料凉鞋……
　　休息片刻之后，现场会继续进行。袁运生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不等主持人说话，便站了起来。他说:“我作为这幅壁画的作者，借这个机会也想谈谈我的看法。第一点，这幅作品不是现在的傣族生活，而是根据你们的一些民间故事创作的。这些民间故事大概你们都知道，根据民间故事进行创作，就不可能画成现在的泼水节，而且更不可能画出拖拉机高压电线塑料凉鞋这些东西。我在傣族生活了快一年的时间，傣族的生活方式包括很多传说也包括泼水节如何过我非常清楚，我是要跟它拉开距离而不是跟它一样的。第二点，壁画与架上绘画不同，壁画可以将不同的时间放在一个画面上，你们也知道傣家妇女如何洗澡，傍晚的时候，她们洗澡是不回避任何人的。我在这幅壁画中，画的是傣家人的一天，并没有具体的时空关系……”
　　意想不到的是，袁运生的一番口舌使现场会的少数民族同胞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听了作者的发言之后，我们明白了，我们刚才讲的话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当时没有理解作者的本意。”“我们需要这样的指导。”……
　　整个现场会中，学员没有对画中的裸体提出意见。
　　
　　惊动高层
　　
　　1980年，袁运生正式调入中央美院任教，在美院教书时间不长，他风闻自己的壁画要被毁掉。此刻的袁运生犹如大海上的一只小舟，所有关心和支持他的人在这时也显得无奈。
　　最后，他抱着一线希望找到当时报道过《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向他阐述了所发生的事情，李安定就该事的起因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及党的文艺政策等问题写了一篇内参。
　　文章在《大参考》上发出后没几天，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及中宣部文艺处长贺敬之召见了袁运生。
　　王任重见到袁运生的第一句话说:“其实我非常喜欢你创作的这幅壁画，放心，我们不会将这幅画毁掉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想想办法该怎么办……”
　　最后，王任重提出:为避免矛盾，将壁画有裸体的那部分遮起来。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处理办法。遮住总比铲除好吧。
　　1980年，为平息矛盾，三个裸女“穿”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衣，参观的人们可以透过纱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开纱衣一窥究竟。
　　
　　极度好奇
　　
　　当时，坐飞机还是需要一定级别的，机场不仅离城市远，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遥远。当然，裸体艺术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就更远了。
　　1979年，在建国30周年大庆前夕，9月26日举行了候机楼壁画落成典礼。11月，《美术》发表了记者的报道《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壁画落成》。从此，画画的人像朝圣一样，不远数十里来到这里观赏壁画。而关于机场壁画的种种传说和争论则又此起彼伏。主要是那幅有裸女的《泼水节》。
　　即使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上课画模特，都穿泳装，说是做人体，但是都穿着泳装做，为了看壁画，很多美术学院毕业的同学一起特意来到机场排着队看，壁画被布挡上后，人们为了看清楚壁画的内容，就走过去掀布。虽然已经毕业了，他们还特意带上学生证，以证明不是流氓。
　　据说，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就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1980年第一期《人民画报》的封面是张仃的《哪吒闹海》，封底就是袁运生的《泼水节》，中间用一个跨页的篇幅刊登出《泼水节》的彩图，介绍文字这样写道:“青年画家袁运生，思想活跃，勇于创新。”
　　事件似乎已经告一段落。
　　
　　意外功效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议要在广州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
　　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后来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曾对此回忆道:“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某报曾有介绍这一事件的文章，标题叫《1979霍英东以裸女壁画作内地政策风向标》。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显然，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机场壁画的另外一种社会功能。
　　
　　意外得见
　　
　　1980年，袁运生被正式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事件过去之后，除教学以外，他几乎无事可做，应邀所设计的壁画几乎全部遭到枪毙。当时壁画系系主任侯一民先生说:“我们系里有一员大将，总是没事情可做，这怎么可以呢！”
　　1982年，《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件作品有裸体的那部分被用三合板做了一面墙。
　　一直到1990年9月，袁运甫从国外弄回一些壁画保护液，属于非常昂贵的一种液体，为防止机场壁画作品发生变化，重新涂一遍保护液以利于长期保护。
　　在涂保护液时，《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被封死的那部分自然就得拆开，袁运甫问机场的同志:“这板底下的部分要不要涂？”机场的人说，袁先生您看着办吧，我们只要干净好看就行。“我就从美院找来十几个学生，把挡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时间。”袁运甫事后回忆说。
　　据说，有人体的部分色彩非常明亮，与其他墙面上已发黄了的画面形成强烈反差，当年引起风波的那部分反而格外醒目。
　　1982年8月，袁运生应邀访美，同时接受几所大学邀请做访问艺术家，并任教于哈佛大学等几所大学，1988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
　　1996年9月，袁运生返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
　　
　　蹊跷不见
　　
　　1998年，首都机场第二次扩建，规模更大的二号航站楼取代了老候机楼。老候机楼开始淡出大众的视线，慢慢变成配角。
　　2004年，装修过的老候机楼重新启用。有人在三楼的一家餐厅里找到了当年轰动全国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和人来人往的候机大楼相比，这里经过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在这里就餐的旅客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餐厅门口那幅27米长的巨幅壁画。
　　据一位曾经亲自进入餐厅的人说，中间由上而下的吧台以及一侧的操作间，不仅挡住了观赏壁画的视线，而且四周还挂满了红灯笼。
　　11月末，人们再次发现，那幅著名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再次被拆下装箱，因为新的首都机场候机楼建成投入使用后，机场壁画所在的老候机楼一直处在封存状态，目前，关于整个老候机楼的用途和改造方案都没有最后定论，其中里面的壁画如何被利用还没有提到桌面上来谈。但可以肯定的是，机场壁画保存完好。
　　尽管这个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但这次拆下装箱，《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除了引发专业领域关于壁画保护和文化保护的话题外，并没有引发舆论的多少关注……
　　(摘自2008年12月24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