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明: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生活中哪些意外会快速致命
时间：2020-07-13 07:3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启明，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自称“香港红会最高级别的专职人员”。 ７月８日，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说，虽然法律没有禁止，但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在他看来，“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未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京华周刊：香港红十字会（下称“香港红会”）是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
陈启明：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慈善机构。在运作和从属上，我们和其他独立的慈善机构没有分别，也就是说，我们不归于任何的政府部门或其他的机构管理。
：香港红会有没有进行商业活动，来保证组织的运营？
陈启明：法律没有禁止红会从事商业活动。但是，香港市民希望我们作为单纯的人道机构，提供他们理解的人道服务。如果我们把工作范围扩张到人道以外，会让市民和捐款人产生混乱的感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完全没有参与任何商业活动。
：红会宣传车上是否能张贴商业广告？
陈启明：商业广告我们也无法接受。我们要非常小心。如果我们的活动中进行商业机构的广告宣传，可能会误导公众，以为香港红会也从事商业活动。
：香港红会能否从事商业投资？
陈启明：没有不允许。我们投资的准则就是不能冒一点风险，必须能保本。这意味着我们选择的范围比较小。我们觉得投资股票、房地产，风险比较高，所以90%以上暂时不动用的储备，都以定期存款为主。
：香港红会没有商业合作，投资也较少，那么有哪些经费来源？
陈启明：香港红会一共有3个来源。一是香港政府购买的服务。二是向香港红会会员收取一年几十港币的会费，以及一些收费的急救课程。但收费基本上没有利润，只是承担一些行政开支。第三种来源是社会捐款，这是我们经费的主要来源。
：香港政府购买了香港红会哪些服务？
陈启明：政府较大数额的拨款有两种服务，无偿献血服务和我们办的4所特殊学校。这两种服务的拨款占我们所有政府拨款的90%以上。
在香港，所有的无偿献血都是由香港红会收集，没有其他任何政府或民间机构提供同样的服务。可以说，香港红会在香港医疗系统里扮演了一个不容取代的角色。
另外，根据立法，香港政府有责任提供9年免费教育给香港儿童，其中包括残疾儿童。香港红会办了几所特殊学校。因为法律要求政府免费教育，所以香港红会办学是受到政府100%的拨款，以此来支持我们特殊学校的运作。
：向社会人士募捐时，是否会说明捐款将用于香港红会的运营？
陈启明：这种募捐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定向的，另一种是不定向的。前一种是指定捐款用途的，比如有人希望自己的捐款能够用于无偿献血、赈灾活动，我们只能专款专用。后一种是不指定捐款用途的，我们会将这些捐款放进红会的整体预算。
抽取管理费是健康的安排
：香港红会是否在善款中抽取行政费用？
陈启明：抽取管理费是一种健康的安排。没有管理费用，就不能有效运作。捐款人有两种心态，一是希望捐款100%或最多地放在服务上，行政上的费用越少越好；同时，他又希望你的服务能达到要求。这两种目标有些时候不可以完全共存。所以，我们经常告诉捐款人，一定水平的管理费是需要的，是确保你捐款有效运用的保证。问题在于抽取多少额度的管理费，最重要的是确定一个比例。
：香港红会的行政费如何抽取？
陈启明：香港红会有两种抽取额度。第一种是赈灾捐款，通常这类捐款金额较高，一般都是几千万，甚至是几个亿，所以我们在抽取赈灾行政费用时要求不得超过5%。
：5%是如何确定的？
陈启明：这是在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大概运作成本。少于5%时也能成功操作大部分的项目。在2010年，我们的赈灾行政费用为1.62%，2009年时为3.57%，2008年是3.11%，都不超过5%。
：赈灾外的捐款抽取多少行政费？
陈启明：赈灾以外的捐款，没有规定具体的上限水平。因为不同的服务需要的管理是不一样的，基本上都实报实销。比如2010年，所有行政、筹款成本只占我们支出的6.12%，2009年是7.98%，2008年是3.96%。在香港，管理费水平不超过整体预算的10%，都是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
：抽取行政费是否会提前告知，事后公开？
陈启明：比如汶川地震，我们收了13亿善款，在地震后两三个星期，我们就开始规划未来几年投入的成本，并作出预算，包括救灾、灾后重建、预防灾难教育等费用，也包括行政费、管理费上的开支。公众可以通过这个方案得知我们抽取的金额。而且，市民事先能在网站上查询到我们抽取管理费的标准。
至于非赈灾捐款，每年年初作财政预算时，会算出我们的管理成本。董事会和委员会审批这一年预算时，如果觉得管理费过高，董事和委员就会发言，要求我们进行调整。
：香港红会如何看待公务宴请？
陈启明：公务宴请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们有标准。在香港当地午餐宴请，每人不能超过200元，晚餐每人不超过300元。如果有特殊要求的宴请，需要经过董事会主席特别批准。在内地，普遍不允许超过150元，但具体标准看不同的地方来定，比如在四川德阳这种二线城市，标准是不得超过50元。
：如何确定这个标准？
陈启明：我们制定任何标准的原则，是不让公众觉得我们有不必要的花费。举个例子，我们的会长是曾荫权特首的夫人，但她和我们一样都坐经济客舱。我们不是没有经济能力让她坐头等舱，但是别人会猜测是不是所有红会的人都坐头等舱。这样，公众就能了解，即使是有花费，也都是节俭的花费。
没有监督，管理危险就高了
：香港红会有哪些监督机制？
陈启明：没有监督，管理危险就很高了。为了确保专款专用，香港红十字会每年年末都会请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每一笔流动资金都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每一分钱的流向都有清晰的显示。
香港红十字会委员会中还有一个财务委员会。每一次开会，他们都会查看财务报表，依照香港慈善机构的审计标准来审查。
：捐款人如何落实善款的去处？
陈启明：市民通过网页或电话均可查询到善款去向。在香港红十字会官网上，从1999年至2010年，每年的年报都可以看到。此外，每年香港红十字会的财务将汇报给社会福利署，社会福利署每两年会亲临红十字会检查。
在香港，社会监督的力量很大。香港媒体都定期做一些慈善机构的专题报道。一些民间审计师会将不同的慈善机构做一个等级评判，让捐款人参考。
：如何理解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陈启明：很多时候，我们将公信力单纯地理解为财政管理能力，可靠是最重要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不叫重要，而是基本责任。如果我们不尽责任，就是违背我们最初的目的。
香港红会只是一个将社会上不同的善意收集起来的平台，再把这些善意转化为服务，提供给有需要的人。所以，香港红会无论是捐钱、捐血、捐知识，还是捐时间当义工，所有的来源都是社会人士，不是红会。如果说所有的成就和荣耀都归于红会，那就等于把本来不属于我们的社会善意，变成自己的财富。
其实法律允许我们商业合作、投资，但我们把关非常严格。有时候，公众对合作企业的印象会转化为对红会的部分印象，如果这些企业搞不好，人家就会以为香港红会也搞不好。凡是合作，我们都会非常小心。
我们内部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次意外，足以致命。”我们的服务水平可能不是最好，但我们的自律性很高。
：你如何看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最近遭遇的公信力危机？
陈启明：我个人认为，内地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慈善事业发展所必经的阶段。起码这次事件能让社会表达出他们的期望，然后慈善机构根据这些期望作出自我的定位。最重要的是在错误之中学到社会期望、自我定位。这对慈善团体的发展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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