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938年出任三厅厅长始末】郭沫若重庆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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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电报促成武汉之行 1937年7月27日，避居日本10年之久的郭沫若秘密回国抵达上海。他很快便融入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洪流中，随后创办《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郭沫若经香港抵广州，并于次年元旦在广州复刊《救亡日报》。为了维持《救亡日报》的办报费用，郭沫若拟赴南洋一带募捐，但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改变了他的行程。
这天，郭沫若意外地收到来自武汉的电报，发报人为时任武汉警备司令的陈诚。电报内容不足十字： “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郭沫若在琢磨着武汉的“要事”，但又不得其解，最后决定“命驾”前往。而促成此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郭沫若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八路军已经在汉口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都出来了，多年阔别，很想去看看他们。”陪同郭沫若前往武汉的还有日后成为他夫人的于立群。
时在武汉筹建“新四军办事处”的叶挺闻知郭沫若抵达汉口，立刻赶往客栈看望。郭沫若想通过叶挺了解陈诚这次电召的意图。但真正情况叶挺并不了解，于是他提议说： “干脆去见周公，他一定知道。”
“周公”是当时大家对周恩来的尊称。郭沫若说： “刚联系过了，周公正在开会，要过几个小时才有时间。”
叶挺闻之，觉得与其在此等几个小时，不如再去见一个人，此人肯定知道内情。于是便拉着郭沫若前往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北伐时曾任过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
当时国民政府正组织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同时要求代表中共的周恩来和代表第三党的黄琪翔分任副部长。黄琪翔是在郭沫若之前应蒋电召前来武汉履新的。
郭沫若来访，黄琪翔非常高兴。他热情地拉着郭的手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随后黄琪翔的一席话，解开了让郭沫若来武汉的谜团。
原来根据陈诚的设计，政治部下设4个厅，分别为管军中党务的一厅、管民众组织的二厅、管宣传工作的三厅以及管后勤的总务厅。同时拟定郭沫若为三厅厅长。陈诚急电郭沫若来武汉，意即为此。
郭沫若早在北伐时即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因此黄琪翔很客气地对郭沫若说： “这实在是委屈你了。”
郭沫若对职务的安排倒并不计较，但对陈诚的设计确感意外。他觉得目前尚不宜表态，须等见到周恩来后再作定夺，于是漫应黄琪翔说： “地位我倒是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做就行。”
告别黄琪翔后，郭沫若在叶挺的邀请下，干脆移住新四军办事处。当晚，郭沫若便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和董必武。
大家叙旧后，便围绕恢复政治部的话题展开讨论。
此前，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陈诚亲自登门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而此时孔祥熙也邀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这两项均遭周恩来婉言推辞。但蒋介石坚持要周恩来到政治部任职，并表示“副部长职权可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未定，都可商量”。在经过中共中央同意后，周恩来遂通过陈诚转告蒋介石，原则上同意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周恩来详细地向郭沫若介绍了这段背景后，又谈了政治部下辖4个厅的情况以及表达了希望郭沫若能够就任三厅厅长的意愿。
郭沫若沉默片刻后说： “我不想干。”看着周恩来有些意外的神态，他仍坚持说明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
一旁的王明听到郭沫若这番话后，立即提出批评。王明当时是长江局书记，他同副书记周恩来都认为郭沫若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三厅厅长的最佳人选。虽然与郭是第一次见面，但他的话还是有些尖锐：
“目前的局面是靠争取得来的，虽然还不能满意，我们还得努力争取，但决不能退避。我们不是想官做，而是要抢工作做。我们要争取到反动阵营里工作，共产党首先便能谅解，青年们的谅解也自然是不成问题的。”
王明的话，郭沫若虽未反驳，但内心却并未诚服。他只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是不会有什么明显效果的。
周恩来见郭沫若沉默不言，知其仍有心结，便关切地说：“考虑是可以的，不妨多听听朋友的意见，在必要上我们也还须得争取些有利的条件。”继之，周恩来又反复重申政治宣传工作在统战中的重要性，不能妄自菲薄。周恩来还推心置腹地说： “我倒宁愿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这时，一旁的林伯渠开玩笑地打了一个比喻： “这是政权开放的第一次，门虽然还开得很小，我们应该用力去把它挤大些。让我们一道去挤吧。”
郭沫若感觉得出大家都希望他能够上任。但他还是没有表态，他想再听听其他朋友意见后再作决断。
话不投机唯有不辞而别
武汉作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这时除云集了党政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各党派领袖外，还有大量文化界人士也都来到武汉进行抗战的文化活动。其中不少是郭沫若的故交新知。既然来到武汉，郭沫若自然要前往拜访。
与朋友相会，郭沫若心情怡然。但出乎预料的是，几乎所有的朋友在得知他的情况后都劝他上任。这使郭沫若有些无所适从。
郭沫若开始动摇了。周恩来力主他上任，朋友们希望他上任，如果再固执不受，可能会授人以柄，于大局不利。
一天，陈诚专门来访，邀请郭沫若到职视事。郭沫若遂答应“帮忙设计”，口气中虽仍留有余地，但已有“出山”之意。为便于以后工作，郭沫若自然要了解别的几个厅长的人选。
陈诚坦言相告，初步决定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三厅副厅长刘健群。
郭沫若闻之大失所望。他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特务组织复兴社的主要人物，过去从不为伍，其后恐难共事。特别是刘健群，郭沫若怀疑他是一位“监军”，这样厅长势必成为傀儡。
郭沫若颇有不满地对陈诚说：“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陈诚脱口而出： “难道你的大名连借一下也不允许吗？”
郭沫若心想陈诚不愧是“诚”，一语道破天机。自然这次谈话无果而终。
数日后的一天，郭沫若接到陈诚邀请晚餐的通知，便携助手阳翰笙一同前往。坐落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内的陈诚公馆，为双层别墅式小楼，环境优雅却警备森严。郭沫若与阳翰笙在公馆内见到了大部分拟定中的政治部要员，包括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一厅厅长贺衷寒、二厅厅长康泽、三厅副厅长刘健群及总务厅厅长赵志尧。唯独没有副部长周恩来。
郭沫若颇为纳闷，感觉不像一般的请客，答案果然在晚餐后揭晓。原来这是在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轻松的气氛没有了，大家突然变得正襟危坐。工作人员给每个人发了《政工人员信条》、《政治部组织大纲》，其中有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内容。郭沫若非常不快，意欲退席。一旁的阳翰笙则主张留下听听他们的“高论”，郭沫若才勉强坚持未动。
会议由陈诚主持，各部门汇报了筹备情况。最后陈诚点名请郭沫若说说。
郭沫若无法推辞，便称自己实在太冒昧，并不知道这是召开部务会议便参加了。接着他很严肃地说： “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
陈诚闻之，一脸尴尬。
郭沫若继之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厅长的资格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说话的。他称： “第三厅既然负责宣传工作，就免不了有不少专家参加。而这些文化专门人才大部分都不是国民党员，假设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就一定找不到几个人。所以我希望能改变门禁的森严。否则，不仅外面的人才进不来，里而的人也还可能从窗口跳出去。不管谁做厅长，这些原则总应该定好。”
郭沫若一席话令在座的人面面相觑。见气氛不对，陈诚赶紧说这些还都可以商量，随后宣布散会。
返回的路上，郭沫若对陈诚今晚的做法耿耿于怀，他不理解为什么开部务会不请周恩来参加，而刘健群的委任事前又不相商，这怎么能保证合作及今后工作的开展。郭沫若随即冒出一个念头：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决定立即付诸实施，当晚就前往长沙。
郭沫若将想法告诉了阳翰笙，并请阳翰笙第二天向周恩来汇报会议情形，并转告他对成立三厅的设想，即工作计划要事先拟定；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经费要确定。如三者缺其一，则厅长坚决不当。郭沫若之所以不去见周恩来，是担心见面后又被挽留，故干脆不辞而别。
回到住地后，郭沫若立即收拾行李，仅同于立群打了招呼，便匆匆赶往火车站。
在火车开动前的一刻，阳翰笙与李一氓匆匆跑来，隔着车窗递给他一张字条。他打开一看，是他十分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事忙，不能来送行，祝你愉快。”
郭沫若有些意外，也为得到周恩来的理解感到欣慰。
这时，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启动。郭沫若赶紧将手伸出窗外和大家握手告别，并大声说：“替我谢谢周公。”
避居长沙仍心有郁结
郭沫若选择长沙，是因为他的挚友田汉当时在长沙主办《抗战日报》。
郭沫若与田汉17年前留学日本时，因共同的爱国激情和对艺术的痴迷而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先后回国，同住上海哈同路，咫尺之间，往来甚密。这次，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后，田汉曾专门从南京往上海拜访。两人畅谈甚欢，心情怡然。当时，郭沫若告诉田汉，蒋介石有意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但还不是很明朗。田汉随即应答： “那好啊，你做官，我们即可在你的手下做事了。”
郭沫若想到田汉以及一些朋友仍在期待，而蒋介石允诺的三厅厅长目前又是如此的不尽人意。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对田汉说明，同时释放心中的苦闷。另外，郭沫若北伐战争时曾在长沙有过短期的逗留。12年后的重访，必然会有全新的感触。
田汉是在上海沦陷后于1938年1月初回到故乡长沙的。他很快便创办了《抗战日报》，与上海的《救亡日报》遥相呼应。当时报馆设在长沙皇仓坪的一个电影院楼上，工作人员有廖沫沙和王鲁彦等人。
这天，郭沫若的不期而至，令田汉和报馆同仁均十分惊喜。田汉随即在长沙一家有名的饭庄为郭沫若接风洗尘，作陪的有时在报馆的廖沫沙和音乐家张曙等。随后，田汉又邀郭沫若共登长沙南门城楼上的天心阁。然而向来喜欢踏访名胜、有怀古幽情的郭沫若明显兴致不佳。在田汉的追问下，郭沫若才说： “我是避难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不想替蒋介石装点门面。你想想看，有贺衷寒、康泽、刘健群这些人在里面，以后如何共事，如何工作？”
“那你打算将来做什么？”田汉问道。
“准备到南洋去募款，继续办报，或者做一些别的文化工作。”
田汉闻之很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认为你走的是分裂路线，是逃跑退却，我们正在号召团结，应该拿出诚意来。你应该去当这个厅长。现在国共又合作了，正可利用三厅这个阵地，来组织我们的抗战文艺队伍，进行抗战的文化宣传。你这样的退缩、躲避，是否有点感情用事了！”
见田汉言辞激烈，郭沫若调侃了一句： “看来你的政治性比我强。”
田汉感觉到一时恐难以说服郭沫若，便不再坚持。他想反正在长沙有的是时间，可从长计议，慢慢做工作，但一定要说服郭沫若珍惜这次机会，以抗战大局为重。他专门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迎沫若》、《沫若在长沙》两文，回顾两人多年来的交往和友谊，还牵头以长沙文化界的名义组织大规模欢迎会，请郭沫若“亮相”、演讲。郭沫若于此见到了文化界故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受当时氛围的感染，郭沫若潜藏心底的一腔报国热情被激发出来。
此后，郭沫若的活动似乎比较悠闲。他首先拜望了由延安回长沙的徐特立。对这次见面，郭沫若以后如是说： “老人使我特别高兴，出乎意外地他竟赞成我到南洋去。他说：替反动派做宣传，绝对不可干。我还替你提出个具体的步骤。你假如弄到钱，最好是在衡山附近办个西南学院，来推进青年的革命教育。那样才是根本的办法。老教育家斩钉截铁地对我这样说，声音是那么刚健，像乡里老百姓说话的那样，而又那么地振聋发聩。我顿时起了一个幻想，西南学院已成立，就推戴这位老教育家做院长，不就会形成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园地吗？”
不久，郭沫若又礼节性地拜访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出席各种欢迎会，座谈、演讲，听湘戏，游岳麓山。在田汉的陪同下，他凭吊了黄兴墓、蔡锷墓以及屈原庙、贾谊祠，这几位历史人物都是郭沫若很敬佩的。
然而，表面悠闲的郭沫若仍掩饰不住内心的忧郁。因为除了徐特立表示“替反动派作宣传，绝对不可干”以外，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支持他目前的选择。而武汉方面也不断有函电来，有的是劝勉，有的则是严辞责备。
陈诚数次电催郭沫若回武汉上任，并表示一切问题都可以面商，而且特别强调郭沫若回武汉，三厅才开始组建；若不回，三厅则虚悬以待。
如果说陈诚的口吻还稍显宽容的话，继之黄琪翔的电报措辞则较为激烈，其中说： “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宽恕你的。”
如此局面，令郭沫若进退两难。
为了将郭沫若从这种心境中解脱出来，同时积极争取促成郭沫若就任三厅厅长，这天，田汉特意安排在长沙老字号三和楼聚饮，一批朋友应邀作陪。
一番推杯把盏后，田汉说道：“今日尽兴不可无诗，我先抛砖引玉。”说完，高声吟诵：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显然，诗中之意是希望郭沫若能够振臂一呼，大家应声而起，在其麾下为抗战宣传尽职尽力。
郭沫若当然知道田汉的用意。见大家都将眼光投向自己，也只好和诗一首表达心境：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作诗人。
显然诗人并不是他的最终定位，但他的政治抱负与环境的反差依然令他难以抉择。他以屈原、贾谊的教训为喻，仍将出任厅长视为畏途。
这时在武汉的周恩来一方面电示田汉做郭沫若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继续与国民党上层交涉，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在陈诚同意免除刘健群三厅副厅长以及完全同意郭沫若提出的三个条件后，周恩来致电郭沫若说： “我已原则上决定干”， “希望你也能采取此立场”。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特别是免除刘健群副厅长职务，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他相信周恩来为了让自己出任厅长，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郭沫若觉得再没有坚辞不受的理由了，心底开始松动。
重返武汉三厅鸣锣亮相
一向心细的周恩来觉得这时要给郭沫若一个台阶下，让其返回武汉显得很自然，能达到这一效果的唯一人选即于立群。于是，周恩来专门约见仍然留在武汉的于立群，派她前往长沙接郭沫若回武汉。
2月的长沙寒气袭人。这天上午，郭沫若见田汉坐着一辆洋车迎面而来，老远即大声喊叫：“武汉的朋友来啦！”车门打开，于立群突然出现在郭沫若面前。
郭沫若不禁心头一热，惊喜异常。这期间虽然他们之间亦常有信件来往，但毕竟分手匆匆，意犹未尽。郭沫若自己说： “我离开于立群，是精神上另一种意义的苦闷。”
于立群给郭沫若带来了周恩来和其他一些朋友的信件。周恩来在信中介绍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并代表组织要求他立刻回武汉上任。于立群虽然一旁默然无言，但郭沫若感觉到她也是“回武汉派”。以后郭沫若曾有如此说：“立群没有表示她自己的意见，但我看她把我留在武汉的行李一件也没有带来，毫无疑问，她也是赞成我赶快回去的。”
田汉眼见郭沫若还在犹豫，便在一旁催促说： “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
“好吧。”郭沫若终于下定了决心，不过他要求田汉与他一同回武汉到三厅工作，田汉自然一口应允。
2月28日，郭沫若与于立群携手乘火车返回武汉，同行的有田汉、张曙等。
郭沫若抵武汉的当天，陈诚即在晚上召开会议，请周恩来、郭沫若参加，专谈三厅组建问题。陈诚当面表态，同意郭沫若此前提出的三个条件。在落实经费的具体方案上，陈诚未能提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在郭沫若的一再追问下，陈诚表态说： “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这样的回答，周恩来、郭沫若都比较满意。他们认为陈诚至少意识到三厅宣传的力量可抵得上两个国防军。
4月1日，三厅以组织抗战宣传周活动的形式鸣锣亮相，同时郭沫若正式就任三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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