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而不舍,力争完美_锲而不舍

　　［摘要］编辑含量是指出版物在生产过程中，编辑劳动量之多少及其对出版物质量、价值之影响。从编辑工作全过程看，编辑含量涵发现、把关、完善、推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依次递进，互有交叉。编辑既要依次开展工作，又要根据书稿情况，在某一阶段突出抓住一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是作者责编的一部编辑含量较高的书。作者以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及部分书稿档案为例，说明如何实施编辑工作的动态管理以及不断提升编辑含量。
　　［关键词］编辑工作 编辑含量 动态管理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编辑含量是指出版物在生产过程中，编辑劳动量之多少及其对出版物质量、价值之影响。从编辑工作全过程看，编辑含量涵盖发现、把关、完善、推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依次递进，互有交叉。编辑既要依次开展工作，又要根据书稿情况，在某一阶段突出抓住一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管理，既是一本书的责任编辑的职责，也是编辑管理人员（总编辑、室主任）要抓的重要环节。《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是我责编的一部编辑含量较高的书。我以这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及部分书稿档案为例，说明是如何实施编辑工作的动态管理以及不断提升其编辑含量的。
　　一、这部书稿是如何被编辑发现的？
　　首先发现这部书稿线索的是著名出版家朱语今（1916―1988）。1982年秋，我正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看稿，突然接到朱语今社长的电话，说他的老朋友何启君处，有一本听顾颉刚讲史的笔记，让我去看看，是否有整理出版的可能。
　　何启君（1919―1998）1932年参加革命，1949年任天津市教育局长，1960年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1965年冬至1966年初，46岁的他在香山疗养，72岁的顾老也在那儿养病，同住枫林村。何启君酷爱史学，久仰顾老的学问，他抓住这个机会，天天向顾老请教。顾颉刚（1893―1980）是史学大师，“古史辨”学派创始人，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开创人。1926年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1954年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术委员。顾老与何启君两人忘掉了养病，把每天上午的山间散步改为室内谈史，一共谈了20次，并商定以后把记录稿整理成书。但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被搁置。16年之后（1982年），何启君63岁，从任上退下来，又想起要整理这本笔记，可是顾老已于1980年去世了。何启君的老友黄若暾、丁秀都督促他早点整理。他想到抗战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事的朱语今在主持中青社的工作，就来联系此事。
　　我从何启君家里拿到一个蓝皮笔记本，带回编辑部传看。室主任孟庆远编审（1923―2004）、宋嘉霈编审和我看后“都认为这是顾先生关于中国史学知识一个比较全面又深入浅出的重要讲话。顾先生生前虽然很重视史学的普及工作，但这样全面、通俗的讲话却不多，是一个很好的书稿。”（引自1982年11月24日我写的审读报告）社里确定我为此稿责编，请老编审覃必陶（1913―1986）、孟庆远担任复审。
　　发现并确定采用这个书稿，看似来自一个偶然的投稿线索，但迅速拿到，正确判断，决定采用这个书稿却是必然的。因为中青社的出版方针就强调出版面向青年的通俗读物，大专家写小书，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当时所在的编辑室，从1979年以来，在通俗历史读物方面已出版了不少名家名作，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纲》、张舜徽的《中国史学名著题解》、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李新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古代史常识》等，受到读者欢迎。这本书稿选题对路，作者是大家，社里决定采用后，指定覃必陶、孟庆远和我三个文史编辑以及老校对洪光仪、美编邓中和投入此书编辑工作。书名定为《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书稿的发现过程，说明中青社当时从社领导、室主任到编辑都有内行的职业眼光与发现意识。下力量把好选题、好书稿抓到手，这是编辑含量在策划组稿这一首要环节的集中体现。
　　二、对这部书稿编辑是如何把关的？
　　顾颉刚是史学大师，听讲并记录者是有较高文化层次的老干部，这样的书稿还需要编辑把关吗？从当时我起草的审读报告看，初、复审都是比较认真的，对书稿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看得较准，处理书稿的方案，也较恰当。审读报告对书稿优点阐述如下：
　　具体说来，这部书稿有以下优点：
　　1．涉及史学和史学辅助学科的广泛领域，介绍知识面宽。讲述了中国史书（正史――二十四史），杂史（从汉到民国），经学、汉学（从孔子到钱玄同），清代古学整理、考据学，史料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中国、中华民族之渊源，中国古代文学、宗教、哲学，中国历代京都和北京小史。
　　2.反映了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成就。覃必陶同志看后认为杂史部分讲得很好，过去对初学者如何介绍杂史是个难题，因为内容太多，范围太宽。顾老从价值与可读性两方面考虑，选讲了一些，对学习杂史帮助很大。顾老对正史、杂史的评述很有参考价值。关于经学、汉学一般初学者也很不好把握，顾老通其源流，对经学的流派、师承关系，讲述准确，确非一般人所能讲通的。
　　3.顾老讲述全为口语，非常通俗。这部书稿做到了“厚积薄发”，很有特点。
　　对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审读报告也正确指出“作为一部记录稿，由于顾老的口音，记录者是位对史学有兴趣的老干部，讲述时听不清的，也当面作过一些核对，但仍有不少记错之处。”报告列举了八个方面的错漏：
　　①书名记错：如《封泥考略》记为《封泥考释》，《几何原本》记为《几何原理》，《皇清经解》记为《皇朝经解》。②篇名记错：如《元史译文证补》记为《元史译文正补》，《清凉山赞佛》记为《清凉山礼佛》。③卷数记错：《二十四史》记为3 279卷，实为3 249卷，《二十五史》记为3 436卷，实为3 506卷。④人名记错：万斯同记错为万史同，洪皓记为洪浩，欧阳询错为�，胡道静错为胡道经；《真腊风土记》作者记为陶九成，实为周达观；《西清古鉴》作者是梁诗正等，错记为乾隆。⑤地名记错：崂山错为牢山。⑥史实记错：说朱棣在北京当了皇帝（应为南京）。⑦一些带政策性的提法，如称回族为回回；说忽必烈第一个灭了中国等，应修改。⑧顾老当时是漫谈，多无提纲，全凭记忆，讲史时也有重要遗漏。如讲中国史书时未展开讲《资治通鉴》，讲杂史时未提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杂史。讲宋代四大书时漏了《文苑英华》等。
　　对这部书稿编辑室讨论后决定如下：
　　1.保持原记录稿的风貌，一般不作改动。采用日记体整理，但按内容列章节标题。标题由记录者和编辑商定。
　　2.请作者（指记录者）商请史学专家审阅。
　　3.由责编对稿中误记处作比较仔细校订。另请校对科的老洪同志作仔细校订。
　　4.由责编和邓中和同志为本书选用一些文物插图。
　　5.对重要遗漏作增补，有的加注说明。
　　从编辑的角度看，把关是指编辑在审读判断书稿时，能坚持质量要求，既看到作品的主流方面，也不忽略非主流的问题，为好作品的诞生开路，堵住不合格产品出产，在认真审读书稿基础上，决定取舍、修改方案。把关也是指对决定采用的书稿进行编辑加工，把好政治关、学术关、知识关、语言文字关并规范书稿。
　　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基本上是正确的。既肯定了这部书稿独特的价值，也抓住了口述记录作品的主要问题：由于顾老是苏州人，有吴地口音，书稿中误记之处是不少的。顾老讲述时手边未带资料，全凭记忆，也有讲错、讲漏之处。因此，要求编辑、校对认真通读审校，尽可能订正记录稿中记错之处。考虑到顾老是大学者，这次讲史涉及面很宽，本人已去世，每位审校者知识面、查考面有局限，有些舛错，不是顾老的助手，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也难以发现和勘误，史学知识涉及人名、地名、篇名、书名、引文，专业词语很多，即使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一一纠正，根据编辑室的决定，我与何启君商量，通过他商请顾老助手刘起�和元史专家翁独健审读。实施的情况是刘先生因忙于整理顾老一本遗著抽不出时间，未审读这本书稿。翁先生审看后肯定了此书的出版价值，只改了一处涉及元史资料的错字，未提出其他订正意见。编辑部当时未提出再去社科院历史所请顾老的其他助手帮助审校，这是把关工作中的重大疏漏。关于记录稿的断句标点问题，何启君为体现顾老讲述时的口气，断句短，停顿多。洪光仪在《校后附笔》中指出：“此书行文，特别是标点，恐与现代读者不无�格。但为保留‘原貌’，也只好如此。个别标点作了改动。”此书出版后，标点问题，顾老助手王煦华提出还是按阅读文本的要求修改为好，尽可能规范，不必强调口述的语气。洪光仪校后还提出“存疑近三十则，大都查过一二种工具书，请慎重处理。以期此书更臻于完美。”洪光仪是当时中青社最有经验的老校对，既校异同，更校是非，弥补了编辑的一些疏漏。我请何启君为本书写了篇长序，介绍顾老的经历和学术成就。
　　这本书的书名是我拟的，何启君请荣高棠题写。荣高棠“照魏碑的笔法”写了20张，何启君选了一横一竖两张，邓中和负责装帧设计，选用竖写的一张，用在封面上。封面为红色，配有金底黑纹文物图，开本为850×1168，1/32，典雅、古朴、庄重。内文配了82张文物图，受到作者、读者好评。1983年在顾老诞辰90周年之际，此书出版了。
　　三、此书初版出版后，是如何进一步完善的？
　　此书初版问世后，编辑部收到三位专家来信，既肯定此书的出版价值，也提出一些修订意见。1983年11月16日王煦华来信说：这本书的出版对“编辑顾颉刚先生的遗著和他的传记、年谱都有一定帮助”。还说在他珍藏的顾老日记――《颉刚日程》中，多次提到这次讲史。王煦华提出他和顾老的女儿顾潮要去拜访何启君，请我帮助联系。并希望我去他住处看《颉刚日程》，说已出版的记录稿中书名、作者等还有误记之处，商议作出修订。1984年1月2日，又收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组李景华老师来信，认为此书出版“将在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他在“拜读之余”提出一些修订意见，以期此书“日臻完美”。他例举引文4处不准，可修饰订误二十余处，如有语病6处，记述前后矛盾2处，标点欠妥3处等。中国社科院甲骨文专家王宇信是中青社作者，给我来信，认为此书出版“是抢救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对关于古文字与考古部分也提出10处不太确切，建议修正，如原记录为“在古代甲骨文中，就有十四、十五月的记载”，王宇信认为：甲骨文中没有十四、十五月的记载（参见《殷墟卜辞综述》第218页）应改为“闰月有十三月的记载”。三位专家来信引起编辑室重视，研究决定请王煦华对全书作仔细检查、修订。
　　编辑室征得何启君同意，由我去请王煦华修订。1983年我到东四干面胡同61号顾老旧居中拜访了王煦华。他早年是顾老的学生，当时五十多岁，是历史所副研究员，他说1978年顾老把他调京当助手，帮助整理“一生积稿”。他从顾老遗物中找到在香山讲史的一些提纲，是写在一本小横格练习册上，苍劲有力的钢笔字写下讲北京史的11个问题和讲杂史、中国宗教的简要提纲。接着我又拜读了顾老用毛笔记下的与这次讲史有关的26则日记。顾老说：“予此行未携带书籍，只得凭记忆发言。予在工作岗位上向来只是用显微镜，而此次却要用望远镜。然以予所学，欲为工农兵服务，亦惟有此系统的‘概论’方式，才能使大众懂得，且使自己所学，串成一个系统也。”可见顾老重视此次讲史，也有明确的主旨。
　　王煦华以丰富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和对顾老著述、藏书、文风的了解，投入了这本书的修订。他纠正了初版的一些错误。如序言中何启君说：“毛泽东听过顾先生的课”，他据实指出这是“子虚乌有的，传闻之词”，再版时即删去了。对讲史时个别记错处，如曹锟贿选，投一票“私下奉送八千银元”，他查证后改为“私下奉送五千元支票一张”。原记袁世凯的美国顾问“顾德诺”作了一篇《君主救国论》，核对后改为“古德诺”作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二十四史》初版记为“3 279卷”，是编辑查《辞海》后改的。他查对了顾老的藏书，改为“实应为3 249卷，如《后汉书》跟《汉书》《魏书》一样算子卷数，应增加10卷，应为3 259卷。”查核之细，可见一斑。他对“文字、标点、材料来源无不详加考辨”，人名、书名、篇名、卷数一一核对。对全书字斟句酌，重新断句标点，使文气更畅达，接近顾老文稿的文风。王煦华用专家高水平的工作，为此书又作了一遍责编，修订时还吸收了其他专家的意见。他的工作证明，在编辑实施动态管理的过程中，必要时商请社外专家审校是一重要程序，对提高书稿质量至关重要，这也是提升编辑含量的一种体现。王煦华还为修订本写了12则注释，有助读者了解顾老与学界的不同观点。在后记中抄录了《颉刚日程》中关于这次讲史的26则日记，使这次讲史时序有了准确依据。我建议后，他为本书提供了六面插页：①顾老1966年在香山疗养的照片；②讲史两段日记手迹；③讲北京史提纲手迹；④讲哲学史时手写文字与手绘的太极图；⑤《古史辨自序》手稿一面；⑥顾老“五卅”运动时写的传单。
　　1986年5月，这本书的修订本出版了。
　　自1982年发现顾老讲史的蓝皮笔记本后，又过了10年。到1992年7月，这时何启君已73岁。这年夏天，何老要去北戴河避暑，在收拾行装时，顺便整理了多年保存的一些老笔记本，忽然发现一本褐色封皮的笔记本中有95面记录着顾老讲史的内容。查看日期，正是顾老开始讲史的时间。笔记第一面记着“中华民族来源，要打破两个错的概念……”即是《颉刚日程》中谈“中国民族史概要”的开场白。这95面中，顾老讲了中国民族史概要，经书、子书和战国古书等。何老兴奋地打电话告诉我和王煦华，又有了新的发现。他打算在休养期间，把这本笔记整理出来。我社又约请何启君整理、王煦华校订这一部分新发现的讲史稿，为这本名作增补了3万字，全书达到15万字。两个笔记本相隔10年合璧生辉，反映了顾老讲史的全貌。1993年，在顾老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增订本）》又付印了。
　　一次修订、一次增补，说明在编辑工作动态管理中提升编辑含量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出版后编辑工作并未终止。有的作品生命力极强，出书后要听取方方面面读者、专家的意见，不断修订重版。即使是名垂青史的经典作品，随着读者更新，也需要重新解读、翻译、注释、补遗、评论……继续增加编辑含量。或订正错误，或加注释、按语，或加导读、后记，或加文图内容，不断重版，甚至书籍形态更新再造。这样不懈努力，才会使有生命力的作品寿命延长，并达到完美境地，以泽惠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部好书要“十年磨一剑”，此非虚言，磨既指作者的劳动，也指编辑的劳动。编辑含量涵盖发现、把关、完善、推广四个方面，与书的生命延续相始终。那种忽视编辑含量的动态管理，特别是出书前不严格三审、三校，不作细致的编辑加工，出书后对各方反映不搜集、不重视、不整理，束之高阁，不重视保留书目，不重视有价值图书的修订重版，急功近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不可能推出传世之作的。
　　四、这部书出版后是如何宣传推广，实现效益最大化的？
　　新书出版后，编辑要组织新书的宣传、营销。宣传推广工作包括参与设计营销方案，明确目标读者，选择销售通路，谋划宣传策略，撰写评介文稿，进行媒体公关等，也包括对新书的深度开发和版权贸易。这方面当代编辑有许多创新。
　　《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的宣传推广着力于两项：一是报刊评介，二是版权贸易。
　　从1983年11月我在《北京晚报》《天津日报》上撰文报道此书初版问世以后，1994年6月16日我又在《北京晚报》上发文，报道此书增订本出版。1994年9月我在《青少年读书指南》上发表《顾颉刚先生的显微镜与望远镜》一文。1994年10月在上海《世纪》杂志第6期上发表我撰写的《顾颉刚讲史笔记的两次重新发现》的长文。2004年，我在《出版史料》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是怎样诞生的》又一篇长文。我不断评介此书，讲述书后的故事，介绍顾先生的治学成就。
　　1984年2月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顾云深的长篇书评《学史指径》高度评价此书，说：“读此书使人涌起在读《歌德谈话录》时所具有的那种感情，仿佛有位年长的智者，正与你侃侃长谈。”2004年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孝远向学生推荐此书，认为这是具有“大家风范，绝无矫揉造作之举”的名作。
　　此书1983年初版，首印15万册，出版不久就售完了。香港三联书店来函，要求重印“以应急需”，1984年9月香港用繁体字重印5 000册。1986年5月此书修订本出版，共加印三次，发行79 600册。1987年1月20日，日本研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顾颉刚口述：中国史学入门》。1993年12月，此书增订本出版。2002年1月，此书收入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重印，一年内印两次，发行11 000册。2007年9月，此书增订本又由中青社重印四版。此书累计印行当在25万册以上。
　　加拿大学者戈登・弗莱特说：人们在某些方面追求完美。比如工作，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或外科医生，就不能犯错。我从1982年担任此书责编，到2007年，退休7年之后仍在过问此书的重印。我体会这本书的编辑含量一直在动态管理中提升，“锲而不舍，力争完美”是编辑含量的本质内涵。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出版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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