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阶层状况及演进趋势】欧洲一体化的演进趋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底层民众过多而中间阶层薄弱，阶层流动受阻，阶层复制功能明显等。合理的阶层结构是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如何重塑合理的阶层结构，是关乎我国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公平享受改革成果的大问题。
　　关键词：阶层状况；演进趋势；重塑结构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18-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单一阶层模式被打破，阶层分化明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活跃，低层群体向高层流动的趋势明显，特别是接近市场以及掌握文化资本的两大群体向上层流动的现象突出。但是，由于改革初期的一些负面因素没有得到适时的调整与控制，以致于越演越烈，导致阶层结构扭曲，社会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和解决，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
　　
　　一、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迄今未见好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我国经济状况的考察报告显示，1979年，我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16，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该报告还表明，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占全部收入的39.3％，这与国家统计局同时期的相关资料大体相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表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介于0.16至0.18之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则介于0.21至0.31之间。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都在迅速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不是很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人的研究数据表明，198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还不是很高，为0.382，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1994年已经上升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到200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而且李强教授认为，从趋势上看基尼系数还在进一步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的北京师范大学李实的研究表明，收入最低的10％人群和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可见，我国贫富差距的巨大悬殊是从20世纪末迅速形成的，而且不断拉大。
　　从反映贫富差距的财富集聚指数来看，我国的这一指数是非常高的，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07年底，有41.5万的富人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占总人口的0.03％。这些富人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60.1％，是全国财政收入的2.895倍，是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10.8倍，是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35.8倍。而且，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还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2009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1％的家庭却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的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0年12月2日，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挑战犹存》的报告称，2009年，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达到67万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财富迅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国民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这一报告称，虽然中国的富人家庭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总数的0.2％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相应的比例为4.1％、瑞士是8.4％，而香港则达到了8.8％，报告认为，中国财富分化的程度异常严重。无论从哪种数据来看，我国的财富聚集指数都是相当高的，高得超出了人们能容忍的程度，更关键的是财富的来路不正或不明，一些人“仇富”、“仇官”的心理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反映。
　　我国的贫富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方面，这些差距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呈现出明显的持续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改革开放的头几年，由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农民收入提高，城乡差距缩小，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现逐年拉大的趋势，2002年，城镇家庭实际收入是农村家庭实际收入的3.1倍，到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23：1，这一比值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平均每年扩大4.4％。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我国城乡差距这些年并没有缩小，2010年保持在3.23：1。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些年里之所以没有缩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的结果。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一倍甚至是两倍。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很少能超过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40％。以2008年的东莞为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到60％来计算，这些农民工连东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这就是这几年“民工荒”问题的真正原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如果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获3000亿元至5000亿元收入，这远远多于免除农业税和家电下乡等惠农措施。月因此，相关研究预测城乡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2011年的差距会达到3.26：1。
　　与此同时，地区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2年，最富裕的上海人均GDP是贫穷省份贵州的12.9倍，广东省的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4.8倍。与个人相关的收入方面的差距也相当明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的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一线职工与上市国企高管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与国有企业高管相差128倍。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新京报》的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宋晓梧认为，最权威的数据来自于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提供的 《居民收入和分配报告》。这一报告显示，2008年，大多数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1.5倍到1.6倍，其中美国、德国是2倍到3倍。像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稍高一点，但超过4倍的基本没有。而我国的收入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目前已达到5倍。可见我国的收入差距之大。
　　
　　二、社会底层庞大，中间阶层薄弱
　　
　　我国财富高度集聚的结果是――社会底层庞大，社会中间阶层极其薄弱。有关我国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的统计，我国官方数字与世界银行的差距很大，其中的原因就是界定标准不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美元的属于“绝对贫困”，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属于“贫困人口”。而我国的贫困线要远远低于这一标准。1985年，我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1986年，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当时确定的贫困标准为人均年收入206元，2003年为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经过20多年后，中国的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30.7％下降到3％左右，也就是说贫困人口是2900万，而同时世界银行按照世界通行标准计算出的我国贫困人口数量是2.1亿。2009年至今我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此前的贫困线为785元，按2005年汇率折算每天收入只有0.57美元，与联合国确定的标准1.25美元相差甚远。有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确定新贫困线为1196元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人口；但如果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计算，这个数字应是1.5亿和3亿。科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平坝县高峰镇麻郎村支书刘乔英说，中国现有的贫困标准仅够解决温饱问题，考虑到“由于化肥、种子等农资价格和部分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生产生活支出增加，加上人们生活水平整体提升，贫困标准是该提高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雯在递交给2011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称，“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低得让人惊讶，太低的贫困线让过亿居民人为地‘被脱贫’。”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在目前仍采用国内自定义贫困线的86个国家里，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中国，2009年为4.2％，大大低于86国平均水平的37.4％。据沈雯的了解，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依据的都是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整个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占到60％，而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开支比例高达85％。沈雯认为，即使现在每人每年收入1196元，也就是每天消费只有3元多人民币，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几乎无法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贫困线仍只是一条保障‘吃饭权’的贫困线。”为此，他建议，“中国应把现有贫困线至少提高一倍至2400元。”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也认为，我国目前至少有1亿多人属于几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基本收入，更没有什么最低生活保障；有2亿多人仅仅能够维持基本温饱，他们没有任何资产和储蓄；还有2亿多人属于自给自足型，但他们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除了那些所谓的金领或白领等富人和中产阶级，剩下的几亿人都属于所谓的“夹心层”，他们名义上过着所谓的小康生活，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面对高涨的物价、房价，他们随时都会成为贫困线之下的群体。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底层民众确实过多，那些暂时还不算底层的“夹心层”，在目前的高房价、高物价、昂贵的医疗教育费用情况下，很容易进入社会底层。
　　再来看一看我国中产阶级的状况，这是一个我国研究者一直寄予厚望的群体，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划分方式对这一阶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最终的结论都是――我国的中产阶级还是一个很薄弱的阶层。李强教授基于对第三、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2004-2005年间，我国的中产阶级不到15％。同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按职业、收入、消费、认同等单项指标来划分，我国目前中产阶层的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量都不算低：16-70岁的社会适龄人口中，职业中产阶层接近1／6，收入中产阶层接近1／4，消费中产阶层超过1／3，主观认同中产阶层接近1／2。但是如果综合各项指标来衡量，目前我国社会适龄人口中则只有4.1％的人属于实际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即使加上“老中产阶层”(这里是指的个体工商户)，中产阶层的比例也才达到7％。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根据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中产阶层占11.9％。2007年，李强教授在相关研究中更改了以前的比例，他认为，尽管人们的期待很热切，但是我国的中产阶层仍然很少，算来算去大概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12％。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数量随着社会发展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以前还要少。
　　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首次以数字化的标准对“中产”进行了界定，本次调查把我国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标准(按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限定在6万元-50万元之间，这一标准是来自263584份有效问卷的结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次调查样本中，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50217户，占94.9％，5万元以下的家庭为241746户，占91.7％。按照该标准，最终确认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为5.04％。根据这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中产阶级仅从收入来看就很薄弱，才占5.1％，如果再以其他的综合标准衡量就会更少。那些中产阶级下层在通胀的情况下稍遇波动就会很容易陷入贫困。我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之少、承受力之脆弱，反映出的是我国底层的民众的庞大。尽管学者们对划分中产阶级的边界问题不能完全统一，有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的边界不清晰”，但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承认“中产阶级比重很小”这一事实。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底层规模不断扩大而中产阶层却在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现象很值得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城乡贫困人口、无业失业及半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工由2000年的1亿左右上升到的1.3亿，直至当前的2亿多。如果按2009年国家新确定的标准计算，城乡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超过4000万人，而如果按世界银行的标准计算就会更多，超过2亿人；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规模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由2001年的4.8％扩大到2006年的5.9％。无论按照我国的低标准计算，还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计算，我国贫困人口随着社会发展不降反升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把农民工也归为底层社会群体之一，是因为他们事实上是一个生活不稳定，生活水平严重偏低的群体。这一群体包括很多失地农民在内的“被城市化”的群体，因为我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 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这些“扛锄头的市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城里和乡下都没有稳定的栖息之地，生活动荡不安。
　　尽管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但是形成了比较理想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这是社会稳定运行的根本：“美国80年代以来，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产阶层或日‘中产阶级’的地位上”。尽管人们热切期待中国中产阶级能够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够在社会稳定中起到“隔离带”的作用，但当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决定了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而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存在将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瓶颈，对社会和谐和稳定具有反向影响作用。
　　
　　三、社会流动凝固不畅，阶层等级性的复制功能明显
　　
　　社会流动能够从侧面反映一个社会的活力与生机，也能反映社会的动荡与安定。我国许多相关研究都表明，当前我国阶层结构呈现定型以致凝固的状态，这种状况无疑会使人们失去创造未来的动力和希望。早在新世纪之初就有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预警，比如张宛丽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其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㈣她认为，这种现象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而“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却在增强，这种现象，失去了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才能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孙立平教授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阶层流动门槛加高，流动机会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许多学者在阶层流动受阻以及阶层定型化方面都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在相当“稳定”的状态下进行着明显的“复制”――富人与权势阶层复制出了“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穷人阶层复制出了“穷二代”与“蚁族”，这种复制作用即是阶层凝固化的具体表现，它意味着上中下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化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越来越艰难。中国社科院一份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有钱人20岁就可以当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就可以成为房地产企业老板的“富二代”。内地私人财产过亿以上的人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于子弟，占亿万富翁总数的91％。而垄断行业的“行规”是把好工作先瓜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空缺的岗位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三代人都在民航工作、一家人全在电力行业等人们所说的“垄二代”现象并不鲜见。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一些事业单位“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的事情。而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的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在强势群体竭力维持本阶层他人“不可染指”的观念下，公权化为私权，肆无忌惮地侵害着其他阶层的权利，特别是社会底层的权利――强拆、被脱贫、被城市化等不公平现象随处可见。
　　当前，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受到严峻挑战，世袭式的传承和复制成为构建社会阶层的主流。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也就是“蚁族”的研究即是底层复制作用明显的典型事例。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涉及的“蚁族”年龄主要是集中在22-29岁之间的“80后”，这个比例占到全部调查人数的92.8％。调查显示，80％以上的蚁族是“穷二代”，大部分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蚁族”的父母大多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而且三成左右的“蚁族”出自“211”工程的重点高校。“蚁族”自身生活难保，自然就更谈不上结婚成家，其中86.9％的人未婚，只有13.1％的人已婚。廉思认为，“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比较和主观评估均表明，蚁族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和贫民后代”，而他们自己的收入，月均仅为1903.9元，但支出就要1867元，勉强维持生活。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通过对50万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也表明，家庭所处阶层对其就业有着明显的影响。调查显示，在“21l”工程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他们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半年的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15％未就业的比例，而且前者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年、2009年两届毕业生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和第二位。也就是说，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要想“跳龙门”跃升到高阶层实在是太难了。调查显示，那些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也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的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的标尺的时候，不仅有违社会公平，而且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四、政策是调整我国社会阶层问题的关键
　　
　　我国社会阶层的发展轨迹表明，政策对我国社会阶层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构建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的问题，严重的财富集聚是导致底层民众过多、阶层流动乏力的根本原因。因此，改变我国当前不合理的阶层结构，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进行调整。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在研究中，提出了要通过公共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建议。课题组认为，政府制定和出台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首先应注意不要扩大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还应该对以往制定的缺乏公正性并带有明显歧视的制度和政策进行坚决地改革和纠正。因为社会的发展，不但需要政府为每个阶层和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且还必须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学者余南平也认为，有效的社会政策所带来的基本社会保护，不仅是任何形式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必要前提，也是社会稳 定的制度支撑。社会对经济不平等的容忍度，往往取决于社会政策的涵盖面和有效性。缺乏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的社会不仅是脆弱的社会，同时也是社会资本贫瘠的社会，是难以建立人与人信任的社会。因此，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实行全面有效的社会政策，既是今天新形势下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我们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保障。我国的GDP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却越来越少。1995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从51％下降到39％，同时企业盈余从23％上升到31％。7n201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占GDP的比例与北欧的丹麦、挪威站在了同一水平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欧那些国家的人们享受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社会保障，而我国仍然是世界福利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人之所以有喜欢“存钱”的“癖好”正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手里的钱不足以抵御生存的风险，人们不是不会消费，而是因为消费不起，如果对中国这一民情的实质不能够深入理解的话就不会制定出正确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政策。上世纪90年代，一面是居民的高储蓄率，一面是经济的萎靡，为了刺激消费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让人们把手里的保命钱用于医疗、教育、住房，以刺激萎靡不振的国内市场。但是在昂贵的生存保障面前人们不可能去消费，即使在储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时也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血汗钱不断缩水。由于利率不足以抵抗通胀，贷款成了有利可图的投机手段，大量贷款以不正当方式流入非工业领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使房价成了中国大多数百姓的梦魇，即使是政策的组合拳也难以抑制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房地产业成为一个吸金的产业，掏空了几代人的腰包，面对高昂的房价多数人都变得贫困，中产阶级不断萎缩，有的滑向了社会底层。
　　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异常的现象很普遍，东欧、比如俄罗斯，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差距形成的机理是否合乎逻辑。美国的差距是在中产阶级将近87.19％的条件下形成的，绝大多数人生活都比较富裕，这种情况下的贫富差距是由于个人基本能力的差异导致的，社会自然会稳定。我国贫富差距与俄罗斯转型期间形成的贫富差距也有不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矛盾，是因为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对民生问题做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即使在经济最低迷的转型之初，国家财力首先保障的也是与民生有关的住房、医疗、保健、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就拿最基本的住房问题来说，据世界权威机构调查，俄罗斯居民住房可支付指数(住房市场标准价格与家庭年平均收入比)不但低于世界标准，而且相当低，大部分都是由国家支付的。这种治理理念使俄罗斯免于国家危亡。我国贫富差距既没有体现美国式的凭个人能力致富的公平性，也不具备俄罗斯式的对民生基本保障的前提，差距迅速形成且不断升级的状况值得警醒。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就说过：“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了享受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主要就是财富，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
　　我国社会阶层构建中出现的问题比较严重，超出了社会预警的范围，这些问题持续多年得不到有效解决，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使整个社会的道德失控，公信力降低，社会矛盾时有发生，这将是我国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问题。本来，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正常的“差异”能够催生人们向上层流动的源动力，在向上层奋争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会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发达的美国、发展中的俄罗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仍然能够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问题不在差距，而在于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否合理。如果今后人们的社会地位擢升还取决于拼家庭背景、拼行政垄断权限、拼贪污腐败的手段，其结果就会导致我国更加扭曲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风气。那些本应当属于社会精英的“蚁族”和庞大的社会底层民众，如果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仍然享受不到改革的成果，很可能会产生反社会情结，威胁社会乃至政治的稳定。
　　
　　参考文献：
　　[1]李强，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趋势[J]，江苏社会科学，2004，(6).
　　[2]璩静，泰亚洲，姚润丰，学者调查称中国不同群体收入最高相差23倍[EB／OL].http：／／news.省略／09／1228／15／5RKMRMP4000120GU.html.
　　[3]转引自潘修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J]，晋阳学刊，2008，(1).
　　
　　责任编辑：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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