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审美行为成为消费行为 消费者购买行为特征

　　[摘要]日常生活和审美在当代社会的相互渗透，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审美的传统内涵发生转变，呈现出批判转向、自律性的匮乏、功利性倾向、多文化混杂的特征。 　　[关键词]日常生活审美；批判；自律；功利性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8－2689(2011)03－0050－08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审美和日常生活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的联系，审美和生活互相渗透。在中国当代社会，尤其在大都市里呈现出西方后现代社会那样的日常生活审美景观，一批新富人群涌现出来，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通过消费实现自己的审美化生活。这种带有浓厚大都会气息的审美化与消费主义大潮相结合，正在从中国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向中小城市渗透，再由中小城市向周边乡村辐射。尽管不是人人都具有高的消费能力，但是这一审美化中的审美消费意识，已经深入地影响到人们行为方式。全球性消费主义的影响，及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都使得今天的审美文化越来越多的受控于消费意识形态。感性的释放受到消费的刺激和诱惑，审美很大程度上升为一种欲望的满足。与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运动具有的反现代性弊端不同，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表现出在现代性的呼唤与反叛中彷徨。这使得中国日常生活里的审美行为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对此，有必要对审美特质作一简要回顾。
　　
　　一、审美的传统特质
　　
　　尽管在中西方美学思想史上，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美学思想家关于美有不同的界定，但他们的思想中表达了对审美特质的某种共识，那就是在感性与理性交互作用下产生的美感。具体而言，审美表现出如下特质：
　　第一、审美具有超越性和共通感。从古希腊美学到中世纪神学美学，在本体论美学对美的本原的探求中，都存在着对“美之所以为美的根据”的追求，这个根据可以看作是美所具有的共同性。康德区分了美感和快感，同为情感的二者，其不同就在于美感具有一般的、普遍的感情，而快感则只与个别情感有关。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断，“理念”也表明了美作为感性行为的超越性特征。人本主义美学的非理性取向，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区分艺术等精神活动与科学活动的不同，来确立审美艺术作为真理的独特性，美和艺术最终通向的也是具有共同认识的真理。传统美学探讨的美，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特征。无论是以理性为指导，还是感性的显现，它所表达的，都是某种“类本质”，因此，传统美学研究的美，具有超越性内涵，有对人的“类本质”的提升作用，它表达的是对人的“类性”诉求，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表达了精神性内涵。
　　第二、审美具有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审美以理性和感性结合的方式活动，或者说，审美是以感性的方式，表达着理性的诉求。这里的理『生不是科学理性，不是工具理性，而是指精神理性，或者说哲学理l生。美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这是一直纠缠于美学史中的两个问题。不能简单的说美是理性的，或者美是感性的。在对美的探究中，理性和感性的内涵一直发生着变化。至黑格尔为止的古典美学，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这种理性，一方面指形而上的思辨方式，对美的研究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这种美丧失了生动形象具体的特点，而表现为冷峻宏大；另一方面，前人不能恰当解释“理性”来自何处，只能解释为客观和人之外的神秘力量，这恰恰是不符合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美学反对外在理性对人的控制，而举起主体性的大旗，从真实的人出发，寻找人本身的自由。审美的自我认识和反思，实际上是具有哲学性的理性行为。但是，与哲学不同的是，审美活动更多通过体验等感性行为来进行反思，所以，审美活动是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活动。纯粹理性行为的审美，丧失生动活泼性，与哲学和科学无异。纯粹感性行为的审美，其情感体验与生活体验无异，美等同于感觉，审美活动同日常生活活动无异。
　　第三、审美具有无功利的特性，这强调了审美作为精神活动的特质。康德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无利害”就是无功利性，这被康德作为他对审美性质规定的第一个要点，得到近代到现代以来诸多美学家的认同。无功利性是传统美学观念中的重要特征，它与人的欲望有关，如果对对象没有欲望，就没有功利性可言。如果愉快的感觉掺入了功利性，那就不能被称为审美感觉，而只能作为感官的快感，康德称之为“快适”。有无功利性是美感区别于快感的重要因素。
　　第四、审美具有自由性。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用“游戏冲动”表明审美艺术的特性，“游戏冲动在时间中扬弃时间，使演变与绝对存在，使变与不变合而为一。……游戏冲动力争要这样来感受，就像自己创造一样，力争要这样来创造，就像感官感受一样。……游戏冲动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把形式送入物质之中，把实在送入形式之中。”席勒把审美看作“游戏”，是人摆脱了物质需求的束缚和理性的压制后，达到的外在和内在统一的自由自在的状态。席勒认为，审美具有自由特性。审美具有自由特性是因为审美活动是无功利性的活动，当人摆脱了现实的功利束缚之后，审美为人在现实世界中开辟了自由的空间。
　　第五、审美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审美是个体的活动，作者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创作艺术作品，“表现不同的”是艺术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观赏者在面对艺术作品时，产生的是独特的审美体验，不同于作者，也不同于其他接受者。审美艺术活动中，艺术作品不重复生活，艺术家不重复过去，接受者不重复别人。马尔库塞说，“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论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
　　第六、审美具有开放和对话性。审美具有开放性和可对话性。审美从来不追求唯一，而是追寻多样，多样的世界才是美。多样在时间和空间上构成无限。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艺术作品的存在取决于解释者与文本的相遇，在与作品攀谈中构成新的作品整体。艺术在时间距离中产生对作品新的理解和意义。
　　但是，当日常生活进入艺术，审美大量的进入日常生活以后，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日常生活审美化里的审美内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二、从批判到谋划
　　
　　对近些年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现象，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长久的争论。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日常生活进入审美，审美进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和审美的界限逐渐模糊，那么审美还是审美吗?笔者认为，对于日常生活广泛出现的审美化现象，既不能不加分析的反感，也不能不加批判的接受。审美和日常生活的互相渗透，带来的是审美内涵的新变化，既包含着对传统审美的变革，也表现出了商品社会对审美艺术产生的异化作用。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潮中，审美最显著的变化是审美理性的缺失，从而导致了审美批判转 向了审美谋划。
　　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担当着对现代精神困境批判和救赎的功能，这源于美学思想史上理性审美主义和感性审美主义两种传统。理性审美主义认为，审美虽然以感性的方式获得，但其更重要的特征在于它的类意识这一属人特质，这个特质使人既不同于只具感官的动物，又不同于冷酷的技术理性。审美的理性特质，对于建构个体真实生活中的精神世界、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保持自我的个性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感性审美主义认为，要摈除虚假理性权威对人性的遮蔽，当理性成为少数人指定的法则之时，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理性的合法性，他人指定的规范并不能代表体现人类性的普遍理性。也许正是两种传统的同时并存，存在互相纠偏的作用，才让审美保持着相对客观的批判姿态。
　　然而，社会现实从来都不是按思想家们的理想状态来发展的。当社会的物质文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时，当国家、个人都要以经济实力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时，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强大起来。当审美广泛的进入日常生活，审美的批判作用在减弱，享乐的色彩在增强。这其中主要原因是传统审美中的理性内涵让位于感性。
　　理性审美主义的缺陷，并不在于理性的强大导致的感性缺失，而是缺少指导现实生活的具体法则。可惜的是，这种理性审美的理想和目标，在反理性思潮中，与技术理性、总体性叙事等一并遭到反抗和消解。因此，理性的因素在审美中逐渐被破坏，感性日渐成为审美的全部。这在短期内可以造成艺术上的“陌生化”效果，为审美领域增添新的面孔。但长远来看，缺乏理性的审美，在堕落中越来越偏离美的真意。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兴起的大潮中，审美的理性主义传统被反抗和消解，感性审美主义占据上风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失去理性指导的感性、自我直接生命体验真的真实可靠吗?
　　审美艺术和日常生活界限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颠覆传统艺术观、丰富艺术内涵的革命性；但同时，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也消解了艺术作为精神性崇高的一面，或者说，日常生活泛化的是审美艺术的形式，审美艺术的精神作用被深受市场理性控制的日常生活抛弃了。生活的现实性和物质性侵蚀着审美艺术的精神性和深刻性，传统艺术观被颠覆的同时，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则形成了对艺术更强大的控制力量，这使得哲学家、美学家理想中的审美理性和感性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促进了审美泛化的形成，但也对审美产生了破坏作用，审美丧失了自律性内涵。用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来解释，在消费时代，“审美”行为是通过消费活动完成的，审美的体验被消费的快感取代，审美丧失原本具有的精神性意义，市场理性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导力量。
　　失去审美理性，日常生活审美化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方面，在消费社会的市场理性之下，当审美活动与消费行为紧密相联时，审美这种感性活动，很难达到纯粹意义上的自我决定。另一方面，失去审美理性制约的感性，在市场理性的诱惑之下，堕落成物欲的感官，狂欢过后的审美主义，留下的只是虚假的幻象，技术理性以感性释放的名义，进一步控制了个人。以感性去反抗技术理性，反而使感性堕入了技术理性的漩涡。审美不能只是单纯的感性行为，它需要审美理性的参与，这种具有人文色彩的理性，可以扭转感性向感官的偏颇。
　　在审美理性缺位的情况下，审美对世界的感性把握，必然会产生偏颇。审美感性所追求的对个体生命真实具体的感觉的把握，在日常生活的审美谋划中，审美形式的装扮作用，以及对休闲娱乐的享受追求，大大超过对精神深度的追求。尤其是在商业利润的控制下，休闲、旅游、娱乐等活动作为产业形成以后，对感觉的追求愈发容易偏离审美，对感官刺激的追逐取代了对自由感觉的追求。人们自觉的感觉追求变成了商家刺激下被无限扩大的感官享乐和欲望。
　　正是在此意义上，“审美化”遭到质疑。中国学者周宪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否深刻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刻板、机械与重复的特性?美学所倡导的那些自由精神、独立意识、完善人性的观念，是否真正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核心?”当美无处不在时，可能产生的“审美麻痹化”现象，不仅不能承担起审美救赎的重任，而且让人们对美熟视无睹。当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存在着工艺化、人工化现象，日常生活的美趋向于装饰性和标准化，这其中隐含的视觉暴力，使得审美远离自然质朴。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审美在日常生活中，既具有反思和批判的作用，又存在被生活异化的危险。当“美”变成日常生活的工具，审美的精神性、超越性力量消失。当然，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现象，既不能简单的褒扬，也不能简单的贬斥。在对日常生活审美的思想和现实进行分析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审美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精神建构的问题。既不能离开物质现实去建构虚无的精神世界，更不能因为物质的强大力量去抛弃精神世界。如何承继审美批判的传统，立足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构筑审美理想，是日常生活审美研究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要真正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在真实的个体感觉之上，实现精神的升华和超越。
　　
　　三、审美自律性的匮乏
　　
　　当代日常生活审美的兴起，在反抗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保持审美的独立性上，无疑具备一定的革命性意义，这种革命性，对长期受政治话语控制的中国审美文化尤其如此。在上世纪80年初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在经济上处于为温饱奋斗的阶段，政治话语主导着民众的生活。在精神方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指导方向，使得人们的精神需求极度匮乏，文学艺术都以政治路线为标准，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无法对人性进行深层的思考，更谈不上审美自由的人生追求。单一的文化艺术产品造成人们在压抑中的精神饥渴，所以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门打开，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减弱，从国外传来的审美文化艺术拓展了国人的精神空间。这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得了一个较为宽松和自由的空间，他们不断地在文学艺术作品里，表达对人性的反思，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文学和艺术的热潮。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反抗政治一元话语、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对审美自由的追求的话，普通民众则通过改变日常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审美的享受中，表达个体的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政治不仅统领着人的精神生活，也统领了人的日常生活。那时候，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穿着单调，听的是革命歌曲，看的是样板戏，连说话的口吻，也带有浓厚的革命腔。人们自我的日常生活，被压缩到了极点，一切都以国家、集体为重，个人利益被排到最末。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门打开，港台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传人中国，政治也不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巨大空间。这时，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对个人生活注重起来。首先，在个人衣着上，不再是一种模式，人们开始大胆进行自我装扮，从式样到色彩，都多元化了。牛仔裤、喇叭裤、迷你裙、烫发、墨镜等等这些以往只能在电影中看到的事物，成 为中国年轻人的流行时尚。港台的歌曲、电影、电视逐渐传人大陆，歌曲不再仅仅表达崇高的革命理想，它传递着真实的个人生活，甚至是以前从来不敢提的个人情感。电视、电影也不全部是说教式的革命电影，而包括金庸的武侠、琼瑶的爱情。民众们在禁锢之后，充分的释放着对自由和多元生活的渴望，他们在对自我生活的选择和营造中，表达了对政治一元的反叛。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国门进一步打开，人们的生活选择更加自由，生活样态也更加多样。经济为中心的国家和个人奋斗目标，首先是繁荣了审美文化，丰富了人们的审美生活。政治不再像以往那样严格控制着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经济的自由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人们选择生活的自由。相较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似乎更具有平等性，它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经济的发展，使个人的审美生活成为可能，因为在基本生存满足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去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市场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既装扮生活又充实生活。可以说，市场提供给人们审美生活的需求，并通过消费手段实现。市场将人们的审美需求变成产业，以工业产品的形式提供给人们。如美容业、健身业、家居业等的发达，在生活审美的渴求与市场刺激的互动中，人们通过经济活动完成审美生活。不仅如此，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促进了审美文化的发展，这表现在逐渐兴起的文化产业上，比如出版业的发达，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发展空间，它增加了将作品变成书籍的机率，扩大了作品的传播。作家不再是一贫如洗的底层人，而可能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群之一。文化产业不仅激活了原有的文化活动，而且拓展了新的审美文化空间。如影视业的发达，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化娱乐产品。市场灵敏的嗅觉，使得审美的文化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一些被人遗忘的艺术种类，由于进入市场的循环，而重新焕发了活力。
　　虽然，商业和经济带来了日常生活审美的繁荣，使得审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一元话语；但是，商业和消费文化又对审美形成了新的控制，在此影响下，审美的自律性依然缺失。当经济成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中心时，利润是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从而造成对价值和意义的忽略。这带来的结果是人们将物质的发展摆在首位，而忽略精神方面的发展。因此，在生活中，赚钱的渴求远远超过自我塑造的愿望，对物质的欲望大于对精神的渴望，甚至会为物质生活摈弃精神生活，从而造成物质相对丰裕之后，物质享乐超过对精神愉悦的需求。因此，尽管人们生活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审美是浅层次的装扮和享乐，并没有扩大到深层的精神审美层面。电影、电视更多的是人们放松和娱乐的手段，并未在深层上起到建构个人精神意义世界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审美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作为产业的艺术和审美，所遵循的是商业标准，而不是艺术标准，市场决定着作品的发展方向，这对审美艺术的创造是一种限制。就如鲍德里亚所言，审美艺术被纳入市场体系，变成产品，“并进入那一批、一堆普通公民赖以确定自己‘社会文化’地位的附件的行列。”例如文学类书籍排行榜上，最畅销的书不一定是真正最有艺术价值的书。包装、宣传、炒作等等因素都影响到书籍的好卖与否，而能否畅销，成为如今人们评判作品的标准，也成为作家自身的写作追求。作品的价值不再是通过艺术标准来衡量，而以市场为标尺。这使得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由于市场的冷淡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一些写作者为了取悦于市场的决定者――大众，纷纷放弃深层的艺术追求。
　　市场主导的文化艺术产业，不仅挤占优秀艺术作品的生存空间，而且会使文化艺术出现单一化的局面。那么，经济为什么能主导审美艺术的发展方向?仅仅是因为大众的选择主导了市场的发展么?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艺术的创造者和评判者将主导的权力交予了大众，或者说，作为审美精神传继者精英知识分子、艺术创作者们，在经济时代丧失了审美自律的自觉，他们将艺术置放于市场之中，并不能持守自律的审美艺术，在资本的魔力下，对人性和艺术的深层挖掘屈从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用大众趣味塑造自己的审美趣味，而非用自觉的审美趣味去影响和提升大众。就像陶东风所言，中国已经形成了以电视、报纸、广告等为职业的新媒介人，他们异于传统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大众，他们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美自律性的缺失表现得又尤为明显。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西方社会，在政治上建立起了尊重个人人权的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在这个政治文化体系之中，不仅个人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各门类也确立起了独立运作的体系和制度保障，这种独立自主性自然也辐射到了审美艺术。启蒙运动树立起的理性原则不仅指科学理性，而且表明事物应该持守自有的尺度，自主运行。经过启蒙的西方文化艺术，能够坚持艺术的自律性，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创造传播，而较少受他者的干预。当然，自律性的艺术并不是指完全封闭的艺术，与政治、经济等没有任何联系，而是指艺术能够持守自身的准则，以艺术为标准创作和评判艺术作品。
　　与现代性充分发育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呈现中，缺乏的正是对自律性审美的承继，既缺少具有独立意识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又缺少具有自觉审美意识的大众。审美艺术的不自律，表征着精神世界的不独立。在政治一元向经济一元的转变中，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们被迫地屈服于政治控制，或者在经济诱惑下的主动放弃都导致了审美不自律的发生。当今的审美化生活呈现出的正是受控于经济利润的浅层审美化，缺少具有深度的真正的精神上的审美。审美泛化只是时尚、流行之后的盲目跟风，并不是生活和精神世界中自我意识的自由表达。在消费刺激下呈现出的审美化生活并不能让人十分乐观，浮躁的精神面貌，单调的精神生活，正是因为纯粹自律的审美艺术缺失的表现，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的审美行为，不能产生提升社会精神的作用。
　　
　　四、审美的功利化倾向
　　
　　“无功利性”是传统审美理念里的重要特质，但日常生活审美广泛出现之后，功利性成为这一现象的显著特征。具体而言，表现为审美文化的产业化兴起和对技术的过度崇拜。
　　日常生活审美的出现，与文化产业的兴起有着极大关系。比如，旅游业的发展，让旅游变得更为便利，人们很容易通过旅行社实现自己的旅行梦想，在名胜古迹中获取审美的愉悦。又如发达的出版业，使阅读变得不再困难，人们可以随意在书店挑选自己想看的书籍。飞速发展的影视业，制造出成百上千的音像产品，填补人们茶余饭后的精神空间。且在服饰的装扮上，服装制造的工业化也为人们提供了多姿多彩的选择。可以说，正是文化的产业化，使日常生活里的审美活动变得更普遍，产业化将审美行为变成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的商业行为，文化产业化，是对审美文化进行的功利性开发。从产业的角度而言，其本身无可 厚非。但从其对文化的影响而言，必须要警惕文化产业化对审美产生的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市场机制并不成熟所导致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二是对审美文化的过度开发，丧失其应该具备的审美色彩。
　　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的市场化过程，带有自发性和自由性，它以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民众为基础，这使得他们的文化产业在比较成熟的社会机制上运行。作为产业，首先遵循的是市场规律，市场自身具有一定的择优汰劣的功能，既然是关于文化的产业，其商业的选择也要执行文化的标准。再加上西方的现代化历程培育了具有相对独立审美判断能力的大众，他们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不盲从，因而显示出对文化和审美追求的多元色彩。而中国的文化产业，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迅速去除；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政府行为的一部分，而非西方式的自发发展。这使得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显现出一定的独特性：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并未截然分离。相较于过去计划体制时代，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干预减少了很多；但是，原有的行政体制与国家的权力结构仍在延续，文化的市场化之路仍然受制于政府权力。因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并未形成完全独立的市场机制。中国的现阶段的文化产业处于“文化一国家一市场”的三元格局中，在这个格局中，文化的市场自主性并未确立。因此，国家对文化资本的绝对垄断，使得文化市场的竞争机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从成熟市场机制的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相对完善的民间社会，没有西方那样独立自主的民间文化组织，也不存在独立的文化人艺术家阶层。尽管相较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性加强了，还出现了自由撰稿人、文化经纪人、书商等“新文化人”阶层。但是，正如上一点分析过，他们并未秉持审美文化的自律性，而在国家和市场的夹缝中生存。他们既屈服于政府“权力”，也屈服于市场，只是游刃于“权力”和“市场”中，获取先富起来的机会。民间文化组织阶层的缺乏，使得文化产业的组织者在文化中缺乏抗衡权力的勇气。
　　对于利润的过渡追逐，放大了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色彩。作为一个产业，追逐利润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产业化的利润诱惑，使得在文化艺术发展中，存在将文化艺术事业一并产业化的趋向，这丧失了更好的传播文化价值，让更多受众获得精神提升的机会。如果参照西方的文化制度，也许会有所启发。比如法国巴黎拥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当地政府并不以这些景点为牟取利益的手段，对其过度开发，而是将其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和城市的骄傲加以妥善的保护。他们更看中这些人文景观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效应，因此普遍压低门票价格以便让所有人都拥有受教育和受熏陶的机会。意大利作为文化遗产的聚集地，国家政府也以较低廉的门票价格，让更多的人享有参观文化古迹的机会。门票价格相对于当地人的平均收入，微乎其微。反而是这种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宣扬的措施，吸引了更多的外地游客前往参观，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法国巴黎和意大利对旅游文化的做法，体现了文化价值和利润的良性互动。在中国，文化产业是刚刚兴起的行业，它的产生，被更多的寄予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角色，而往往忽略了其进行文化传播的功能。因此，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导致过度开发，从而造成对文化价值的破坏。作为产业的文化，文化价值才是产业中的经济增长点，文化产业化之路不应以破坏文化意义为代价，这样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仅能获一时之利，并不能长远发展。
　　文化产业里存在的审美功利性色彩，影响到日常生活中审美的独立自主性，它使得审美生活在国家和市场利益双重控制之下不能自由发展，受此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精神世界的建构，混淆物质生活享受和精神审美生活的区别。
　　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是日常生活中审美功利性的另一个表现。与西方的日常生活的诉求源于对工具理性反抗的文化背景不同，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发生和兴起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来自于富足后的人们对自我享受的追求，及商业利润趋势下的审美扩张。
　　西方在充分发展完整的社会体系的同时，也饱受现代技术对人性的侵蚀，他们的审美之途意图拒斥工具理性、回归人性世界。但中国在追求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对技术表现出强烈的渴望和依赖，甚至是盲目崇拜。比如西方在生活审美方式上越来越追求自然的、田园的、原生态的美，中国却以城市为审美生活的模板，以高楼大厦、购物中心、大型广场等以现代技术聚集构成之所为荣耀。当西方的人们争相将住所移至郊区，享受自然风光之时，中国人却从乡村蜂拥至城市，从城市边缘向城市中心聚集。较之相对偏远市郊的宽敞大屋，中国人更愿意拥挤在闹市中的水泥盒子里，在电梯的升降中享受现代化的便利。如果说，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是在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对工业现代化生活的反叛；那么，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则是流连于工业技术的便利之中。崇拜技术导致的审美观是新的、人工的才是美，旧的、自然的不美。例如，在旧城改造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很多地方只注重林立高楼大厦，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场所的保护，如北京的四合院、老胡同等被破坏，人们不了解它们的身上沉淀的历史记忆才是真正的美感，它们同样的构成我们今天审美生活的一部分。又如，人们对技术制造的漂亮音乐喷泉发出赞叹，却污染自然存在着的河流和小溪。
　　关于新技术带来的新的美学原则，不少学者有过争论。学者王德胜认为，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已经成为客观现实，要研究新技术变革影响下的新的美学原则。“尽管技术力量及其运用有着种种非人性的‘负面’，但它却是当代生活、文化的客观；技术存在、技术力量虽然‘并不全是那么美妙、善意’的，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包括人的审美活动、审美立场和美学原则。”当然不能忽视新技术带来的对美学原则的影响，但更要警惕技术影响下审美精神超越性与批判性的丧失。技术改变了传统审美艺术中对深度的追求，而出现了平面化的特征。在一切都发展迅速的今天，深度恰恰是时代精神里最为缺失的。审美艺术里深度的消失，使得审美艺术难以担当起构建社会精神的重担，而有沦为浅层的享乐主义的风险。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并没有完成，在发展经济、国家走向富强的历史阶段中，科技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达的科技，为人们享受审美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和时间。笔者并不反对技术，但必须认清技术和人的关系，技术是人们发展国家和自身的手段，但不是最终目的。依赖于技术的审美生活会导致生活中的物质主义、感官化倾向，而忽略技术掩盖下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审美现象。例如，越来越注重技术进步带来的音响效果，但是，对音乐表达的深层意蕴却越来越迟钝，人们更趋向于陶醉在ipod放送的电子音乐里，对大自然的风声和鸟鸣无动于衷。又比如， 手机、互联网使得人们的联络更加方便，但却减弱了人与人见面情感沟通，从广义上而言，这原本也是审美生活的一部分。概括地说，技术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物质，或者说依赖于通过消费而获得的物质，而逐渐远离原本存在着的、不用通过消费就获得的生活愉悦。
　　对技术的崇拜，使得中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带有很强的物质色彩，它不全然的具有西方式的文化反抗意义，而是在物质生活富裕后的满足性炫耀，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审美更多的表现为对物质的享受，而不是精神自由的追求。在技术化和物质性的审美活动中，异化对人性的吞噬往往被忽视了。
　　
　　五、城乡混杂的审美现实
　　
　　中国学者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出现后现代主义?中国是否进入了消费社会?以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已经出现了西方那样的后现代主义现象，消费主义在年轻一代中盛行，他们选择越来越精致化的审美生活，尽管目前并未进入全面消费主义的社会现实，但是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正在向农村渗透。而在童庆炳等学者看来，个别城市出现的后现代现象并不能掩盖中国广大农村生活贫困的现实，在他们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大谈消费主义，大谈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仅是不合现实的，而且是不合理的。
　　争论的发生，表明了日常生活审美发生的复杂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的混杂，城乡差异的审美现实。几年过去，和当时的社会情形一样，城乡差别的生活水平依然存在，甚至在高房价、高物价的现实压力下，都市人群的基本生存也面临着新的困难，但这并不能改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一直存在的事实。这也是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呈现不同于西方的一面，应当以差别的方式分层面看待存在的日常生活审美现象，
　　与中国比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审美现实要相对均衡。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使其生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呈现出“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表现为最富裕的阶层和最贫穷的阶层比例相对比较小，广泛存在的是“中产阶层”。他们有较好的收入，子女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教育，虽然不是最富裕的人群，但已摆脱了为生计奔波的生活状态，可以比较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模式。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里，但也有一部分人眷恋乡村田园式生活。西方发达国家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使得他们的城乡发展相对比较平衡。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只是表现出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它们按照自己的规律各有特色的发展着。因为经过了工业化的发展过程，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反而注重保护农业文明，这包括自然环境和传统建筑。对他们而言，农村的自然资源和地域文化都是“社会资本”，它在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资金所没有的作用。因此，在欧洲，往往乡村住宅要比城里单元楼贵，老乡村住宅要比新别墅式乡村住宅贵。
　　中国社会则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并存、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局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完成，虽然在一些大都市已经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但对占有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社会而言，现代化才刚刚起步。中国太急于摆脱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了，所以，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是城市模式主导和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就审美文化而言，也呈现出城市向乡村辐射的局面。城市里层出不穷的物质化生活给农村人造成巨大的审美幻象，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不能自足于已有的乡村生活，因而纷纷涌人城市，也希望过上城里人的美好生活。在城乡日常生活的差别中，所谓审美的生活显然被标示为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它指可以出入大型购物中心、城市广场、酒吧、高档餐厅等等，似乎享有这种生活，才拥有审美的生活。但对农村不发达的经济状况而言，农村人并不能实现和城市人一样的审美消费。城乡经济的差距不仅使农村不能普遍拥有城市化的审美生活；而且，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文明正破坏着乡村生活审美的传统，这包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传统文化习俗的遗弃。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了乡村田园生活的美感，人与自然并非和谐存在，而是人对自然的侵蚀。在传统文化方面，由于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以及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文化艺术媒体的普及，农村里原来具有的地方性艺术正濒临失传的危险。比如很多具有地方色彩的戏曲和手艺，由于年轻人更向往城市文化，对乡村民俗没有传承和保护的意识，这对悠久而多样的乡村审美文化是一个损失。
　　因此，中国的日常生活审美研究有必要区分城乡的差别，这包括城市文化对农村传统审美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压，及经济落后对农村审美消费的阻碍。当然，现代化进程并不会因为要兼顾乡村的审美生活而停滞，反而是乡村的审美生活实现有赖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这场生活审美化运动中，我们要注意的并不是审美的城市特征，而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审美生活的物质性倾向。也许，只有将审美生活提高到精神层面，通过审美表达对生活的反思和对自我的升华，这样才能缩小城乡审美表现出的物质性差别，从而尽可能保持城市和乡村自身的特色。而审美对生活的提升，也是构筑现代人自我意识的重要方面，它作为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帮助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现代化历程。
　　纵观日常生活审美现象里审美的新变化，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审美行为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审美内涵，无论是批判的转向，自律性的匮乏，还是功利性的倾向，都表现出经济发展对审美文化的深刻影响。广大乡村科技理性的不发达和工业化对工具理性的盲目推崇，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价值的断裂以及人文理性在当代严重失落，追随西方文化的自卑感与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感同时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价值取向中。日常生活里的审美呈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矛盾状态：发展的渴求与精神失落的焦虑同时并存。从审美文化的角度而言，从传统审美文化里保持审美的精神内涵，摈除日常生活的物质性、享乐性对审美的浅层化影响，以审美的自律性、独立性、无功利性特征对日常生活进行精神的升华，也许能够缓解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矛盾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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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马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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