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努尔：一半是失意，一半是躁动:青年失意

　　居住在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附近的努尔・纳吾凯尔觉得自己就像个硬币，永远都有与生俱来的两面，但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却从来都只是其中的一面。 　　26岁的努尔是汉维混血，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族。100％维族血统的人会很容易发现他身上汉族的成分，维族的女孩子大多不喜欢他，而汉族女孩子却对他的深眼窝、高鼻梁趋之若鹜。
　　努尔从来不跟人说自己血里流淌的汉族的二分之一血统。这是他长这么大最大的秘密。他的汉族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
　　7月5日，当努尔在大街上遇到那些失意的年轻人高举拳头游行的时候，他也加入其中。有那么一刻，他身上一种不协调的感觉来得更加猛烈了，他不知道自己在空中挥舞的拳头，洋溢着哪一半的血。
　　他下意识地摘掉了自己的眼镜，因为戴着眼镜，让他看上去像个汉人。
　　但他的激情却很快就消失。努尔在暴乱发生前的那一夜，悄悄溜回家中。之后，乌鲁木齐发生了流血的骚乱。
　　
　　二分之一的迷惑
　　
　　关于生父，努尔只了解几点：一、他是个汉族人；二、听母亲说，他是个知识分子；三、母亲对这个男人充满怨恨。
　　努尔还在怀里被人抱着的时候，经常遭遇另一半身份的质疑。大人们抱着他，都会开玩笑问，你爸爸去了哪里?你是什么人?
　　努尔小时候的回答完全视心情而定，有时候是汉族，有时候是维族。
　　关于身份的冲突，有时候也零星地发生在这对母子之间。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母亲不准他在家里说汉语，还为此骂过他。虽然母亲的汉语也说得很好。
　　母亲和努尔住在人民广场汉人聚居区，但是母亲却坚持让努尔去上维族学校。
　　努尔对于汉语有着先天的优势，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能流利地说汉语了，这让他在维族孩子里更显得另类。
　　努尔上小学，开始遭遇更多质疑。当时已经是90年代初，周围的维族人对于身份开始愈发敏感起来，在维族学校，有同学对他的身份提出了质疑。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着一半和另一半的冲突。
　　直到16岁，一切往事重又被母亲提起。当时要登记身份证，母亲郑重其事跟他说，努尔的生父是个汉族，她和这个男人在努尔两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原因是感情不和。
　　最终，在努尔的身份证上，写的是维族。
　　关于生父，努尔没有丝毫感情。但他对于母亲和那个男人的故事，却充满着小心翼翼的好奇，他从别人那里了解的消息是，母亲和生父是80年代初结婚的，当时在乌鲁木齐这个城市，汉维通婚的现象已经没有解放初期那么普遍。
　　新疆解放之初，大批内地人口的迁入，各民族混居现象日益普遍，族际婚姻的发生频率升高。
　　当时维汉通婚的例子随处可见。而到了70年代，经历了文革，此类通婚基本上就持续不下去了，在民间，维族人更愿意在自己的族群里寻找找另一半。
　　当时，来自政府的态度是，对于维汉通婚“一不提倡，二加以保护”。而来自民间的情况仿佛要更复杂，努尔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当时面对着怎样的社会环境，但事实是，没过几年双方就离婚了，而且彼此充满着不理解。
　　到了80年代，汉维通婚的情况已经不多见。到了努尔这一代，维汉通婚就更少。有时候，他问母亲，自己如果抛开维族的身份，去找个汉族的女孩结婚如何，母亲的回答很冷静，她说，我会不要你。
　　
　　只剩一半的努尔
　　
　　16岁，这是努尔对于身份真正启蒙的一年。
　　他开始疏远自己的母亲。他不想听到关于自己身份的丝毫信息，不想知道上一代人的对或错。
　　当他拿到身份证的时候，努尔做出了选择。他开始有意识掩盖自己另一半的汉族血统，彻底变成一个百分百的维族“巴郎子”。
　　
　　他开始留意自己的胡须和喉结是否像个维族小伙子，他密切关注着自己的头发是不是卷曲、发黄的；他开始试着每周去清真寺做礼拜，严格遵守着穆斯林的宗教习惯。
　　唯一难以改变的，是他的近视。近视在维族小伙子中并不多见，他敏感地觉得这是来自生父的遗传。
　　努尔的朋友圈子也只是围绕着维族年轻人展开，好在没人怀疑他的身份了。但有些冲突却在内心隐隐发作，比如，他不太习惯别着刀子穿行在傍晚的大街，不太习惯有的同伴老土的穿着，他喜欢香水，迪奥或者博柏丽。
　　而且致命的是，很少有维族的年轻女孩喜欢他这种书生类型的青年。维族女孩都更喜欢阳刚的、充满雄性气息的维族青年。
　　18岁的时候，努尔选择去内地读大学。他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或许仅仅是为了逃避母亲。
　　2001年高考的时候，努尔被中国传媒大学录取，主修新闻专业。努尔享受了少数民族的高考政策优惠，加分50。那一年，中国传媒大学在新疆仅招收了两个民族学生。
　　但也从这一年起，新疆少数民族毕业生的就业率开始出现下降。两年后，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开始像内地大学生一样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毕业生从以前的分配制度改向自主择业。这对于新疆的民族学生是一个十足的坏消息。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李晓霞针对新疆少数民族大中专学生的一份研究表明，传统的维族大中专毕业生，其就业市场多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维族青年本身的汉语水平、外语水平，以及技术性毕业生少，而人文类毕业生多，都造成自主择业后的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的下降。
　　近年来，人文类的学生不如技术类的毕业生更好找到工作。而接收毕业生的单位，从直接分配改为毕业生自主选择之后，一般要求“逢进必考”，使很多人，尤其是汉语水平不高的人无缘进入。一些岗位进人还有民族成分的规定。
　　而从企业来看，用工完全走向了市场化，过去曾经实施的对企业招工中的少数民族比例控制早已不再存在，少数民族毕业生要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面对市场。
　　种种因素之下，实行自主择业后，2003年起，新疆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在南疆三地州，甚至流传着一些不成文的定律。大学生越多，村子越穷；读书越多，家里越穷。越来越多的南疆青年开始涌向首府乌鲁木齐，或者流向内地。
　　努尔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他只想逃向内地，远离自己身份冲突的中心。
　　
　　在北京
　　
　　2001年至2006年，努尔的大学生活在北京度过。这五年中，他内心中身份的冲突从未停止过。
　　一方面，努尔爱着这个城市，渴望毕业后留在这里，另一方面，他抱怨着饮食上的不适应和北京水果的味道。2004年暑假的时候，他去过上海、苏州，甚至更南方的深圳。他爱上了星巴克的拿铁和外滩的西餐厅，这些乌鲁木齐都没有。
　　在学校里，努尔没有真正恋爱过，因为学校里的维族女孩除了跟他一起考进来的一个之外，少之又少。喜欢他的汉族女孩倒是不少，但他并不感兴趣。
　　在北京，新疆青年努尔喜欢上了儒家文化。
　　2005年春，他喜欢上了于丹。几乎读遍了于丹所有关于孔子、庄子的书。在毕 业前最狼狈的日子里，努尔在传媒大学的教室中听过于丹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努尔向于丹提问，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青年，在纷繁复杂的现代都市里，应该怎么去立足?
　　因为努尔学过播音，那一天在课堂上，他的声音很洪亮，腔调十足。努尔觉得，那一刻他很给维族人争面子。
　　于丹给努尔签名写了一长串，大意是，我希望你做到最好的自己。
　　因为这句话，努尔打算留在北京。和他一起考入传媒大学的另一个维族女生，毕业后早早地回了新疆。
　　起初，在北京的路看上去一帆风顺。2006年夏天，他一心想进中央电视台，为此他参加了2006年的央视主持人大赛，进到了前40名，距离成功就差一步了。
　　但是后来情况变得糟糕起来。因为民族习惯，努尔饮食极不方便。进入决赛后，那里没有能够解决民族餐饮的地方，大大影响了他的发挥。再加上他眼睛高度近视，角膜又出了问题，最终只好退出。
　　毕业后，在北京的日子变得艰难。首先面对的是租房子，努尔开始有意识地掩饰自己骨子里此前张扬的那一半。他开始出门戴帽子和眼镜，这让努尔看上去更像一个汉族青年。
　　差不多找了半年，努尔才在西三环找到一个住处。随后的半年，他穿行在北京的环路之间，投了无数的简历。
　　与此同时，为了疏导南疆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新疆自治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把维族青年输向内地。2006年，仅喀什疏附县一县，就组织了233名劳动力到天津企业务工，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7.02万人次。
　　和那些来自南疆的年轻人一样，努尔试图在大城市找到自己的梦。他梦想着做个电台DJ或者电视台的主持人，他为此做着长久的准备，每日模仿着何炅的主持台风，这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一份工作，认识不久的维族女友也离开了他。
　　努尔当时还想，实在不行就在迪厅做个DJ。直到2007年的一天母亲来电话，说很想他。随后，在北京的努尔大病一场。从医院出来之后，努尔买了回新疆的机票。
　　
　　失意者的街头
　　
　　2007年年底，回到乌鲁木齐的努尔，出路并没有变得开阔起来。
　　在人才交流市场上。可以看到的希望显然不多。新疆的企业数量比起内地本来就非常有限，这些企业对少数民族毕业生的汉语、英语水平表示怀疑。如果能力不存在问题，一些以汉族人口为主的聘用单位(大多为企业)，也往往为避免因风俗习惯，主要是饮食习惯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麻烦，而控制聘用少数民族毕业生。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03年，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出台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见》，如规定中小企业当年招用高校毕业生及失业人员总数超过本企业职工总数的50％，或招用少数民族毕业生和女毕业生占本企业职工总数的25％以上，减免部分税费等招工优惠政策，但成果并不明显。
　　2008年，努尔开始尝试着出国。去美国是他的梦想，也是乌鲁木齐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几条好出路。乌鲁木齐每年试图出国留学的年轻人都保持着两位数增长，拒签率也将近达到一半。
　　在这个城市的年轻人看来，眼下的好出路包括，考公务员、做老师、进电视台，再或者就是出国。但努尔被拒签了。
　　努尔在2008年还试着找过很多工作。他自始至终地渴望做一个出镜主持，最初是电视台，后来是广播电台，再后来，他甚至向乌鲁木齐的一家大型商场投去了简历。
　　当时这个大型商场招收3到4个部门经理，但是报考的人有200多个。努尔被录取了，这是这家商场迄今为止录取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中层经理。但是干了一个月，努尔辞职了。这个工作不是他想要的，整天和销售打交道，让他觉得这和自己的梦想离得越来越远。唯一让他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这一个月里，为商场主持了8周年店庆的晚会。
　　努尔还是喜欢舞台。
　　
　　2008年后的一年多，他尝试了很多个工作，但都持续不久。和努尔一样，周围一些从内地回来的民族青年，就业的路子都显得狭窄而有限。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为了一个公务员的编制甚至等了3～4年。努尔一个复旦毕业的同学，一直在自治区某机关实习，如今都两三年了，编制还没有落实，一个月仅有400元的收入。
　　在2007年到2009年的三年中，努尔连续三次参加了乌鲁木齐公务员的招考。但每年这个城市针对民族干部的更新都很有限，他连续三年落榜。
　　面对越来越多失业的年轻人，新疆自治区政府从2003年以来，面向内地进行劳务输出。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一年，新疆劳务输出54万人次，2004年输出100万人次。
　　但这些措施只是针对新疆农村青年的劳务输出，对于那些有文凭、见过世面的大学毕业生，政府可以提供的有效办法依然不多。
　　待业在家的努尔，内心冲突始终不断。2008年，得知努尔未能出国的消息后，他一个北京的同学给他电话，说可以帮他把户口迁到内地，前提是把民族身份改成汉族。
　　努尔偷偷地想过许久，甚至小心翼翼地去母亲那里求证生父的消息。母亲对于那个男人的恨至今丝毫未减。而那个男人，现在可能就在北京。
　　努尔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的生父竟然有可能在北京，那个自己曾经想方设法试图留下的地方。自己在那里待了五年，竟然和这个人没有一次相遇，他觉得这个人离他很远。
　　努尔关于生父的这份微妙关系无法和维族的朋友分享，成为他很多年来内心的一个秘密。
　　对于这种莫名的冲突，努尔有时候也觉得不能接受。一方面他个人显得越来越西化，听HIPHOP的音乐，跟老外说几句不流利的英语。甚至为杰克逊的死而祷告。但另一方面，他在观念上却越来越趋向保守，他希望找一个温顺的维族女孩做老婆，而且必须是处女。
　　2009年6月，乌鲁木齐开始进入不安的夏季。努尔还在大街上寻找着自己的希望和心仪的女孩。
　　与此同时，因受金融危机影响，新疆的经济状况开始变得不太妙。2009年初，新疆针对3.8万家中小企业新增90亿元贷款，意图减少一些企业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出现限产或停产。这些企业吸纳和安置就业的人数，超过了30万人。但同时，因为企业不景气出现的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了。
　　
　　韶关录像之火
　　
　　6月底，来自广东韶关的消息流传于当地维族青年之间。他们通过QQ群，转发着一个视频地址。视频是用手机拍的。像素很高。
　　视频里一群南疆的维族青年被追着打，看了后，努尔感觉很难过。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努尔很少和汉族人闹矛盾。在他看来，维族人和汉族人出现冲突，往往是因为维族男孩在语言上说不过汉族青年，所以就干脆干起来。维族青年骨子里有野性的一面，让他们骄傲且不甘受挫。
　　来自广东的谣言各种各样，最为离谱的说法是，在当地有300多个维族女青年被强奸了。而在当地务工的南疆维族女工仅只有200多人。
　　这些消息让努尔很愤懑，但包括努尔 在内，可能并不了解全面的信息。
　　2007年8月，针对南疆地区多年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象，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曾以喀什地区疏附县为样本，在当地做调查并发表了《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在做调查时，一位维族乡长曾告诉马戎，2007年3月，内地的一个鞋厂需要劳动力，计划招60人，他带队去企业考察，专门带上摄像机，把厂子的情况、宿舍、食堂、车间都拍下来，刻成几张光盘，发给每个村，在一周的时间内让全乡农民都看到，“最后组织自愿报名，90％以上都是自愿报名的。”
　　7月13日，视频内的打斗发生地、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贺玲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旭日玩具厂属劳动密集型企业，工厂招生产线上的工人，对文化要求不高，接受9年义务教育即可。
　　今年年初，招工信息放到网上之后，“县劳动部门是通过网上了解到旭日用工信息，”7月10日，在接受境外媒体集体采访时，新疆自治区疏附县长艾海提・沙依提介绍，经新疆方面有关领导同意后，专门派出人到企业考察，认为旭日用工需求大，5月2日，双方互相考察10天后，疏附县第一批325名维吾尔族的员工，就在6名领队的带领下，抵达韶关，进厂。6名带队干部大多数是疏附县当地副科级干部，极个别是教师。
　　贺玲介绍，维族员工和汉族员工的薪酬标准属于“同工同酬”。员工每月休息4天，工作日每天8小时，薪水28元(工资)+5元(津贴)，每天加班3小时，按白天正常班的1.5倍计算(约5，25元)，一般情况下，一个员工一月薪水在1400元～1600元。
　　此外，旭日玩具厂和疏附县劳务输出办签定协议时，还专门针对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做出特别承诺。新疆籍员工住在一块，每间宿舍10人，工厂2栋3层楼的食堂，每层2个操作间，单独列出一个操作间为新疆籍员工食堂，厨师也一并来自疏附县，以50人配一名厨师的标准；餐具等用品隔开；牛羊肉等食物由新疆籍员工在指定的清真食品供应商处采购。
　　新疆籍员工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交流存在障碍，“他们能听懂汉语，但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很流利地说汉语。”贺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语言障碍其实也是马戎在《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里单独提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南疆农村中小学长期以来实施的是民族教育，即用维吾尔语讲授全部课程，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讲授汉语课程。由于课本难度低和缺乏汉族教师，这些中小学毕业生的汉语能力很差，基本上不能用汉语进行对话。”
　　自200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大力推动双语教育后，这一语言学习模式才开始发生变化。据2007年4月疏附县教育局统计，全县小学生中只有3.1％进入“双语班”学习，初中学生中有8.7％进入“双语班”，高中学生中只有2.9％进入“双语班”。换言之，前几年毕业的维吾尔族初中生基本没有汉语交流能力，2008年也将只有133名初三学生从“双语班”毕业。
　　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在很多媒体有关新疆劳务输出的新闻报道里，经常捕捉到年轻姑娘小伙手捧《实用汉语会话手册》大声朗读的细节。
　　“或许由于汉、维族语言及生活习俗有所不同，平常假期时，工人间有小摩擦，”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但都不曾酿成大问题。
　　“出事前，没有打过一次架，厂方对新疆籍员工也比较满意，所以才会不断增加用工数量。”贺玲介绍，5月25日，疏附县第二批300多人，抵达韶关。6月22日，第三批，170多人进厂。
　　“三批一共输送了818人，出事前，有40多人因为不适应当地的环境返乡，剩下大约780人。”贺玲介绍，根据厂方和疏附县的协议，本来男女工比例应为1:1，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新疆籍男工比例大于女工比例，男工500多人，女工200多人。
　　“这是一宗充满偶然性的、单纯的群体斗殴事件，”韶关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国强7月9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连参与斗殴人员使用的工具，都是临时在宿舍、车间顺手拿来的垃圾桶、床脚架。
　　刘国强介绍，这起事件很大起因是双方语言不通，互相之间沟通困难，而此前社会上曾有谣言，称该厂有发生汉族女工被新疆籍员工强奸的事件，因此一起因小摩擦引发的事件逐渐升级。
　　但乌鲁木齐的年轻人，受到这个录像的刺激，开始酝酿着示威。
　　7月5日，在广场，努尔遭遇了示威游行的维族学生们。努尔取掉眼镜迅速加入了其中。
　　但最终，努尔没有留在广场而是回到了家。也许，是他骨子里流着的另外一种血液，帮助他做出了这个下意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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