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病症_城市十大病症
时间：2019-05-12 03:20: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短短三十多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51.27%，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经有118座。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我国快速的城市化，令世界为之惊叹，但人口众多的超大城市的纷纷涌现，却暴露出10种“城市病”。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134735万人，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标志着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恣意扩张，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我国许多城市的“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
人口骤增
城市人口骤然增长，使不少城市患上了“肥胖症”。2009年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而“十一五”规划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人口快速膨胀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经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
如今，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而且像西安、成都、兰州、昆明、贵阳这样的二线城市，由于人口剧增而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交通拥堵
城市“肠梗阻”——交通拥堵，已经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北京更被戏称为“首堵”。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测算的结果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被抵消的一个后果就是汽车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到2007年5月，这个数字改写为300万辆。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用了两年7个月。从400万辆到500万辆，仅用了不足一年时间。即使有摇号上牌政策的限制，北京目前的汽车保有量估计已突破600万辆。有预测，2015年时这个数字会达到700万辆以上。
即使是四通八达的北京地铁，日均客流量也从2007年的157万人次增加至2011年的598万人次，增长之快让人无法想象。
在北京和上海上下班需要两个小时；在杭州，去西湖喝一次茶路上就需要一个半小时。作为西部城市的西安、成都、重庆，交通拥堵也让居民头痛。
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
给水不足
给水不足被称为“城市贫血”。北京市政协调研显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
异地调水，是北京受水资源匮乏的严峻现实所迫之策，近20-30年间，北京用水主要来源于相邻的河北，这已经严重挤压了河北省各市的用水量。同处华北与海河流域，京、津、冀具有相似的水命运，三省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到300立方米，最近10年，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3立方米。而根据国际标准，人均小于10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小于5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北京缓解用水的压力寄望于南水北调，如果人口持续膨胀，南水北调的水量将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所吞噬。
深圳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
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5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有400个处于缺水状态，尤其是北方地区缺水更为严重。无疑，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会直接妨害我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
排水不利
排水不利好比“城市便秘”。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被称为一个城市的“良心”，在我国坏掉“良心”的城市，比比皆是。一方面是因为地下管网的规划设计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地下管网作为基础设施很快落伍于城市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是许多主政者不重视“地下工作”，管网设计者渎职、施工者偷工减料而在“造城”初期就遗留下了后遗症。本刊记者观察发现，每年汛期，各地媒体都有城市“内涝”的报道。
广州是羊城、花城，更被称为“水城”。作为太平洋沿岸地区降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广州年平均降雨量约为1700—2200毫米。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一方面水面率（城市湖泊河流）不断降低，原有调蓄能力不断减弱，一方面地表硬化面积增加，地表径流量增加，洪峰流量增大、时间提前，排水需求的增长远大于市政排水系统新建、更新和改造的速度，致使暴雨事件频发，内涝治而难绝。多年来，为“水浸”所苦的暨南大学长期戴着“威尼斯分校”这顶沉甸甸的“帽子”。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城市的建设重视形象工程。多是看得见的、直接能够体现政绩的放在前面，比如说修马路、建广场、盖高楼，却把马路底下的雨水排解管道、污水收集管网及污水处理厂等设施放到了后面。现在，不少城市一边咀嚼排水不利的苦果，一边筹集资金，把马路“开膛破肚”，返修排水管网和建设污水处理厂。对于缺水城市，能考虑雨水、污水分开排放，雨水回收利用则更科学一些。
耗能太多
耗能太多是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富贵病”。城市是资源和能源密集区，也是消耗的“大户”。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是当前全球城市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每由农村向城市迁入一个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为我国大部分农村还处在传统耕作方式和循环经济中。我国的农业还不是化学农业和能源农业，还属于劳力农业。农民进城后，住宅要供热、出门要坐车、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将大大增加，这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宏观角度来看，城市建筑能耗主要包括采暖、空调、热水供应、炊事热水、家用电器、电梯等方面的能耗，其中以建筑采暖和空调能耗为主，占建筑总能耗的50%—70%。据住建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建筑近400亿平方米，其中95%以上是高耗能建筑；同时，我国城市每年新建房屋面积约20亿平方米，其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有专家测算，如不加以控制，按照现在的能耗水平，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市建筑空调夏季高峰负荷将相当于10个三峡电站满负荷能力。
而城市建设过程中所大量用到的钢材、水泥等，哪个不是高耗能材料呢？
污染之虞
垃圾、污水、空气污染是城市的“毒素淤积症”。垃圾围城、空气质量恶化等环境问题同样不再是大城市的“专利”。在一些地级市和县城周边，城市人口膨胀所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已经在城市周围形成蔚为壮观的“垃圾山”甚至“垃圾带”，有的原本依山傍水的小县城，也因各种垃圾的随意倾倒，清澈河流变得面目全非。住建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而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加上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的管理缺位，由此带来的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也愈演愈烈。 有的城市连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几十万人聚在那里，污水都不处理。
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房价攀高
大城市房价高是世界通行病，并且多伴随“疫症”的症状——蔓延势头强烈，难以控制。“谈房色变”，是城市居民——原著居民、新居民、准居民的集体表情。前几年，疯狂的房价引发了刚需购房者的恐慌，也悬高了投资投机者的心态。
2011年中国社科院的绿皮书报告，全国35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泡沫达29.5%，其中，二、三线城市的泡沫开始高于一线城市。泡沫指数最高的前七个城市分别是福州、杭州、南宁、青岛、天津、兰州、石家庄，这些城市的泡沫成分占实际价格比例在50%以上；而泡沫成分占实际价格比例在30%-50%之间的城市有北京、深圳、武汉、长春、宁波、哈尔滨、大连、贵阳、上海、郑州、成都。
虽然国家屡次强力调控，但大城市房价一路攀升的势头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动辄每平方米数万元的房价也已司空见惯，成为大城市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痛。而作为三、四线的中小城市，房价也一路走高，已经悄然在重蹈大城市的覆辙。在西部省份的一些边远县城内，每平方米两三千元的房价已很平常，这与当地居民的收入相比，亦属天价。
看病不易
医疗机构缺失或布局不均，在城市扩张中属于规划部门的“先天不足”，造成看病难也是中国突出的“城市病”之一。
城市在疯狂的扩张中，许多“开发区”、“新区”“新城”都因为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和蜂拥而至的购房者而成为居民集聚区，作为公共服务的医院和学校，并没有跟上步骤。许多数万人的大型现代社区，都没有公办的医疗机构，更别说数千人的小居民区了。有的是城建规划不到位，没有预留医院和学校的位置，地皮全部卖给开发商搞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有的是开发商追求地产利益，挤占了医院和学校的地皮，而城市主政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漠然视之。
看小病不容易，到大医院看病难，看大病更难！
就全国三甲医院的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有53、38和35所，加上中国80%以上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造成全国需要就医的人们都会往大城市跑。因此，大医院里常常人满为患，而基层社区尤其是偏远农村的医疗机构冷冷清清。
北京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完成的一项专题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1010户居民中，44%的市民有过在医院排队的经历。
从找医院到排队挂号、排队候诊、排队计价、排队交费、排队住院，“排队难”贯穿了整个看病过程。到一线、二线城市内的各大医院看病排队，少则半小时，多则数小时。各种排队的时间加起来往往要超过医生诊病的时间，个别医生真正看病问诊的时间甚至不到10分钟。
上学艰难
城市在扩建的范围中，缺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或者没有学校，使居民孩子上学艰难。就医难、购物难、上学难、就业岗位少，不少城市“新区”因此被称为“睡城”。“睡城”的出现，是现代城市典型的“偏吃偏食，营养不良，畸形城市症”。
购物难会在市场作用下很快解决，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学校和民办医院也会见缝插针地进入，住在“睡城”的居民的生活成本因此升高。国家“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政策无法落实，大多数“睡城”居民每天需要把孩子送到老城区的学校上课，然后奔波到单位上班工作，下午又辗转接送。如此辛苦，生活的质量大打折扣。老百姓对于“睡城”的无奈，加剧了城市综合症的系列反应。
优等教育资源集聚在城市，并且大多数分布在20-30年历史以上的老城区，“择校热”、“陪读风”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城市教育病。优质中小学周边房价高昂，交通拥堵等城市综合症更加明显。
据资料显示，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压力很大。这个数字说明了“新居民”的孩子们有学上，却无法判断“新居民”们的孩子上学有多辛苦。
据统计，全国100所211工程重点院校分布中，北京独占23所，上海9所，湖北7所，四川6所。而事实上，大部分省份的主要重点高校又多集中在西安、武汉、成都、广州等省会大城市。对于云南、内蒙古等省份和自治区，偌大的地方却只有一所211高校。要读书，要受到好的教育，只能去大城市。高昂的学费和城市生活成本，像收割机一样把农村微薄的财富卷进城市中来，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使教育成为典型的社会病。
户籍藩篱
户籍藩篱是体制“后遗症”。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把居民分为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与该居民当前在城市或者农村生活无关。毋庸置疑，该户籍制度下，最大的受害者是整个庞大的流动人口，尤其以进入城镇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阶层为甚。据统计，我国有超过2亿的农民工，加上大学生、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等群体，当前全国的流动人口总量逼近3亿人。
各大城市的户籍藩篱使没有这个城市户口的外来人，无法享受到本应享受的一些福利和权利。即使他们在这个城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一分不少，他们在就业、保险等方面却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
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了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人口大流动的大背景下，因为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农村务工人员进城工作之后，由于子女无法在城市正常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农村，留守儿童由此而来。子女到城镇工作后，由于父母无法迁入子女所在城市生活，有子女的空巢老人也到处都是。
总之，“城市综合症”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往往是“城市综合症”的频发期。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城市资源与社会需求在一定阶段产生巨大矛盾，致使城市承载力“过载”及城市各要素之间关系失调。也就是说，“城市病”体现的是快速膨胀的人口与城市资源不协调之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