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局级干部是什么级别【司局级干部的“世界观”】

时间：2019-05-05 03:22:52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2012年4月16日上午，148名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走进清华大学，参加“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大战略”课程班的第一堂课。按照中组部的要求，2012年是开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选学的第三年。司局级干部的选学课程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一年要满110小时。必修课由中央党校开设，选修课则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七所院校承办。
　　该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授课老师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司局长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他们的“世界观”又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价值观还拿不出手
　　第一堂课由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阎学通讲授国际形势，他向来以言辞大胆犀利著称。4月16日早上9时，在正式上课前，阎学通先给司局级干部们有言在先：机关里大家的观点差不多，在学校里很难做到，今天我讲的就不是“正统”观点。
　　阎学通自问自答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拜金主义’。”在他看来，“拜金主义”思想已经遍布全中国，在世界上是没有吸引力的，“外交政策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正是因为“拜金主义”横行，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理解就会有偏差，想当然地以为“钱一定是美国的行为动力”。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阎学通，“中国人总觉得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你们有没有看过伊拉克2011年出口石油的统计报表，伊拉克对美国石油出口才百分之十几？”
　　给司局级干部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数都有在美国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阎学通对美国的认识是，“美国之所以是负责任的大国，就在于美国政府只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奥巴马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说过，不会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向任何人道歉”。
　　不许大国欺辱不让小国调戏
　　在许多问题上，老师们的观点很难完全一致。比如，讲到中国如何应对朝核、南海以及周边安全等诸多棘手问题时，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认为依然需要“韬光养晦”，他解释为：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有秩序建设之为。阎学通却不这么看，“正确的外交战略就是不断调整的战略”。阎学通拿朝鲜问题做例子，“你必须想清楚怎么跟它打交道”。中国也要适时改变“不结盟”的政策，牢牢巩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在他看来，正因为中俄共同搞了上海合作组织，才让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安全环境大大优于东部和南部，“外交政策一定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不是从感情出发，也不是从好恶出发”。
　　国防大学杨毅的思维方式更符合他海军少将的身份：敢于让侵犯中国利益的国家吃苦头，帮我们的国家有甜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允许大国欺辱，也不允许小国调戏”。
　　“在南海问题上海军为什么不出面？”有学生站起来向杨毅提问。
　　“不是海军的问题，是国家统一协调问题。”杨毅说，“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但当中国被逼到墙角时，海军决不能无所作为。”
　　司局级干部们出人意料地一致表现出对军事的浓厚兴趣，包括“气象战有无先例”、“美国空天一体战到了何种程度”、“中国军费投入多少才算合适”等问题，都在课堂上抛给了海军少将。
　　司局级干部们的自助午餐安排在学生食堂。一般情况下，中午12点课程结束，授课老师自行离去。但讲完中日关系后，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教授跟司局长们共进午餐，话题也依然离不开上课的内容。
　　一个正准备打菜的学员插了一句：“假如中国强大起来，甚至超过美国若干倍，钓鱼岛问题能迎刃而解吗？”刘江永接过盛饭的勺子说：“日本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在弱的时候更强势。你看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它并没有比俄国、美国强，但敢抢。”
　　一位学员说：“中国老百姓爱国，但对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说不清历史渊源，光说这儿是我的，可为什么是我的，肚子里没货。”他抱怨，“中国的普及性资料还是太少”。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蓝野也直接向老师提意见，“钓鱼岛划界问题分歧特别大，这个要害您还没有讲出来”。
　　“没时间讲了。”刘江永觉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则就有问题，“为什么现在对钓鱼岛、黄岩岛争得这么厉害，因《公约》规定，大陆延伸的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但从岛出去就有争议了，直径就变成400海里了”。
　　“司局级大学生”挺有主见
　　在日常工作中，司局级干部们接触的各种信息多，对于国际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在交通运输部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卫民看来，美国最早跟中国好，是想和平演变中国，“美国这些年因为搞反恐没腾出手来，现在这些问题平息了，美国就有时间有力量来治你了”。
　　在近期发生的中菲黄岩岛对峙问题上，一个学员觉得政府可以更强硬，“中国总以大国自居，什么都要让，阎学通老师讲得好，国际上谁拳头硬谁说话”。
　　很多司局长报名“国际问题”选学班是因为业务需要，像商务部美大司副司长、外交部参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副主任，想法都很相似，都想通过上课“形成一个大的国际战略框架”。最后报名学习的司局级干部竟达148人。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纪斌每天花三五个小时在上课的路途上，有时候下课后还要赶回办公室处理公务，但他坦陈“以前上大学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动力”。家住通州的刘卫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出门上课。
　　在许多问题上，司局级干部们的观点与老师并不完全一致。对孙哲教授提出的“降低军费增速，增加教育投入”的观点，刘卫民就不同意，“这种分析缺乏战略性，太实际了”。刘卫民支持杨毅将军的观点，“要增加中国军费开支，你只有不怕美国，别人才会怕你”。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可金在上课时，一位学员请他对中国外交工作做一个整体性评价。赵可金说，“美国有六万人搞外交，中国只有六千人做外交，做到这个水平已经不错了”。这位学员却不同意，觉得外交部工作做得还不够好。2010年他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有几百人排队，但卫生间只有一个座便器。“美国在这方面讲人道吗？外交部也不去交涉一下。”
　　蓝野虽然对阎学通的课评价不错，但他不赞同阎学通对于“拜金主义”的看法，“全世界的利益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利益，什么友好都是假的。你看尼克松来中国，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代表美国的利益来的’。啥叫利益，利益是实实在在的”。
　　不过，刘卫民却认为“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中国人掉在钱眼里了，没有比GDP更重要的东西了”。刘卫民认为，中国要创新一种制度，把我们的文明发扬光大，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榜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
　　（龚宝良、李云贵、刘名远荐自《南方周末》20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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