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戏剧繁荣表象下的精神缺失|戏剧繁荣的必要基础之一是
时间：2019-05-04 03:2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对于戏剧的投资逐年递增，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出现了像新版越剧《红楼梦》、琼剧《下南洋》这样投资超千万的豪华制作。同时，从国家到各省、市为戏剧办节办奖的积极性逐年高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中国戏剧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等众多奖项的评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戏剧创作，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其内容涵盖面包罗广泛，从直接反映现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到展示民族传统的历史题材，从革命历史题材到儿童题材，都有诸多作品出现。
关键词：戏剧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2-0094-02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5500多戏剧院团，40余万从业者，每年演出的戏剧达百万场。这些使我们看到了戏剧的一种繁荣景象。然而，在这种投资多、奖项多、剧目多、演出多的繁荣下，戏剧的物质化、市俗化倾向十分明显，获奖和票房成为众多戏剧作品的终极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中戏剧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忽视甚至抛弃。因此，当前戏剧的这种繁荣是表象繁荣，它掩盖了以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为核心的戏剧精神的缺失，戏剧在这种繁荣中正在逐渐失去灵魂。
一、当前戏剧缺少人文精神，戏剧逐渐沦为一种追逐名利的工具，功利戏剧泛滥成灾，真正体现人文精神的戏剧凤毛麟角
戏剧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理性态度。它包括对人格、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简单说就是关心人，特别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特别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是戏剧的本质和灵魂之所在。戏剧一旦失去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就只能剩下一具空壳。当前戏剧普遍缺少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用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思想作祟，渗透污染了戏剧创作环境，导致了“变创作”为“玩戏”，只要戏上了舞台，获了奖，有了票房，艺术不艺术无关紧要，只求名利双收，成就自我与人文关怀精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带给戏剧必然是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二是利用“主旋律”做文章，走捷径。这种现象常常是在弘扬主旋律的幌子下面，对当代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趋之若鹜，抓住素材之后，不下工夫挖掘内涵，不认真从题材中提炼主题寻找其中的深刻意蕴，而是画个框框、套个圈圈，为题材定了性质和色调，接着就往里面机械地塞“事迹”，塞满为止。这种悖离戏剧精神的戏剧，在某些政府行为和名人效应以及特定的环境气候中，或在一些部门的操控下，可能会在短时期获得些票房和奖项，但其生命力和艺术感召力却是非常脆弱的。现在，弘扬主旋律、提倡“三贴近”已经变相成为一些戏剧人开启淡化创造性、艺术性的方便之门和走向成功的捷径；三是“官本位”的“特权行为”左右着剧作的成败，长官意志制约艺术精神的体现，某些地方还在戏剧生产中以领导的个人情感和观念支配决策，戏剧创作缺乏开拓和超越的胆略，一些现实主义戏剧不敢触碰真正的现实，沦为伪现实。
于是，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文化英雄”们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所谓的利益，所谓的奖项，甚至为工作总结中那些苍白的文字，热衷于斥巨额资金投入大制作，打着主旋律这样积极向上的旗号，在追求外表的豪华与绚丽方面越行越远，在演出和制作成本上一路水涨船高，在演出班底上力求星光耀眼。一方面是场面的壮观、布景的豪华、技巧的玄奇，一方面却离人的心灵世界却越来越远。我们回顾一下《北京人》和《曹操与杨修》这两部的经典之作，看看什么是充满人文精神的戏剧。《北京人》这部诞生于1941年的名作我们今天看来也没有因岁月而产生的隔膜，我们反而觉得，这就是写给当下这个时代、写给我们的。剧中每个人的心灵困境，台下的我们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内心的影子，这种对人心的痛楚与人性困境的刻画，这种人文关怀超越了时代的束缚，成为永恒。京剧《曹操与杨修》，该剧虽然是历史题材但它呈现出的却是有着独特色彩的现代观点。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具有两种不同本质的追求，他们因各自的本性特征而无法实现调解和融合。该剧所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几个动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两个鲜明的人物，而是在他们背后的两种人格、一对矛盾、一种困境。这种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与矛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可寻、可鉴。由此可见，具有人文精神的戏剧注重的是人的精神层面上的交流和对话，注重对人的刻画、对人的探索、对人的关怀。
二、当前戏剧缺少批判精神，对于一些敏感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缺少承担社会问题的勇气和责任感
戏剧的批判精神，其实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批判精神是戏剧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优秀的戏剧在具有人文精神的同时，还应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拷问，形成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以及对文化人格的反思。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对于戏剧来说就像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时至今日，我们对曹禺、对易卜生、对阿瑟·米勒、对迪伦马特等戏剧大师的膜拜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他们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敬仰，就是对他们共有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的赞赏。正是怀揣着这种良心和责任易卜生写出了《玩偶之家》，完成了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传统观念的批判，阿瑟·米勒写出了《推销员之死》，完成了对“美国梦”即美国社会制度的批判，曹禺写出了《雷雨》，完成了对封建式的资产阶级旧式家庭的黑暗与丑恶的批判。
胡适曾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曾提到：“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胡适提到的易卜生的长处恰恰却是当今中国戏剧的短处——缺少拷问、反思和批判的勇气，缺少承担社会问题的责任感。在物质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的戏剧舞台缺少真实的思考和记录，更缺少来自内心深处的发问和深思。当代戏剧人自身亦缺乏记录时代的创作冲动和对正义良知的担当，对记录这个时代最具现实意义的事件避之不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比较复杂，这里面有个人与集体的不敢承担，也有长期想做不让你做、想承担不让你承担的委屈和久病成医的“处世智慧”。在这种形势下，辽宁戏剧有勇气扛起现实主义戏剧的大旗应该是值得称道的，辽艺的两部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现实主义题材话剧《父亲》和《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就社会热点问题作出了示范性的探索，剧中的人物是普通人、底层人，关怀他们的生存状况、精神状态，关怀他们在各种生命境遇中的选择与抗争，这种深挚的人文关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此这两部剧也摆脱了以往大多数“主旋律”作品的单一的宣传性质和评奖机能。但同时我们需要看到，这两部剧共同缺少对时代与现实的进一步拷问，尤其缺少一种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过浓的主旋律色彩淡化了现实主义戏剧应有的批判精神。对比《狗儿爷涅磐》、《桑树坪纪事》的直白与果敢，对比《萨勒姆女巫》、《人民公敌》的尖锐与深刻，《父亲》和《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的这种缺失使之只能停留在艺术精品的高度，无法成为传世经典。我们比较下阿瑟·米勒的《萨勒姆女巫》。该剧赋予了对人性弱点的关注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人性中固有的自私、软弱、卑劣、凶顽与良知的冲撞，无时不在心中激荡。死亡，这个全人类都要面对的问题在剧中成为一个考量人性的放大镜，一个评定真善的检验仪，一个促使崩溃的加速器。再比较下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故事是关于一个勇敢的人在一个不容异见的社会中，依然为追求公义和真相而斗争。剧中批判了公众不理性的倾向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政治系统的伪善和腐败。这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科学的真与实际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当今世界也是普遍存在的。可以做个假设：当一个大企业或者大产业，足以养活一座城市之时，如果它有一些过失或者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由于污染影响生态环境），我们应该怎么做？面对真相，我们是帮其“捂”住还是勇敢揭露？ 在中国，《茶馆》、《雷雨》、《狗儿爷涅磐》、《桑树坪纪事》所处的时代虽然早已逝去，但他们所蕴含的戏剧精神却永不过时。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戏剧人因该成为社会的良心。正如温家宝总理说过的那样: “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在今天，戏剧应该有勇气对社会的改良，道德的提升，良知的把握，责任心的重建等做出应有干预、引领、鞭挞和教育。
三、当前戏剧欠缺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根本原因在于戏剧人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上都缺少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自身的妥协加上诸多底线、框框、规则的约束使戏剧人守起了本不该守的“规矩”，却失去了本不该失去的性格
戏剧作品具有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前提条件是戏剧人要有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戏剧人普遍缺少这种意志和精神，主观上的原因就是媚权、媚钱、媚俗，即领导指示怎么排就怎么排，谁给钱让怎么排就怎么排，怎么能得实惠就怎么排。客观上的原因是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主要是物质条件制约和行政制约。客观原因是不以我们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客观存在同时又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而主观原因的是否存在完全是由我们的主观态度决定的，客观原因尽管影响着、甚至制约着我们的主观态度，但决不应该决定我们的主观态度。
现在，在对待“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观态度。第一种是坚持。“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悲铭》中抒写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当代剧作家李龙云在日记中写道：“绝大多数剧作家的处境是被动的，实现舞台实践有时往往需要扭曲自己。现在，至少从1997年始，我不会这样做了。我用戏剧这种形式在搞我的文学。在我这里，作品的发表就是一部剧作的终结。”李龙云的话到出了当今一批有思想、有才华、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剧作家的苦闷和无奈。对于一个剧作家而言，作品不能呈现在舞台上他的内心是痛苦的。陈寅恪的悲情抗争和李龙云的非常之举都是对缺少独立自由的一种不满，一种反抗。对于他们来说，尽管现实中缺少自由，但他们却有拒绝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和沉默的自由。在对待“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这一问题上另一种主观态度是妥协。其理由是：在理论上戏剧人可以不顾别人的行为举动，只专注于自己的戏剧事业，可是在实际上戏剧人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却不能不顾社会和工作的一切压力，而义无反顾的忠于并献身于戏剧事业。戏剧人面对政府主管部门、面对物质压力时，通常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一个被动地位，因此“妥协”是一个戏剧人经常面对的选择。然而我却认为虽然在现实社会中没有“桃花源”，但我们的精神领地中却应该有一片净土。为什么身处清代康乾时期的曹雪芹能够写出旷古烁今的名著《红楼梦》，要知道当时可是中国历史上文禁最为严厉的时期，曹雪芹本人亦是穷困潦倒。为什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1955年写成了具有恒久艺术生命力的《日瓦戈医生》，要知道当时的苏联可是个极左的国家，这部“仇视社会主义”、被称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的作品带给作者的很可能是牢狱之灾甚至是性命之忧。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如此条件下还能创作出这样具有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巨作？我想正是他们身上那种精神、那种意志。因此，客观原因的制约不能成为戏剧人丢掉“自主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的托词，更不能成为戏剧人抛弃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借口。
今天，我们在思索中国戏剧同国外优秀戏剧的差距之时，我们在感叹为何中国没有易卜生、没有阿瑟·米勒这样的大师之时，我们应该首先找回那种久违的精神，戏剧的精神。
一部戏有一部戏的命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当今，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对愿意选择承担、选择责任的戏剧人而言，精神永远超越名利。让我们少一丝功利，少一丝浮躁，多一些精神，因为真正能支撑并养育中国戏剧的，绝不是物质名利，而是戏剧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