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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纳河边洗衣船 消失塞纳河边 什么歌

    时间:2019-04-17 03:2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蓬皮杜玻璃连廊的人流中,一所古板的展馆“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顶层:里面排列着20世纪初巴黎先锋派的绘画——那多是画家们裸着身子在洗衣船低矮的房间里、在邻屋的呻吟和债主的敲门声中,绘制而成。
      如今这些画已成为经典和图腾,而那正是当年年轻的艺术家们极力反对的东西。收藏它们的橘园,最初是皇家温室,后被用作莫奈《睡莲》的展场,1984年引入保尔·纪尧姆的收藏后,逐渐成为缅怀巴黎先锋时代的神殿。
      极端的业余画家
      有关先锋时代的故事,郁特里罗是不错的开始。
      橘园收藏着十幅他以“明信片方式”绘制的巴黎风景,其中,有盛装的巴黎人正拎着裤腿或裙角,小心地踱过泥泞的街道赶去上班,就像为左拉小说所作的绘本。当年,蒙马特山上的人们拒绝的正是这种生活。他们宁愿穷困潦倒,也要自由欢歌,醉生梦死。郁特里罗一度是这种生活的象征。
      他终日沉溺酒乡,醉酒后炸过旅馆,钻过碾磨机,没有酒喝便在家吵闹。他的母亲苏姗·瓦拉东,年轻时做过皮维斯·德·夏凡纳、图鲁兹·劳特累克、雷诺阿和德加的模特——几乎是她所有良师益友的情人,郁特里罗不知是她与谁的私生子。
      德加看不下去苏珊的放荡生活,便教她画画。后来,苏姗也以德加的方式挽救自己的儿子:她将郁特里罗锁在房间里,丢给他一些蒙马特风景的明信片,让他临摹。不想,郁特里罗画起画来极度认真,欲念全无。他用圆规和尺子把那些明信片放大到画布上,连盖屋顶的瓦片、砌墙面的石块的数量都要求完全准确。但这些绘画同样流露着浓烈的情绪,与印象派取道自然的唯美大相异趣。何况,画画也给酒鬼带来自由,不再用他母亲施舍了。
      一时间,蒙马特处处能见到他的作品。有个叫克洛维·萨高特的老糕点师,花每幅5法郎-20法郎的价格收购郁特里罗所有作品,然后以200法郎的价格卖出。即使如此不懂经营,郁特里罗还是让蒙马特山上的人们看到了希望——艺术家不仅可以自立,还可以成名,即便业余也可以。
      在橘园收藏中,还可以看到另一位更极端的业余画家:亨利·卢梭。他在50岁、已经退休并死了两任妻子后才登上蒙马特山。他从未学过画画,对绘画规则一无所知,也从不关心绘画的前景,他画画完全依靠本能。他喜欢画热带雨林和野兽,阿波利奈尔断定他在当兵的时候去过墨西哥——其实他从未去过美洲,那些雨林景象来自1889年的万国博览会和巴黎的动植物园。或许是认真导致了“乱真”:据说他为阿波利奈尔和玛丽·罗兰姗绘制《诗人与缪斯》时,画了足足五个月,只因为他想画上一些康乃馨,而康乃馨要等五个月才会开放。
      很多人嘲笑卢梭笨头笨脑和对绘画技巧的无知,他会把自己的作品塞给蒙马特的商贩,只为对方承认自己是一个画家。于是他的画经常被小贩用绳串着挂在路边,标价5法郎。他卖出的第一幅画就这样被路人买走。那幅画是《M夫人肖像》,路人的名字叫巴勃罗·毕加索,他从这个籍籍无名者的作品中找到了摆脱学院派绘画的方法。
      橘园没有收藏卢梭那些描绘超验景物的作品,而瞩目于他描绘的市井风情——在这些作品中,他像儿童一样,将所有规则隐藏起来,看似稚拙却又无懈可击。
      玛丽·罗兰姗进入先锋派团体,完全因为她是阿波利奈尔的情人。阿波利奈尔在为先锋艺术奔走、呐喊的时候,从未忘记捎带上他的缪斯,但团体中的其他男性成员,显然认为这个女人是在惺惺作态。诗人安德烈·萨尔蒙含蓄而残忍地描述她:“玛丽·罗兰姗?一个丑陋的美女。”奥斯卡·王尔德的外甥阿尔蒂尔·克拉万就更为露骨,他在《现在》杂志中写道:“玛丽·罗兰姗就是一个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给她两下子才能舒坦的贱货。”但这些都无法动摇阿波利奈尔对她的迷恋。
      那仍然是一个男权主宰一切的时代,先锋团体也不例外,对他们而言,女性除了做模特、管家照顾孩子便没有其他用处。今天,在橘园为玛丽·罗兰姗独辟的淡蓝色画室内,我们可以看到她那些充满女性主义色彩的绘画。的确只有阿波利奈尔能理解她。“罗兰姗小姐善于在绘画中表达完全属于女性的美。”他如此写道。
      
      
      大师之争:马蒂斯与毕加索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毕加索,先锋艺术运动会是什么样貌。
      这个10岁时绘画技术就可同绘画课老师相媲美的西班牙人,初到巴黎时也有过沉溺的日子。1901年他的挚友卡萨热马斯自杀后,他搬入亡友的公寓,终日背负着亡灵的阴影作画,这被称做他的“蓝色时期”;三年后,当他用一盒鸦片将美人费尔南德哄上床,开始绘制男欢女爱和街头的杂耍艺人,又换了“玫瑰时期”的名号……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厌倦了穷困与放纵后,他对同居的诗人马克思·雅各布说,并很快行动起来。他在蒙马特半山腰找了一所荒废的房子,改造成工作室。由于它酷似塞纳河上洗衣妇们搓洗衣服的平底船,雅各布叫它“洗衣船”。随后,志同道合的画家、诗人纷纷入住。于是,新的观念,与毒品、女人一起在他们之间交换传递;债主、画商和名流也轮番演绎着前倨后恭的故事。
      当时的巴黎,还有另一个人正努力地“做点什么”,他就是亨利·马蒂斯。他因为修习过法学,而被称做马蒂斯博士。习画后,他也因遍得大师指点而与蒙马特的业余画家们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同样是洗衣船的常客,他的“战友”安德列·德兰、弗拉芒克、布拉克也都住在那里。他们正在以全新的观念作画:突破止步于印象派的美学,以主观的色彩淘汰那些借助自然的色彩。
      1905年,马蒂斯决定将他们的新观念在巴黎秋季沙龙上展示,结果,那些色彩浓重、明暗对比强烈、画面粗犷的作品引起喧然大波,共和国总统甚至拒绝为画展作开幕式剪彩。当时,他们的作品被集中在一个展厅,正中是一尊戏仿多纳泰罗的雕塑,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写道:“多纳泰罗被野兽包围着!”“野兽派”之说就此诞生。   而今日橘园中,毕加索与马蒂斯的画作共同占据着最大的核心展厅,仿佛再现那个时代两人的直接竞争。
      他们的第一次集中交锋是在1906年独立派画展上。马蒂斯的《生之喜悦》收到出人意料的好评,人们认为这是彻底摆脱了新印象主义的现代艺术。唯有毕加索反对,他认为马蒂斯的作品只是古典艺术的顶峰,而非现代艺术的起始。毕加索立即动手画了《阿维尼翁的少女》。几乎无人能理解这幅古怪的作品,但马蒂斯一眼就看懂了。他知道这位小弟弟画中粗暴激烈的情绪正是针对着他这位“现代艺术的代言人”。他未动声色,但内心非常愤怒。马蒂斯把女儿玛格丽特的一幅肖像作为礼物送给毕加索。后者的反应则是:买一些飞镖,在“洗衣船”里和拥护者一起轮番把飞镖瞄准小姑娘的脸刺去。
      
      
      两年后,马蒂斯又否定了曾追随自己的布拉克,将后者的作品称之为“立体主义”。布拉克索性与毕加索联起手来。如果说野兽派仍然令人混淆于以色彩为基础的传统美学,立体派则完全在主观与理性的范围内获得愉悦和启示,不带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唯美”。
      在这场激动人心的艺术革命中,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安德烈·德兰。
      1905年,马蒂斯和德兰在比利牛斯山的科利乌尔镇写生,在渔港别致的光线中,德兰首先发现:强烈的色彩可以反向否定阴影。这是野兽派创作理念的起始。他在给弗拉芒克的信中写道:“为了寻求光的概念,我抛弃现有观念,服从对光的新发现。”德兰随即创作了《科利乌尔风景》,这可称是第一幅野兽派绘画,其后才有马蒂斯的名作《戴帽子的女人》。德兰对非洲艺术的浓厚兴趣开始得也比其他人早,毕加索正是在他的一再鼓动下,才跨进人类学博物馆的门槛。在橘园,德兰的作品也与马蒂斯、毕加索并置在一起。
      究竟是何人将这群纷争不已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
      
      “他交不出房租时才肯卖出一幅画”
      橘园中收藏着三幅主人保尔·纪尧姆的画像,分别是由基斯·范东根、莫迪里阿尼和德兰所绘,风格迥异的画家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人物的如下脾性:热衷于整洁的外表和光鲜衣饰,难以掩饰的少年得志的朝气和张狂,以及从底层拼打上来的蓬勃野心。
      纪尧姆没有任何艺术或财富的家族背景,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唯一的便利就是住在蒙马特附近。1911年,他在一艘橡胶船上发现了一个非洲雕像,十分喜欢,便买下来放在自家的窗口。某日,“洗衣船”的领袖之一、诗人阿波利奈尔路过那里,偶然看见雕像,找到了纪尧姆。
      纪尧姆的聪明机灵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后者的引荐下,他进入了“洗衣船”的圈子,并很快依靠举办一系列非洲艺术展获得了名声。然后,他尽一切可能,从业余买家手中收集他们的作品。当时,成名的画家都有自己的专属画商,签有独家代理协议。比如老瓦拉德是塞尚、高更和独立派画家的画商,卡恩维勒独家代理着毕加索、布拉克等所有立体派画家,马蒂斯的画商是伯恩海姆。但1914年“一战”爆发后,多位画家失去了与海外买家的联系,纪尧姆又乘机收得多幅经典作品。包括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在内。
      但真正的成功,还是莫迪里阿尼和苏丁带来的。
      如果说毕加索是先锋运动中的首领,那么莫迪里阿尼就是画家中的侠士。这位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家酷爱雕塑,他批评罗丹学究气过重,更喜欢非洲艺术自由的创造(他作品中长长的畸形脸盘便是非洲艺术的痕迹)。因为患有严重的肺病,雕刻所产生的灰尘对他而言是致命的,他不得不放弃雕塑转入绘画。他的绘画形态纯粹、面庞和身段修长、手臂与脖子纤细,像画布上的雕塑。
      莫迪里阿尼同样酗酒,吸毒,喜欢闹事,但开朗的性格令他交友广泛。他尤其喜欢扶助弱者,比如酒鬼朋友郁特里罗和贫弱的苏丁。对于强者他是另一种态度。他曾与毕加索共同作画,有一次毕加索找不到画布,竟覆盖了莫迪里阿尼的画,莫迪里阿尼自此不与毕加索往来。
      他既不属于野兽派,也不属于立体派,他要自由地画。这种骄傲令莫迪里阿尼长期找不到画商。曾经有一个画商想代理他的作品。在谈判中,那个商人看到莫迪里阿尼一言不发,便不断压价,莫迪忽然起身,夺过那些画,径直去了卫生间,将它们挂在抽水马桶上,然后对画商讲:“我都给你,你用它们擦屁股吧。”
      纪尧姆是莫迪里阿尼的第一位画商,对非洲艺术的共同兴趣使他们走到一起。纪尧姆为其带来了海外客户,自己也收藏多幅。莫迪里阿尼更是数次为他画像,其中题有“时代先锋”的一幅,如今就挂在橘园的酒红色展厅内。
      对苏丁的发掘则更意外。当时,纪尧姆正陪伴美国富商巴恩斯在巴黎选画,莫迪里阿尼的画室是他们最后一站。在半个月时间内,被各种先锋艺术轰炸的巴恩斯显然有些厌倦,但在这里,他被一幅画惊呆了:画中的人物是一个青年男子。有巨大的耳朵,头戴帽子,白色工作服上反射出黄色、绿色和蓝色的光彩。那是苏丁的作品《小饼师》。苏丁与莫迪里阿尼共用一间画室。巴恩斯立即表示要买下苏丁所有作品,“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除戈雅之外,我从未见过其他任何人可以与苏丁媲美。”但纪尧姆没有让巴恩斯带走《小饼师》,而是自己买下了它。
      苏丁当时就哭了,这是他卖出的第一幅画。在认识纪尧姆之前,苏丁一直是画家中最穷困潦倒的一个。他来自白俄罗斯,出身贫苦,偶然得到一位医生的资助才来到巴黎。贫穷,饥饿,性格阴郁乏味,举止野蛮粗俗。他的朋友很少,周围以夏加尔为首的同乡十分憎恶他。别的画家可以在酒馆替人画像赚钱,苏丁只有在火车站运送大木箱子维持生计。他什么都怕,害怕一切穿制服的人、敌对情绪和非议。但有一点与莫迪里阿尼一致:不加入任何画派。他甚至从不去看任何现代作品,整天泡在卢浮宫,长久地待在他崇拜的大师作品前。他最喜欢伦勃朗,只有在伦勃朗的画中,他才能找到封闭生活中缺乏的光明。然而他自己的绘画全无古典绘画的痕迹,而是充满过分的雕琢、狂暴的形象、夸张的畸形,与他本人一样。他不用新画布,用跳蚤市场买来的用面包渣做的糨糊把旧画布上的画覆盖住,然后再用。画出的效果不好时,他立即将画毁掉。别人只要流露出一点点非议,他也同样把它扔掉。   相识半年后,纪尧姆在巴黎为苏丁举办了画展,巴恩斯当场买断了60幅。这个消息在巴黎不胫而走,掀起了一场采购苏丁画作的热潮。当夜,苏丁拿着钱晕晕乎乎地从展馆晃到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叫司机一直开往尼斯!他要去看大海,他只在梦里见过大海。
      
      
      
      
      苏丁的画作现在很珍贵,一方面是由于巴恩斯等人的集中收藏;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丁成名后从市场上成批购回自己早期的画然后毁掉。但橘园仍然集中了苏丁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小饼师》在内的一系列肖像,苏丁在南方绘制的扭曲的风景,还有后期让他着迷的各种动物尸体。这22件作品是整个欧洲最大的苏丁收藏。
      巴恩斯利用在巴黎采购的2500件绘画,建起自己的私人美术馆。这给纪尧姆很大的触动,立志也要在巴黎建立一座现代美术馆。但之后经济危机阻碍了他的计划,他只有维持手里的收藏并慢慢扩大,等待时机。他的妻子多米妮卡曾抱怨:“他交不出房租时才肯卖出一幅画。”但纪尧姆没有等到实现梦想的一天:他于1934年死于一次离奇的医疗事故,当时他只是患了并不严重的溃疡。在遗嘱中,他将收藏留给多米妮卡,授权她可以将收藏捐献给政府,唯一的条件是保持收藏的完整。
      
      酒喝完了……
      多米妮卡是饱受争议的人物。寡居期间,她曾卖出诸多作品,包括毕加索的立体派作品和马蒂斯的《河边女孩》《钢琴课》。改嫁富商让·沃尔特时,收藏中的立体派、野兽派作品几近沽清。她又购入大量印象派精品,其中不乏雷诺阿的《钢琴边的少女》和塞尚的《苹果与饼干》这类杰作。晚年,为与养子争夺收藏的控制权,她竟买凶杀人,虽未执行,但随后的审判令她几近身败名裂,社会舆论还将她与两任丈夫的离奇死亡联系在一起。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她不得不将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换取晚年的安宁。
      时至今日,多米妮卡或许应该得到更多宽容:维持如此规模的收藏的难度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她几乎以一己之力替巴黎留下了这段相对完整的记忆。如今橘园中的毕加索停留在悲伤的蓝色时期和幸福的新古典时期,马蒂斯是那个在尼斯与世无争的隐士,德兰是回归古典主义的德兰。这不是他们最值钱的画,却是最耐看的、最接近他们真实一面的作品。
      至于谋杀的指控,至少有一个问题无人能解答:“什么人可以在杀死丈夫之后,还能与其众多画像共处一室几十年?她将怎样面对墙上众多故去友人的目光?”
      1910年,亨利·卢梭在孤独中去世,为他送葬的只有五位挚友。阿波利奈尔在他墓前吟诗:“……请让我们的行李免税通过天堂之门,我们将带上你的水彩和油画,也许你会在描绘真实和光影中度过那神圣的休闲时光,就像你曾经描绘我面对着星空那样……”
      1912年,阿波利奈尔因《蒙娜丽莎》被盗案受牵连被捕入狱,当警察叫来毕加索作证时,画家扭过头去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与此同时,情人罗兰姗离开他嫁给一位德裔贵族。出狱后,诗人毅然加入法军参加“一战”,他要为这个国家流血(他的头部遭受了重创)来洗刷身上的耻辱。1918年染上流感不幸去世时,床头仍挂着罗兰珊为他和毕加索等人绘制的肖像。
      1920年,年仅37岁的莫迪里阿尼因肺病去世,四天后,他绘画中绝对的女主角,他的爱妻让娜带着九个月的身孕堕楼自杀。
      1943年,身为犹太人的苏丁四处躲避纳粹和维希政权的缉拿,颠沛流离间严重的胃溃疡发作以至穿孔,他冒死回到巴黎接受手术,仍未能保住性命,死在这座他热爱的城市。
      1954年,毕加索去探望在尼斯隐居的马蒂斯。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完全消除,马蒂斯表现出更多的父爱,将他毕生的经验传授给毕加索。不久,84岁高龄的马蒂斯死于心脏病。同年,他们共同的朋友德兰死于车祸,因战时在柏林展出过绘画,德兰至死背负着纳粹合作者的污名。
      1955年,因嫁给德国贵族,在两次大战中被剥夺法国国籍的罗兰珊在巴黎去世,她的双手紧紧抱着一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同年,沉溺于酒精的郁特里罗在巴黎去世,这位蒙马特最乖张的酒徒以长寿善终。
      1973年8月,巴勃罗·毕加索在与友人的晚宴中去世,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为我干杯吧,为我的健康干杯吧,你们都知道我喝不了太多。”
      至此,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喧嚣与荣光散去后,这些伟大的天才以另一种方式相聚在橘园:阿波利奈尔与罗兰珊在一起,没人能打断他们的倾谈,卢梭在一旁为他们画像;马蒂斯、毕加索分立两个角落,这对毕生的竞争对手,从相识的那天起,就保持着这样的距离;保尔·纪尧姆和莫迪里阿尼在一起,在他们旁边的苏丁显得怯生生;多米妮卡摆弄着她华丽的帽子,德兰在为她画像;郁特里罗和他的酒瓶在一起,冷眼旁观着这群人,他们的背影印记如线条,如色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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