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计算属于【20世纪30年代“体育救国”思潮背景探析】
时间：2019-01-04 03:27: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各界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思想。“体育救国”思想是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主要思想,它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
关键词: 体育救国 民族 思想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灭亡在即,不同领域的爱国人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救国的途径,喊出了众多的救国口号,如“航空救国”、“摩托救国”、“读书救国”、“国术救国”、“体育救国”等,而“体育救国”是其中较为响亮的呼声。“‘体育救国’论是在军国民主义尚武思潮下流行的,军国民体育,其实质就是‘体育救国’”。①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人“东亚病夫”的耻辱感日益深重,民族存亡迫在眉睫,抵抗侵略成了全民族的首要任务。因此,主张“生活化、自然化”,强调兴趣培养的自然主义体育遭到了抵制,要求发扬民族体育的思潮上升,各地大办武馆,学校体育教育内容开始民族化。于是体育强,身体强,国才强,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当时许多有志之士乃至全国同胞的强烈愿望。全民体育化、体育军事化、军事体育化思想开始替代自然化、生活化、个性化的自然体育思想。军事训练开始进入大学乃至中学、小学课堂。民族体育、全民体育化、体育军事化、军事体育化思想虽然也遭到杜威实用主义的反对,但在民族危亡之秋,当时的全民体育思想和体育功能服务于民族存亡的要求得到大部分中国人的认可,此时,体育教育思想赋有了国家民族思想的色彩。
卢沟桥事变后,当时著名的报纸《大公报》发表了社评《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指出:“中国人近日之环境,仅此尚不足以救国,一切学生,必须做兵操,受军事训练,同时使一切学生劳动化、农工化,前者为卫国家,后者为治生产。”②1937年,民国时期著名的体育活动家郝更生指出:“国人鉴于国难严重,非积极图强,不足以自存,惟救亡图存之道,固属经纬万端,而行健自强,体育实为至要。”③他乐观地认为积极普及民众体育,增加体育经费,大力培育体育师资,实现全民体育,可为民族抗战奠定坚强的基础。体育界人士结合世界各国体育实际阐述了体育发展的趋势,指出:“当今列强如德国、意大利、苏俄等多极力扩张军备,多以体育入手,培养国民体格作为国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注意生产、国防,除强健国民身心,训练普通技艺外,施以各种有关于增进生产能力与作战技术的训练,期使全国民众都有民期劳动,为国抗战的能力与精神,而中国作为弱国,受侵略国,更需重视民众体育素质。”人们认为:“值此强权伸张、公理没落之时候,惟有提倡国防化之体育,以增进民族之动力以充实民族之活力,……吾中华民族在此风雨紧急之时,应未雨绸缪去作肉搏流血之准备,我们今后要从少数军人之体育范畴移到全民上去,使人人站在一条国防线上为国效力。”④
著名的体育军事理论专家、民族体育理论专家程登科认为,要改变“东亚病夫”和“劣种”体格瘦弱的局面,发扬民族果敢坚毅精神,只有实施和推行体育,加强体育训练。“近几年来,为了这许多弱内强食的事实,我执政诸公,教育当局,莫不以涤雪国耻为休,以谋强种健全的捷径,而体育便被认为是健民强国的唯一的重要工具……”⑤在《德国体育现状》一文中,程登科强调:“……所以我们现在提倡体育的第一目标就是要主张体育民众化。”⑥体育军事化是“时代的体育,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是纠正我国目前颓败现象的体育,是使强种救国不成为体育口号的体育,也就是复兴民族一线曙光的体育”。王庚认为,除了实施民众军事训练外,真是别无选择。与程登科一起留学德国的同窗萧忠国也撰文指出:“……我们的短处,不患贫,而患病,不患病,而患弱,所以我国体育要的是平民化、大众化、军事化。”⑦陈彩祥、马廉祯在《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国防体育政策》一文中指出:“平时体育着重于健康生活的获得,而战时体育就应当着重这种斗争精神的养成,平时体育着重体格的改进,而战时体育就应当着重作战技能的训练;从教材方面看,平时体育教材种类是繁多而普通的,而战时体育的教材种类就应当简单而实用,平时体育是诱导、生活的,战时体育是强制、有组织的。”⑧另外,对于怎样发展体育,当时体育界观点也是异彩纷呈。有的认为应该完全抛弃西方体育而发展中国传统的武术,即“本位体育”;而有的认为要抛弃中国传统的民族体育,而彻底地采用西方体育才叫合时代的体育;有的主张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兼采中西之长来发展体育才是上策。对此,程登科理性地作出了判断。他认为中国发展的体育应该是结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国民需要的、洋土合一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体育。在对舶来体育与传统体育关系上,他认为要以本土体育为中心,汲取外来体育之精华;在发展民族体育的最终目的上,他认为发展体育的目的是为了复兴民族,摒除“东亚病夫,增加士兵坚忍耐劳及战斗能力,增护国防力量;在发展体育的方式上,他认为“体育”为民族之骨,“军事”为民族之腿,故体育与军事为“民族体育”之督髓,理应联络一气,表里相通,互相为用,是以有打成一片之必要,而为创造“民族体育”之骨髓。“民族体育”是新的名词,……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创造哲理,更不是沽名钓誉,乃是为“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而有之“民族体育”之倡议。⑨
身为教育家的实用主义代表人物陶行知,也极力主张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养起来,担负救国救民于水火的责任。他要求大家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把锻炼作为自觉行动,就像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他要求人们通过体育训练,使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当有敌人侵犯时,或拒敌人于国门外,或把敌人就地消灭,或以健康的身体与敌人拼杀。陶行知把体育与军事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健身运动与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把体育作为培养学生的军事能力防御外侮的有效途径,这既是当时中国爱国志士的共同认识与向往,又是实用主义工具性特征在国难之际得到的一次体现与发挥。⑩
不仅是体育界人士,国民政府内部也认识到战争时期民众体育的重要作用。八年抗战时期,陈立夫担任了民国政府七年的教育部部长,主管抗战时候的全国战时体育工作。他指出:“故国家民族之集体生活,必须增强其自卫能力,以御外侮,以保自由。而以如是目标训练其青年者,在个人谓体育,在国家则谓之国防教育,尝以此言,则体育之于国防相配合,实无疑义!”陈诚指出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多次失败,未能达到战略战术目标,屡遭败绩,很大程度因为多数国民体格不健全,新征士兵大多没有强壮的身体,难以完成艰难的战斗任务。他在1940年11月24日请求蒋介石通令全国提倡体育,增强国民体质。他说:“在此抗战建国当中,应如何增强国民体格,实为当前当务之急,拟请钧座通伤全国各地方政府,各民训机关,极力提倡国民体育,使国家无孱弱之民,则军队自无孱弱之兵。”{11}
在体育救国这个大思潮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32年9月,教育部组织体育委员会担任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之职。一些省市也相应设置了类似的机构,督促体育法规的实施。1933年,教育部依据《国民体育实施方案》,设置了专职体育人员――体育督学。省市教育厅也奉令添设了体育督学。后因体育事业的发展,教育部于1936年建立了专职体育机构――体育组。由体育组“协同教育部各司办理体育、童子军、学校军训及卫生教育事业”。{12}抗日战争爆发后,体育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国民党最高当局指示:“大学教育方针,则以体育为第一,二科学,三纪律,足见此时体育至关系之重大。”{13}军政部在1937年的一份报告中说:“目下廿六年应征壮丁结果,虽一再降低及格标准,不及格者,仍占五分之三以上,每百人中,身体不合格者高达七十五人,影响兵役及军队素质,妨碍抗战与民族前途,至深至巨。欲求根本补救之方,非迅速从国民体育与健康着手不可。”{14}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智育、体三育并重”,“文武合一”的教育国策。1939年7月,《国民体育实施计划大纲》颁布,其主要目的:“一、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二、依据战时各级教育设施方针,完成三育并重之使命;三、普及锻炼国民之体格与精神,适应国家民族时代之需求。”{15}1940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为使体育适应抗战的需要,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国民体育会议第二次大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强国必先强身,注重身体锻炼。今后抗战建国的教育,就是要注重体育,重秩序,守纪律。”{16}充分肯定了体育的重要性。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体育发展进程中必然与其身体政治相关联。贯穿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中根本任务是“强种救国”中的“强种”问题。“救国”是使近代体育与政治紧密挂钩的原因,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体育的发展也被纳入了救国的政治轨道,成为救亡图存的一项要务。而“强种”在近代体育史中,不仅本身就是体育的任务和目标,而且是达成“救国”之政治目标的手段。“强种”是近代中国人在国家危亡下,受社会进化论学说“优胜劣汰”的危机意识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要求。“种”既指人种学的人种,又指民族主义的民族,也指“人种”“民族”这种集群概念下所包含的个体身体。“强种救国”在近代体育史中,还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尚武救国、强身救国。它们都包含着身体改造(强)这样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内容,也就是说,近代体育“救国”是根本政治目标,“强种”这样的目标又根本来说是实现“救国”的工具、手段,或者说是途径。在整个时局处于不断动荡的情况下,各种力量开始试图把身体作为直接的干预对象。
注释:
①曹景满.体育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体育思想及其论争.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
②社评.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大公报,1932,8,7:(1).
③郝更生,侯绍文.两年来之体育.中国新论,1937,3:273.
④李世骏.体育教育建国论.江西教育,1936.18:69.
⑤程登科.怎样利用军警权力辅助民众体育使全民体育化.体育季刊.Vol.1.(2),1935,4:179―187.
⑥崔乐泉著.中国近代体育史话:138.
⑦转引苏竞存.三十年代的体育军事化思想.体育文史,1987,(4),(总26):19-20.
⑧陈彩祥,马廉祯.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国防体育政策.体育文化导刊,2007.12,88.
⑨勤奋体育月报.第四卷第1期,1936.10:2.
⑩罗时铭,赵�华.中国体育通史.第四卷(1927―1949年)第15页,2008,8.
{11}陈诚.为请通令全国提倡体育.增强国民体育体质致蒋介石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15.
{12}教育部在全国体育会议上的报告.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3}教育部体育组廿七年度工作纲要.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参加全国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复函.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
{16}蒋介石廿九年10月13日在党政军训练班第十期毕业典礼与全国国民体育会议上的讲话.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参考文献:
[1]曹景满.体育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体育思想及其论争[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委员会编.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M].1958.
[3]郭希汾著.中国体育史[M].商务印书馆,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