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传统优势丧失的原因] 由于单位优势逐渐丧失
时间：2018-12-27 03:39: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明清时期徽商以其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势力大、经验丰富而著称，其经营的主要项目是盐、典、茶、木。但到了近代，徽商在一些行业中的优势开始丧失。文章主要从徽商的官商结合、战乱摧残、资金的流向和近代经济形势的变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徽商优势丧失的原因。
关键词： 近代徽商 传统优势 式微 原因
明清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表现最明显的是出现了十大商帮（山西帮、宁波帮、陕西帮、山东帮、广东帮、福建帮、洞庭帮、龙江帮、江右帮和徽州帮）。至清代中前期，徽商已经成为十大商帮之首，最富盛名。它以资金雄厚、经营范围广、势力大、经验丰富而著称。［１］
徽商活动的内容多种多样，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近人陈去病也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２］徽商的传统优势主要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徽商的传统优势
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在茶、木、典、盐“四大宗”中，盐业居于首位。在盐业方面，徽商凭借与中央政治势力的密切联系，获得了对盐业的垄断经营权，获利甚丰。明代徽州盐商，富至百万两以上的很多，其中多数曾任两淮总商，如程之歆、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
当时徽人开设的典铺为数甚多，分布极广，全国各地几无不有。所谓“（徽州）质铺几遍郡国”，大体反映了徽典的实际情况。从南北两京到各省省会，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到处都飘扬着徽典的招幌，尤其是在苏浙一带财富之区，典当业几为徽人所垄断，以致社会上竟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清光绪年间，日本人专门调查了沪、汉各地的商帮，曾记载典当的朝奉（掌柜），其非由徽人担任者几乎没有。江苏的扬州，典当业全由“新安诸贾擅其利”，而当地人竟无从插手。
徽州木商在各地都十分活跃，如婺源商人洪庭梅，“偕姻戚权木值于闽越楚蜀数千里外”。徽州木商在湖南、江西贩木的记载也很多，如婺源商人毕兴“业木楚尾吴头，备尝辛苦”，歙商黄伐“贩木湖南”，婺源商人董昌瑗“买木南赣”。徽州木商也有南下福建贩木的，如婺源商人黄世权“贩木于闽”。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
《徽商研究》载，雍正年间，歙县著名茶商江起焕，“及壮，遂有四方之志，荚茶叶泛海辽东，经历十年”。乾隆年间（1736-1795），徽商在北京开设茶行有数十家之多。嘉庆年间（1796一1820），徽商在上海创设思恭堂，有四名婺源藉茶商充任理事。吴楚间茶业贸易也吸引徽州各县商人。
二、徽商势力的式微
清朝道光年间，原来徽商经营的某些行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徽商在一些行业中的优势开始丧失。
道光初年，两淮盐商积欠各类官银达5700万两之巨，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自1887年开始，华茶出口量首次出现大幅度滑坡。从华茶的出口类别来讲，居出口量第一位的红茶在这一出口衰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87年红茶出口总量为1629880担，比1886年减少了24178担，到1896年跌落到912417担，其后红茶继续呈衰落态势。
典当业在社会动乱中惨遭破坏。当铺由于藏有丰富的物资和现金，往往在战乱中成为抢劫掳掠的重要对象。“大江南北，自军兴以来，典当之存者百无一二”。咸丰前，安徽全省共有当铺796座，兵燹之后，“闭歇无存，无从启征”，至清末恢复至一百一十三座，仅相当于战乱前总数的14%，徽州典业所受损失之大亦可以想见。另外，外国木材的进口，又使徽州木商丧失了利权。
实力雄厚的徽商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应如何解释进入近代后徽商传统行业优势的丧失呢？
三、传统优势丧失的原因
1.过于依赖封建政治势力
徽商“贾而好儒”，虽然对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儒学毕竟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一种思想武器，徽商的视野和经营活动也必然因此被禁锢在封建主义的栅栏里。徽州商人同其他封建商帮一样，只有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才能求得发展，所不同的是，徽州商人，特别是那些富商，由于贾儒结合，也就易于与封建政治势力相结合。徽州盐商的事例就是比较典型的。从盐业经营本身来看，盐业是一种特殊的专卖行业，无需使用新的生产方式也可牟取超额利润。徽商大多借助封建特权谋利，致使对先进技术需求微弱。但是鸦片战争后，这种特权逐渐被外国侵略者、洋务派和民族资本家挤占。
徽商投靠封建势力，并且以结交官府作为自己的经商后盾。但是，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投靠并不容易。官府对徽商的大肆勒索、吃拿卡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官府的勒索榨取日益加剧，徽商已很难承担；更重要的是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之后，徽州盐商居然没有一点竞争能力，从此便一撅不振。
道光十年，陶澎任两江总督后，在道光帝的支持下，对盐制进行了大幅改革，废除纲商根窝，大力裁减浮费，并在淮北逐步推行票盐制，这对长期把持盐运的徽州盐商是致命一击。陶澎的改革是以确保政府盐课为宗旨，将改革的负担完全推到盐商尤其是总商的头上，各总商纷纷破产。“陶文毅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３］盐商破产后的境况是十分凄凉的。在扬州，各总商屡遭抄没，“造园旧商家多歇业贫散”，“园丁因偶坏欹者，鸣之于商，商之旧家，或贫无以应之。木瓦继而折坠者，丁即卖其木瓦，官商不能禁”。
作为一个牢牢依傍于封建势力并从心底高度认同封建价值观念的商贾大帮，当近代中国封建社会日渐式微并最终寿终正寝时，它的命运只能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2.战乱的影响
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是徽商的一大浩劫，这场战争对徽商的打击是长期、持续和全面的。徽商是全国性的大商帮，但其重心始终在长江中下游、新安江流域、淮河流域，运河沿线，清代中期前往广东(主要是广州)的也有不少，这些徽商较为集中的地区，都是太平天国战争的重要战场，这对徽商经营造成了严重危害。战争爆发后，长江交通受阻，太平军与清军互相封锁，“洞庭以下，江汉以上，数年来战舰横江，兵戈载道，致关河阻塞，客商水陆不通，有钱之处不得货到，出货之地不得钱来”，“长江虽系七省通衙，货船早已绝迹”，［４］徽商经数百年来艰辛努力创建的商业网络陷于瘫痪。经营地的徽商在战争中基本上是支持清政府的，因此遭到了太平军的严厉打击。歙县吴嘉鹏是苏州巨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攻破苏州后，他倾尽全资招募义勇数千，与太平军作战，“先后擒贼目数人，获器械无数，贼以为劲敌”。
社会混乱是典当业的天敌。武昌起义后，“各省人士群患兵数不敷分布而竞争招兵”，以致良莠不齐。各省“又患兵士之过于充斥而动辄滋事，闾间相械，一夕数惊，鸡犬为之不宁”。［５］民国元年（1912）3月19日下午，上海“城内各街道大小店铺忽然停市，居民亦纷纷闭门，人心惶惶，秩序顿乱”。和平光复的苏州与上海无异。苏州光复后，“各典当每有形势军人持强硬当情事，虽经军政厅出示禁约，派兵弹压，而此风迄未稍载。日前娄门外同昌典当突来营兵十八人，各以破旧衣服硬当去每名洋六元，该店见人众势凶，不敢与较。昨日闾邱坊巷洪盛典又来营勇两人，以破巾硬当洋元，并拔刀恫吓……各典因之咸有戒心，每日迟开早闭，以避免危险”。［６］哗变士兵对典当业的抢劫使其陷入灭顶之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大举侵华，8月14日，北京失陷，京师典铺顿时遭殃：“光绪庚子大变，我当行京乡二百余家，尽遭涂炭，不但架货被土匪抢劫一空，即砖石铺面亦被拆毁，东伙均一贫如洗。”未遭劫掠或损失不及资产一半的当铺不到10家。辛亥1911年11月，吴县横径镇永丰典被土匪抢劫，“抢去现洋贰千元，首饰当本一万八千余元，除包货被劫外，并烧毁包楼”。辛亥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动乱，兵匪劫掠，苏、沪等地典当大批关门歇业。松江县“西外全丰、顺昌、仁康、德昌、恒益，东外天和、公和和枫泾峰大、启新”等相继关门歇业。［７］苏州在光绪二十四年(1908)有典当66家。光复之后，“苏州地方不靖，城乡典当减为50家”。［８］到了清后期，随着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和近代资本主义银行业的发展，南京的徽典只能苟延残喘，日趋衰落。
典当业除受兵灾外，还受到盗匪的抢掠。匪徒抢劫城镇乡村多以典当为重店，因为“在一般人的眼光里，向来典当业为财库之所在，因此在内地劫掠的目标，总集中在典业，虽则每家典当大都有碉楼更夫及相当的警卫力，然在大伙入劫时，也往往无法抵抗”。［９］典当业因所典者大都系不便迁移之物，因此为其洗劫者不可胜数。
3.资金多流向非生产性领域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帮，在流通领域纵横捭阖，赚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这些商业利润绝大部分都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
就徽商的身份而言，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徽商的头脑中深深地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和传统观念。当然，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兴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应看到，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又存在十分保守的一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徽商经商的指导思想就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求利，这不仅限制了他们不断追求利润的精神，而且不利于徽州商业资本的积累及再投资。在儒风的熏拂下，徽商的封建宗族观念极深，他们乐意将其一部分商业和商业利润资助于维护宗族统治的各种事业，这势必消耗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扩大商业经营的资本，使其输入到封建性的非流通领域，其实，在徽州商人心灵深处，仍然把业儒看得比经商更为高贵。所以许多徽人虽由于条件限制，不得不经商服贾，但总是念念不忘业儒的初衷，而把经商看作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既然以三心二意的态度去经商，又怎能“连续不断地追求利润”呢？许多徽州商人当其积有余资，使一家温饱有了保障以后，便抱着富贵不如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将资本中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家乡，构筑精美住宅以光宗耀祖，并作为退身的港湾。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徽商仍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还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进贡官府、购置土地、奢侈消费乃至建祠堂、修坟墓、续族谱等方面，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仍然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
4.近代经济形势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破，列强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天朝大国的迷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粉碎，这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化，时人称之为：“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来华的各国洋商，其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在徽商之上，又有不平等条约作保护，逐渐成为徽商的可怕对手。
外国侵略者通过鸦片输入对华进行经济掠夺，从中国输出茶、丝等农产品，中国茶、丝的生产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他们与外国侵略者联系密切，在经济上有相当的实力，开始受到清廷封疆大吏的器重，并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这些买办商人是徽商潜在的竞争对手。比如在茶叶方面，中国茶叶出口从高度的繁荣走到一落千丈的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茶叶在制作、包装方面已落后于邻国的日本、锡兰、印度，对顾客的吸引力大为弱化。由于印度、锡兰的茶叶的试植、试制方面都在探索有别于中国传统方式的新方法，在茶叶的口味、包装形式上更适合于欧洲人的习惯，经过稍后几十年的尝试取得了成功，对华茶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自1887年开始，华茶出口量首次出现大幅度滑坡。从华茶的出口类别来讲，居出口量第一位的红茶，在这一出口衰退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1887年红茶出口总量为1629880担，比1886年减少了24178担，到1896年跌落到912417担，这九年中平均每年递减79718万担。其后红茶继续呈衰落态势。60年代起，进口纺织品价格下降，品种增加，也贴近中国民众的消费需求，手工棉纺织业遭遇沉重打击，难以为继。1846年，包世臣在一封私人书信中写道：“木棉梭布，东南抒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农民“生计路细”。［１０］洋布市面进一步开拓。
徽商抱残守缺，没有及时把握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及商业中心向上海转移的新态势，所以在与外国资本及其他商帮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官盐经销制度的废除，长期单一经营，过分依靠政治权力，使他们已经丧失了早期徽商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加之战乱摧残和资金多流向非生产性领域，以及对经济形势变化的不适应，都使徽商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劫难中的徽商走了下坡路，失去了鼎盛时期称雄全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周建平.略论徽商的兴起［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2］陈去病.五石脂［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309.
［3］［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M］.北京:中华书局，1984：32.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 ［M］.上海：三联书店，1957：4.
［5］上海申报［N］.1911-1912.1912-04-10.
［6］上海申报［N］.1911-1912.1912-01-31.
［7］戴鞍钢，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1985.
［8］黄晖.苏州市志・金融志(23)［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922.
［9］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J］.中国经济史，2002，(4).
［10］戴鞍钢.近代上海与周围农村［J］.史学月刊，19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