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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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惜别》，几乎每一段都能引起我的“惜别”。
每个人的惜别
谢其章 《 中华读书报 》（ 2014 年 11 月 12 日
11 版）
《惜别》，止庵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8 月第一版，45.00 元
止庵先生出过很多书了，但是似乎没有哪一本像他的新书《惜别》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我认为这次的“广泛”是由于《惜别》的题材是极其“大众化”的。我们都有母亲或失去过母亲，可是我们很难将母子之情写作成一本丰满的深刻的书，勉强写了，也就是一般化的“人之常情”罢了。《惜别》将“大众话题”转化成“个人话题”，我认为这是《惜别》最独特的地方，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的另类延续。
对于《惜别》是没法子写评论的，你只能“感同身受”。一万个读者就会有一万个“惜别”，其间大同小异者居多。止庵的《惜别》之所以脱颖而出，我认为除了上述“写作风格”之外，本书的素材也是同类书所无法追摹的。譬如止庵母亲的日记和通信。书中有个附录“记梦”，止庵简略记了一百多个涉及母亲的梦。出书前他问过我要不要这部分，我建议保留；他又问要不要挑选，我说一挑选就显得假了，还是不管有意义没意义都留下为好。这算是我对《惜别》的一点儿贡献。
从另一个角度读《惜别》，哲理意味几乎覆盖全部篇章。如果你只看到目录这些题目：“存在与不存在”、“曾经存在”、“在死者”、“不存在之后的存在”、“向死而生”，十有八九你会觉得被书名误导了。就算你开始读了，也是踉踉跄跄，一段聱牙诘屈，一段明白如话。因此我说，《惜别》实质是一本思想随笔，思想简单的读者可以跳着读只读止庵母亲的日记和书信；思想复杂的读者则通读全书。
我读《惜别》，几乎每一段都能引起我的“惜别”。
止庵在书里说：“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亲历一个人从生到死。”他说的是他的母亲，却使我想到我的母亲。母亲一九七零年二月脑溢血病故，等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死了。母亲生命最后那一个多小时的“从生到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后来只听得母亲同事说“她最后一句话是快叫孩子来。”母亲在绒线胡同东口的北京新华书店发行所上班，发行所右边不远是著名的北京第三十一中学。如今发行所已改作他用，周围的建筑也大变模样，唯有大门洞还是最初的样子，“门庭虽依旧，物是人已非”，我每次骑车路过，都要瞥上一眼。
《惜别》有云：“那个夜里，接着大哥报告母亲病危的电话，我和两个姐姐赶到医院，走进病房，看见母亲在病床上大声倒气。”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九时三十分我岳父（八十八岁）病故，十六日早晨护工小聂给我发短信“谢哥，大伯今天让你早点来，一定啊。”后来，我才明白岳父一定是自己感觉“暮色四合，大限将至”，而我们错以为是又一次的“狼来了”（每天探视，岳父都会说明天早点来啊）岳父当天昏迷，“大口倒气”，手不停地抓氧气罩，他抓下，我们给按上，如此反复，最后只好就将他的手捆在床栏杆上了。
止庵接下来写到的“火化”、“葬礼”等等一系列必须的程序，我全部在母亲和岳父那亲历过了。母亲的骨灰是我和妹妹在一九七四年春送回老家宁波安葬的。后来才知道当晚我们拿着骨灰进的是三伯父家院子的旁门，正门是不宜携骨灰出入的。我还保存有母亲死后买棉袄买骨灰盒等五张发票。母亲火化前从医院太平间抬出来换新衣，尸体直接放在水泥地上，工人们给换衣，我当时的念头就是“草率”和“简陋”。父亲从青海赶回北京处理丧事，火化完从八宝山回来的半路，父亲急性胃穿孔，马上住院抢救，医生说父亲受了大刺激。
岳父身后的一系列大事小事，全部经我之手。从医生宣布死亡之后的换新衣到骨灰“上墙”。最惊险的是火化的前夜，我检查要带的手续，忽然发现死亡证的死亡日期医生错写成“十月十九日”了，惊出我一身冷汗，赶紧给派出所电话，赶紧给火葬场挂电话，大半夜的，火葬场睡得懵懂的那位男师傅说“没关系。”可第二天到了八宝山，办事的说日期写错了绝对不行。我赶紧差女儿飞车回医院命医生改，同时还要在十几位等候在火葬场的亲属面前假装若无其事。
《惜别》有云：“如今丧事多是从速办理，难免有赶紧了事之嫌。”随着逝者渐行渐远，我们的古人转“哀”为“敬”。而对于今天的芸芸众生而言，别说“敬”了，连“哀”都像喜马拉雅山顶的空气一样稀薄了。
止庵讲了一件温馨的小时候的往事：“关于母亲最初的的记忆，是我四岁左右，有一次在从前住的西颂年胡同三十号院子里，和对门住的万姓人家的小女孩一起玩耍，母亲与那孩子的母亲站在一旁聊天，时近黄昏，大人们担心我们着凉，要我们待在有太阳照着的地方，于是我们就随着阴影扩大而不断移动位置。那个情景，回想起来感觉特别美好。”
“母亲与那孩子的母亲”那时也许会有，更也许没有如丰子恺《送阿宝出黄金时代》里的那般惆怅之情。以后的事情，谁料得到呢。人的一生，如果能够选择永远静止在某一时刻，我会选这个四合院里的这个黄昏。我四岁左右，也有一件事记忆深刻。是个昏暗的天气里，母亲绕毛线，让我帮着撑毛线，绕了一团又一团，似乎永远也绕不完的毛线，我快绕晕了，但一直忍着没跟母亲说。
止庵的母亲我只见过一面（2009 年 9 月），但是我深知她老人家非寻常老百姓之老太太（止庵的友人冷冰川说“是一位老知识分子的模样”）。《惜别》里说：“谢其章赠送我一套影印的《电影杂志》，从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创刊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终刊，共三十八期，内容中外参半，介绍好莱坞电影和演员情况尤为详细。当下我想：母亲对那一时期的美国电影最是熟悉，假如她还活着，一定爱看，也会勾起她不少回忆。”
止庵母亲在日记里写道：“我在一九三五年随父母去了好莱坞的拍摄现场，看见秀兰·邓波儿（当时我最迷的影星）和她妈妈坐在汽车中，我们请她签字，我当时太兴奋了。之后我们又去旧金山一位朋友家，他们送我一个秀兰·邓波儿的娃娃，穿了一件大红色白圆点的裙衣，胸前还别着一个秀兰的像章，金黄色的的卷发，一缕一缕垂到耳边，满脸的笑容，嘴角边还有两个小酒窝，和她非常像，可爱极了。当我回国后，我的小朋友多么羡慕我，我是多么幸运的女孩啊。七十多年了，我还清晰记在脑中。”人们常说“回忆是幸福的同时也是痛苦的”，幸福与痛苦的反差，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碰到，但是止庵母亲生平的高峰与低谷着实相差了太多。
在《惜别》里，止庵列举了母亲“身后这段时间，世上发生的不少事情，有大有小，有些她显然不会感兴趣，有些她可能就会表明一种态度，甚至一点意见”，其中就包括“秀兰·邓波儿病故”这一条。止庵认为：“‘假如死者还活着’这想法和说法虽然寻常，对于死者来说，却是一次又一次具体而特殊的现身。”
假如也好，不假如也好，都只是人的主观情绪，生命不会不终止脚步，假如一个人永远不死，而是没完没了的活着，从“大禹治水”活到“三峡工程”；从“后羿射日”活到“阿波罗登月”；从“焚书坑儒”活到“世界读书日”，那才是一件可怕之极的事情。我读《惜别》，感觉像是走了一个很大的圆圈，这个圆有始有终，也是无始无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