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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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是指政党文化对政党自身体系之外的社会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功能作用，主要指它对政党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功能作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在驱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确立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等功能；在引导政治发展方面，具有规范政治发展方向、规划政治发展路径、培育政治发展的心理环境等功能；在引领社会文化方面，具有整合文化资源和传播优秀文化、勾画文化发展的蓝图、为民族精神提供精神资源等功能。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外向性功能
中图分类号：D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2-0032-07
根据政党文化对组织内部建设和对政党组织外部世界发生的不同功能作用，可以将政党文化的功能划分为内向性功能和外向性功能［1］。政党文化的外向性功能，是指政党文化对政党自身体系之外的社会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功能作用，主要指它对政党所处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功能作用。由于这种作用指向政党组织之外，因此被称作外向性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个变革社会中惟一的执政党，它的政党文化具有一般的政党所不具有的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功能。
一、驱动经济发展的功能
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指出，虽然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它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直接论证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的研究显示，在新教教义中，尤其是加尔文教教义（这是新教在荷兰和其他国家中的变种）中，天命（the God ordered）对辛勤工作、诚实、严肃、节俭和惜时（金钱与时间这二者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等品质的强调，对导向商业与资本积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其他基于不同宗教之上的社会却缺乏这些品质。韦伯认为，正是新教所宣扬的这一套价值，为一些国家勇往直前、而另一些国家落后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2］(P72-73)。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Clelland）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表明，个性因素，即渴望通过竞争取得功成名就的倾向既能解释个人成就，又能解释不同社会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上的差异。他们认为，个人渴望成功的倾向是根深蒂固且较为永久的，这种倾向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关，它的孕育发展是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前者是指早期的父母——孩子之间的关系样式，后者是指孩子的社会化。具有“渴望成就个性”的个人在某些社会反复出现达到足够的频度时，他们就可以被视为这一社会的典型，并成为这一社会文化的一个物质。这一研究有力地论证了文化因素是影响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变量［3］（P369-370）。
新制度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他们提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中，新制度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初是由诺思提出来的。他认为，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其次，意识形态所内在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明显地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耗费的时间和成本；第三，当人们的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试图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合理解释，即新的意识形态来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包罗万象的费用。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的，它包括道德和伦理法规。意识形态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一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基础。一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只有与相应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协调起来时，才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减少摩擦，达到制度安排均衡，实现其预期效益［4］（P193-195）。韩国学者咸台炅在综述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经济功能。他指出，在非制度安排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的优势，党可以使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生成，或者促进其向这个方向变迁，这是非正式制度变迁进程中党的重要经济职能。比如党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的累积进行补贴，可以极大地节约治理国家的交易费用。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作为在中国居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包涵许多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艰苦奋斗的作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以及科学发展观、公民财产权观念等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因素。
1．确立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在社会运行的层面，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及其制度安排的内在机理和图式”［5］)(P40)。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知，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念，主要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和苏联的实践。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单一的公有制，在经济运行形式方面以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由于这些理念在苏联得到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在党内深入人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党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制约了经济发展的活力，束缚了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邓小平的论述之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P373）这一论述重构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机理和目标图式。在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在党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最终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2．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党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精神动力的功能更加明显。这也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党的思想路线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不竭的创新活力。有学者认为，中共政党文化中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来源，在于其不受任何陈旧观念和教条拘束的开放性特征，即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美国学者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借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概念解释中国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创新速度快于问题发生的速度［7］。拉莫的这一评价，其实正表明，中共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共创造出了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形成了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