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邓子恢
时间：2021-07-11 12:03: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邓子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他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提出的土地“包产到户”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回顾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辉煌成就时，不能不提起邓子恢。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坚持真理，不惜丢官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新组建的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到北京后，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谦虚地摆摆手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1953年1月，邓子恢正式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954年9月，邓子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5年1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38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全国多征了70亿斤粮食，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牧畜，砍伐树木，破坏生产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表示同意。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1955年1月10日以中央文件发出。3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邓子恢汇报了农村工作。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从5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5月5日，即邓子恢为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的前一天，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翌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邓子恢对于农业合作化持谨慎态度，主张不要太着急。他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邓子恢认为，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必须从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现状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发展过快，生产就下降等。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对这之前的争论，因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提到今冬明春105万个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
8月3日，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双方又为合作社的发展指标问题发生了争辩。毛泽东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合作。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当晚，邓子恢再去见毛泽东，说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百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毛泽东认为，邓子恢说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混淆了，因此认为是路线问题。
农村工作部有同志得知邓子恢为了30万个社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感到非常吃惊。好心的同志劝他不必为几十万个合作社去冒风险同毛主席争论。邓子恢坦然地说：不是几十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认为办社条件都是不必要的。“建社容易，巩固难。中央政治局集体定下来了，那些办社的必要条件，怎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呢！”
8月26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停止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在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部长廖鲁言、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对会议讨论作总结。他把这次会议称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完全正确的“一场很大的辩论”，批评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此后一年内，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
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邓子恢仍悉心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党的农村工作，关注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直抒己见。
尊重农村实际情况，主张“包产到户”
早在1953年，邓子恢从各地农业社的实践中，认识道合作社中发生的窝工浪费和对农活的无人负责状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的狂飙席卷全国。夏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一轰而起。随着两个运动的发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邓子恢因病休养，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1958年9月，邓子恢等人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参观。邓子恢看后指出：“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1960年11月，邓子恢去南方，路过郑州。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来看他，汇报了河南的工作失误和信阳饿死人的事件，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子恢后来说：“饿死人的事不光河南，其他省也有，程度不同而已。浮夸风害死人，没有打那么多粮食，硬说有那么多。按高指标上缴，不留余地，又不准社员有自留地，还不出问题？”
由于农村的困难日益严重，1960年9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调查，掌握情况供中央参考。邓子恢在山西、河北、江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在这个条例中，邓子恢主张维持当时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础。12月25日，《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党中央，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條）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