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建构
时间：2021-07-10 00:04: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民国时期，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我国边疆地区入手，不断向边地少数民族渗透独立思想，弱化“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民族认同意识，以达到鼓动边疆民族独立的分裂目的。民国初年，就有英国策动西藏独立事件，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事件，唐努乌梁海问题，中印边界等问题。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强化对边地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促成各民族共同联合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 边疆教育 民族意识
一、早期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
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创造并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 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 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 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但并未详细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是赋予了怎样的含义，因缺乏必要交代，梁于1923年4月在发表在《史地丛刊》第二卷上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做了解釋：“一种族可以析为无数民族……一民族可含无数种族，例如中华民族含有羌种族、狄种族，日本民族中含有中国种族、倭奴种族”；“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1939年2月，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民族国家”理论给中华民国的国家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在当前形势下日本侵华带来了国家危亡的灾难，而在“民族国家”理论基础上诞生的“民族自决”理论又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分裂风险。费孝通针对顾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也做出了回应，他与同年5月1日在《益世报》的《边疆》副刊上刊载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提出质疑：先生所谓“民族”和通常所谓“国家”相当，先生所谓“种族”和通常所谓“民族”相当。
早期学界对于“中华民族”概念阐述虽各有差异，但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凝聚现象更为凸显，民族认同感的确立被中央政府乃至各界广泛关注。
二、民国政府的政治宣传教育政策
民国时期，广大边疆地区的教育仍旧处于落后、闭塞的格局之中。清朝对边疆地区实行愚民政策，禁止蒙藏各族与汉族人民互相往来，导致边疆地区仍以儒家教育、寺庙教育、和家庭教育等传统又落后的教育形式为主。这种内陆与边地教育水平的差距，极大阻碍了民国政府所提倡的“五族共和”观念的顺利普及和国家意识的全面渗透。
民国政府建立之初，孙中山开始提出并反复强调他的“民族同化”思想：“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之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宜言》就宜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
国民政府开展边疆政治宣传教育的主要手段，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向少数民族进行政治层面的思想渗透。南京国民政府确定的推进边疆民族教育的总方针是“边疆教育应以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之文化，并促其发展，，为一定之方针”，“彻底培养国族意识，以求全国文化之统一”。国民党三大重要决议案决议：“今后宜本此主义上之真，以全力昭示蒙古西藏新疆之人民并根据国家生存上共同之利益，努力实现汉满蒙回藏诸族有组织的密切团结，共谋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之建设。”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蒙藏的决议案》，首次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党义宣传用语，做出明确的规定。在以后的国民党全会上，大都作有相应决议，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宣传，灌输三民主义思想。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除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外，亦宣传边疆民族地区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判“民族自决”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边疆教育不仅是在边疆民族层面上的教育，而是被上升到了国族建构、国家安全、民族复兴的高度。
三、民族关系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近代边疆问题不仅是边界疆域的划分问题，而是民族问题，民族关系也不单单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或分化矛盾，更多牵涉到其中的政治与文化层面。中国的民族关系从古代封建王朝发展到近代半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很多的分裂融合、吞噬新生后逐渐形成了从宏观意义上而言的一种彼此依赖、密切联系的关系。清末民初之际的民族关系，无论是各少数民族之间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都构建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较为“均衡”的态势，不是指发展水平相当，而是指发展资源分配更加平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这种长期历史进程下形成的民族关系在民国历史时期又展现出新的重要内容和别具一格的特点。民国时期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直接诱因，来自于动荡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极不稳定的中国政局。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两大矛盾贯穿政治局面演变主线。各民族不再局限于维护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利益，而是在政治层面联结成一个统一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内部的政治联系意义更加突出。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意识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冲击之下，得到了一次更深刻的强化，各族人民为了维护本民族利益、本民族领地、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结成了一条坚固的政治情感纽带。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第228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史地丛刊》1923年第2卷2、3号。
【3】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 孙中山：《<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1921年。
【5】 宋思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页
作者简介：许宁馨（1995.12.21），女，汉族，山西省运城市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