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

时间：2021-07-09 00:04:0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学者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这些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随着实践的变化不断演变。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历程中，基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局限性，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既具有一定的缺陷和弊端，也具有许多值得借鉴和汲取的合理成分。
　　[关键词]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500900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虽有区域性的战争与冲突，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进行经济的重建与复兴，一批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进行社会改革的艰巨任务。这些西方国家谋求发展的实践必然在理论中得到反映，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当代西方学者社会发展的三个理论
　　发展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面临着振兴本国经济、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等任务，以寻求走上真正自主发展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学者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提出不同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有关工业革命以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与特征的理论。自工业革命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实现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了本国的现代化。狭义的现代化理论是指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在狭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现代化理论的创始人帕森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提出现代化理论，它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现代性”两极对立[1]（P3）。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改变其落后的制度和观念，在制度和观念上全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从而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成长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起飞”，面临的许多障碍需要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才能解决[2]（P3641）。现代化理论倡导以西方模式，尤其以美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型、防御型而非内源型，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实现经济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理论未能揭示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是什么，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普遍化、绝对化，在实践中使一些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挫折，走上不得不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
　　依附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拉丁美洲发展起来，其主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是拉美的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代表人物有弗兰克、普雷维什、阿明、多斯桑托斯等[1]（P45）。这些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索，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统治和掠夺基础之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不发达国家被边缘化的过程。他们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中心—外围”式的依附理论。弗兰克和多斯桑托斯认为，已经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各民族国家变为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的依附地位。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帮助，使这些国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但是并不能使这些国家真正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依附理论认为，只要存在着依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所以，要发展就必须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经济上处于独立地位。普雷维什提出，处于外围的国家要同处于中心的国家脱钩，并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和实行工业化，才能实现发展[3]（P387388）。多斯桑托斯则认为，不必要与外部完全脱钩，改变内部结构是改变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依附状态的唯一办法[4]（P3）。但是，依附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完全归因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从而过分强调了外部因素对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显得比较片面，未能找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主张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纳入世界总体背景来认识，它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统一的大体系，并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几个层次，探讨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华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系在运行中形成了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其中核心地区的国家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方式成为主要获利的地区，而边缘地区的国家则在这种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下成为受损的地区[5]（P464）。同时，他指出，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周期性的特征，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核心国家有可能会下降为非核心国家，低层次国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在世界体系中向上一层次提升[5]（P461）。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各个国家也处于一个权力等级结构中，核心国家可以通过政治权力来干预经济，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地位也是可能发生改变的。世界体系在文化层面则以普遍主义为核心。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性文明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披上了普遍主义的外衣，实质上这种普遍主义是在世界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的一种文化层面的渗透，从而达到控制和支配的目的。可见，世界体系理论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分析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但由于过分强调世界体系的重要性，没有给民族国家应有的地位，忽视其作用，这就较为不妥了。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之外，还有佩鲁的新发展观，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未来社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新发展观是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超越。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不满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体系，但又无法改变这一格局，因而新发展观给出了摆脱这一体系，谋求孤立发展的解决办法。佩鲁认为，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6]（P2），发展是各个国家在世界性交往中各为主体、独立内生、平等进步的过程，以发达国家为模式的单一道路的发展观是行不通的。同时，作为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片面发展观的批判，佩鲁不仅力主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还将发展提到全人类的高度，认为新的发展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的发展。他指出，“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6]（P4），从而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可见，西方学者不仅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还对整个世界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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