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探析

时间：2021-07-08 16:04:4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http://img1.qikan.com.cn/qkimages/cqsh/cqsh201405/cqsh20140506-1-l.jpg

　　摘要：随着政策学的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在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对于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缺乏相应的关注。本文将族群因素纳入政策学的研究范畴，从政策议程的视角出发，探讨多族群国家与政策制定模式之间的机理关系；通过选取“族群结构”和“体制结构”两个变量，构建一个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的分类模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四种不同的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模式。
　　关键词：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族群结构；体制结构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5-0028-06doi：10.13946/j.cnki.jcqis.2014.05.006
　　学界对于“民族”这个概念存在着诸多争议，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1]。有学者认为应当从类型化出发来界定民族的概念[2]。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群体内部的共同特征如体质类型、共同记忆、相似文化等出发对族群进行了定义：“如果那些人类的群体对他们的共同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对殖民和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而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3]本文认为“民族”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民族是一个包括多族群在内的多元统一的共同体（比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而狭义上的民族的含义和族群的含义相接近。因此，为了避免在“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Nation）”这两个概念之间产生歧义，本文选择采用“多族群国家”而不用“多民族国家”。
　　一、国内外关于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的理论研究现状
　　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大约2000个大小不同的族群。在这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极少数国家由单一族群构成。如葡萄牙和冰岛，其国家边界基本上与族群边界相同，内部没有其他成规模的族群存在。其余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构成。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正是因为国家内部存在族群多样性特征，多族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履行政治统治职能还是社会管理职能，都必须面对现实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都避免不了决策。随着政策学的兴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种框架、理论、模型。国外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借助政策过程理论来研究。政策过程理论将政策制定看成是政策过程的一部分，主要涉及政策问题的认定和政策合法化这两个环节。从政策过程理论出发，美国政策学家约翰·W·金登在他的著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一书中提出了“政策之窗”的概念。他认为，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这三种源流是相互独立、互不相交的，当三条溪流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政策之窗便会开启，一个项目进入决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增强[4]。学者保罗·萨巴蒂尔则建立了“倡议联盟框架”。他认为，多个行动者在政策子系统内由于共享信仰系统而组成多个政策倡议联盟，并且整个政策子系统受一系列的外部变量和内部变量的影响，政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内产生的[5]。二是从纯粹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传统政治学是从“人”出发进行研究的。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过程：政治利益和公众舆论》中论述了压力、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关系、利益集团的组织、领导的地位、领导的性质、领导的技巧、舆论、宣传工具、政党、选举活动等，认为正是在这些和人有关的活动中，政策得以制定[6]。随着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兴起，研究视角开始从“人”转向“制度”，以制度为中心研究公共政策的变化以及政策的制定和影响。三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认为国家决策还与数量更庞大的基本的生产性社会单元的决策相关，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7]。国内学者近10年来逐步关注政策过程理论，已有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运用西方流行的政策过程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策实践，或者以中国的政策实践来检验并修正西方的政策过程理论。二是尝试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无论哪一种类型，中国学者对于国家政策制定的研究主要还是关注中国本身，都没有产生具有普适性的影响国际理论界的相关框架或理论。学者王绍光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将中国的议程设置区分为六种模式，即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外压模式，并重点讨论了这6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势和发展趋势[8]。学者朱光磊从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出发，具体分析了意见表达、意见综合到决策与决策施行的全过程[9]。学者陈玲基从1980—2000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变迁的分析中提出了“双层决策的共识模型”[10]。学者宁骚以中国领导层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思维和实践方式为原型提出了“上下来去”模型[11]。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决策与舆情即社情民意息息相关，舆情机制是国家决策的根本机制[12]。分析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于国家政策制定模式的研究，都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来考虑，而未将族群这个因素纳入政策学的研究范畴。然而，在当代背景下，对于任何一个多族群国家而言，族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族群因素在一些国家甚至主导着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本文试图将族群因素纳入政策学的研究框架，借助政策学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建构基于多族群国家和政策制定模式之间机理关系的理论模型，从而分析多族群国家是如何制定政策的。
　　二、多族群国家政策制定模式的基本变量
　　本文选取多族群国家的两个重要属性——族群结构和制度结构，作为国家政策制定模式的两个独立变量。
　　（一）族群结构

推荐访问:探析族群制定模式政策

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模式探析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