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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后期发展

    时间:2021-07-08 12: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毋庸置疑,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经历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组织活动最严密,影响范围最大的一个派别。所以,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和研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理论的核心,而批判理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进,后期的“批判理论”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以重点的代表人物为出发点去探究“批判理论”在人物环境中的影响下的发展趋势,寻求在人物框架下的新突破。因此,这样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研究后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态势,从而对于整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奥菲;霍耐特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133—03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风云的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历了大概三个时期的发展,首先是第一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其理论侧重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的批判。其次是第二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期,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前期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规范性研究,侧重点是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的批判;另外一条是以弗里德堡为代表的经验性研究,侧重点是对于批判理论个案研究与现实问题解决。最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其中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奥菲、维尔默为主要代表人物,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初探
      后期“批判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现了“政治伦理转向”,而起始者就是哈贝马斯,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功能等相关功能,并将公共领域范畴放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大视野中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除此之外,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分析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自然法权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等。后来,哈贝马斯又对道德发展和自我认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后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问题有独特的建树。但是,这些研究都处于政治伦理向度的边缘,所以后期哈贝马斯把侧重点转向了政治伦理问题。开启了“批判理论”新的研究方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研究理论中,话语伦理学以及商谈政治理论为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注入了新的血液。
      1.话语伦理学
      话语伦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话语伦理学的基础,指的是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学是交往理论在伦理学领域里的拓展。虽然对于社会行为的划分不是从伦理学角度开始的,但是它却有伦理意义。哈贝马斯把交往看做是一种伦理行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合理性就是以一定的交往主体的道德为前提的。因此,理解交往行为就成为理解话语伦理学的前提。另外,哈贝马斯还认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它们是交往合理性得以重建的前提条件。语言行为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其基本机制是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其目标是达到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因而交往合理性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与目的性,而且把道德诉求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这样,交往理论成为话语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再者是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即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所谓普遍化原则就是“每个有效性规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即该规范的普遍遵守对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利益满足所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与附带效果,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的接受”,而这一原则直接得到的结论是:每个论证的参与者原则上都能够在行为规范的可接受性上达成共识,所以把这一原则作为论证原则引入到伦理学中。所谓的话语伦理原则,指的是对作为实践话语者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每个有效性规范都会或将会得到普遍赞同。这两个原则使得话语伦理学的论证趋于完备。
      2.商谈政治理论
      在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哈贝马斯将交往理论视为法权话语伦理的基础,并通过方法试图澄清交往理论的多元主义特征。法权话语伦理就是把自我理解重新架构,从而保护自己的规范内核既能抵制科学主义还原,又能抵制审美主义同化。二是,哈贝马斯运用话语伦理学阐发法权话语伦理内容,从而阐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道德与法律都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冲突的,而且它们都应该平等的保护所有参与者和相关者的自主性,法律与道德应该协调一致,两者具有互补性。三是,阐发话语民主理论的商谈原则,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权模型。所谓的商谈原则就是指,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以及作为合理商谈之参与者,都可能同意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是有效的。
      再者就是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在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阐发对差异十分敏感的道德普遍主义,他认为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互相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其中的每个人包括陌生人和边缘性群体。二是,突出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道德直觉观念,哈贝马斯在肯定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从而强调了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他们共同关注的道德的直觉观念。三是,更深层次的拓展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观念,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承认问题。四是,在阐发三种规范的民主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完善商谈政治理论。
      商谈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并将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融合起来。它作为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有助于揭示人民主权与人权同源同宗这一事实。但是商谈理论也在不断的解决和协调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它承认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强调公民之间通过非强制的自由商谈达成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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