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时间：2021-07-05 12:04: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发展;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5-0022-07
一、政治发展与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发生的历史性变迁,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和经济的层面来看,都是极其深刻的。然而政治发展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得到与像经济发展一样的广泛认同与赞誉,在一些人眼中,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政治领域少有作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是滞后的,甚至把经济方面的困难也悉数归罪于政治发展。这种观点有着来自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一些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目标有着一厢情愿的期待,缺乏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以西方国家现成的政治模版对照中国的政治发展;客观上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渐进而不是激进的路径选择,不是一种大破大立的剧变,而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而造成一些人在直观上忽视渐进累积的前后对比,以至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治发展缺乏一种全面的认识。从不同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全面的探讨,仍然是目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自政治社会存在以来,合法性就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p.55)。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2](p.184)。简言之,就是指现存政治系统的民心向背。合法性理论是一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解释,不管是中国历史上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邓小平说的“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都可以理解为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的解读。对于一个政治系统来说,如果说政治权力是政治统治成为可能的前提,那么合法性则是政治统治持续的基础。
“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紧紧跟随它前进”[3](p.264)。民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同危机导致的合法性消解,意味着政治系统运行成本的增加与社会资源的耗费,还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动荡与对社会动员调控能力的下降,导致政治暴力的社会基础被掏空,最终结果是政治统治的崩溃。“正如伊朗前国王巴列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等所看到的,一旦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光靠高压手段是不能使人们服从的。”[4](p.5)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也说过:“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通过强制手段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障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内战与革命。”[5](pp.36-37)古往今来的历史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政治发展与合法性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政治发展作为政治系统在结构上日趋合理,在功能上日趋完善的过程,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撑与保障,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积累。另一方面,政治发展能够满足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共同需要,从而使政治系统获得了来自社会成员的认可、支持与服从,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换言之,政治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二者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并统一于政治系统的运行之中。因此,政治合法性对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系统都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任何一个政权在统治过程中都需要面对“如何获得、维系政治合法性”这一关键性的政治问题。
合法性理论作为现代政治学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一,也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从合法性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三十年的政治发展历程,透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在不同时期合法性基础的变迁,认识目前政治发展面临的任务,有着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二、合法性危机: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
对于合法性的来源或实现途径,目前一致接受的观点是,合法性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必须拥有令人信服的意识形态,二是具有良好的经济绩效或曰有效性,三是必须建立一套合法合理、稳定有序、科学民主的制度。这三点也是我们考察政治发展的三个重要视角。
“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留给新时期政治发展的时代遗产是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从意识形态看,思想解放,既有意识形态作用减弱。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支撑,意识形态上的训导和说服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并构成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能有政党。”[6](p.235)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为政治系统提供着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系统合理性的认同和情感,推动着政治权威的形成,“合法性里面特别是包括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有的政治影响。”[7](p.242)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在28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合法性资源,这主要包括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赢得的广大群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党员队伍的扩大与完整的组织体系。因此,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强烈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曾经作为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空前拥护,并且一直处于被强化状态。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抽象化、简单化的倾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诉求已被单纯化、教条化,更为危险的是,这种诉求越来越与毛泽东本人魅力和威望联系起来。“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逝世后结束,以个人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失去了现实载体,而昙花一现的“神化般”政治领袖难以为继,加之意识形态也暴露出在重大历史变迁中远离现实社会的问题,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既有意识形态开始质疑,既有的意识形态性资源耗费严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浮出水面,合法性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显露无遗。
从经济绩效看,工农业生产水平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政治系统合法性和合法性程度有赖于其统治绩效或有效性。所谓有效性,是指政治权力的实际作为,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按照李普塞特的观点:“有效性是指实际的行动,即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是指连续不断的经济发展。”[1](pp.55,59-60)政治合法性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其说服力来自现实,必须建立在实践之上。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民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整体和谐,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增加自身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延长其统治。如果一个政治系统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必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就会出现像托克维尔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8](p.110)“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经济水平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进一步拉大,而且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较大差距,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在这种差距的对比中开始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