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

　　提 要:东北问题是战后中国政局中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问题,其独立性和特殊性,造成东北问题处于一种既不停战、又不谈判、且又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苏军撤离后,东北问题必然失控。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共两党在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上形成两个矛盾焦点,双方都需要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以将政局的发展纳入自己的控制下。四平决战正是在这种政治的直接要求下爆发的。四平之役是国共战争史上一次特殊的战例,即通过局部性的军事决战方式,体现全局性的政治决战意图。
　　关键词:东北问题 四平决战 毛泽东 蒋介石
　　1946年春季的四平决战,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军仅有的一次战役决战,四平决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是构成因果关系的两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集中发表一批文章,探讨有关中共进军东北的过程与苏联的东北意图等问题。所谓东北问题,其实质在于国、共、苏三角格局的构成,以及这种三角格局下形成的相互制约关系,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充分认识东北问题之僵局所在,这种僵局,正是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的第一个成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一书,就四平之役中共一方的兵力配置、战役指挥等等,做了甚为详尽的叙述,大约受“战史”体例所限,较少涉及政治。一般说,常规性质的军事战役,大多不具有直接的、具体的政治目的,然而四平之役不同,四平之役恰恰是在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要求下展开的,这种政治性质,正是四平之役所以成为“决战”的第二个成因。
　　本文的研究,将主要围绕上面两个问题展开。
　　
　　东北问题的由来
　　
　　抗战结束后,由于中共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打破了中苏条约对东北战后秩序的安排,这样,在东北出现了国、共、苏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而在战后中国政局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甚为特殊的“东北问题”。
　　所谓东北问题,一句话,就是在国、共、苏三个方面一并介入之下,东北的接收与交防问题。在这里,由于有中苏条约这样一个外交协议,国、苏之间的交接防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同时,由于中共的存在,国、共之间又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东北的交接防因此而具体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国共两方均有权、还是仅一方有权接收;苏军应向国共两方、还是一方交防。总括而论,三个方面的利益,通过外交与内政两条渠道,在一个地区展开争夺,东北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特殊性就在这里。
　　东北问题的主导力量是苏军,苏军在东北的行动规范,本来是中苏条约,条约规定东北交国民政府接收,并给予缔约方“道义”的支持,所谓道义支持,实际上就是拐了个弯的政治支持。然而维系道义支持的纽带,是共同的政治信念和现实利益,道义支持是不可能仅仅通过条约的形式而巩固的,因此,苏军将其道义支持几乎本能地给予了中共。
　　另一方面,苏联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国家关系,它的一些国家利益,如外交、经济利益等等,只能通过国民党政府而取得,因此也不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无保留地将东北交给中共。
　　苏联国家利益的这种双重性,具体体现在东北苏军交防的立场上,必然表现为双重立场、双重政策,不过,对苏军的这种双重性,国共双方最初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苏条约规定,苏军于日本投降后3个月撤离东北,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因此苏军的撤离应在12月初。国民党于9月初在重庆组建东北行营,但迟迟未获苏军准许其前往东北的通知。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于9月14日由国外回到重庆,当日即到外交部了解接收东北的具体安排,但张看到的仅为一般性换文,“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张嘉大约是对东北接收最早产生不祥之兆的高层人士。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蒋经国以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等,率东北行营飞抵长春,开始接收东北的行动,此时距中共向东北进军,已经晚了一个多月。此前,苏联外交部已明确表示,大连为商港,拒绝国民党军由大连登陆,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等人的会谈中,仅允许国民党军于营口和葫芦岛登陆。面对事态突变,蒋介石一开始便既无决心、又无办法,10月25日,蒋致函张嘉:“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如何。吾人惟有尽其心力,不必以此着急或失望也。”^*无奈之下,蒋介石决定改由营口、葫芦岛登陆。10月29日,熊式辉等就此事与苏军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锦州、山海关间已有大股十八路军,故不能保证安全”,“此系中国内部事,苏军不干预”^*。是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经过此次谈话,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10月底和11月初,国民党军向葫芦岛、营口进兵,遭到中共阻击,担任运输的美国舰船不愿卷入冲突,故未靠岸强行登陆,国民党军只得转道秦皇岛登陆,海上运兵完全受阻。
　　显然,国民党已不可能于12月初按期接收东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1月中旬展开了一次战术反击,采取了3项行动。第一,令杜聿明由秦皇岛攻占山海关,打开东北的大门,将一只脚插进东北。第二,令东北行营撤离长春,以示对苏军的不满。11月13日,蒋召集何应钦、熊式辉、程潜、白崇禧、陈诚、徐永昌、刘斐等人磋商,“东北问题,蒋先生说出两案,一、将行营撤出,以表暴苏联野心于世界……二、与其妥协,留行营作傀儡。”^*程潜、刘斐赞成第一案,其余态度不甚明确。翌日,蒋作出撤退行营的决定,15日,重庆外交部将此决定正式照会苏联大使馆。不难看出,杜聿明进,东北行营出,一进一出,留下进出两可的选择余地。
　　蒋采取的第三个行动是将东北问题国际化,引动美国卷入。11月17日,蒋致电杜鲁门,介绍东北局势和撤退行营等情况,表示:“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11月27日,杜鲁门宣布马歇尔使华,对此,王世杰的判断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派马歇尔将军为赴华特使。杜氏之此种决定,与蒋先生去电指述东北危机有关。”^*这样,东北问题发生了第一次危机。构成东北问题的第三方是中共。中共在东北的存在,当然处于中苏条约的安排之外,故不具“合法”地位,中共所依据的只能是既成事实,因此毛泽东规定了一条方针:“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彭真将他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9个月期间,中共中央关于东北的战略布署分为4个阶段^*,简言之,即分散、集中、再分散、再集中。
　　1945年10月2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东北军事部署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满洲门口即南满沿海地区。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共方针改变为“独霸”东北,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守住东北的大门”^*,这表明中共对于中苏条约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1月初,中共东北部队对企图在营口、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进行阻击。11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真:“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苏军“不与闻”的立场,使中共认为摸到了苏军的底,其行动亦更加放手。此时距苏军撤离的时间日益临近,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苏军撤离后夺取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部署,并于当日上报延安。15日,中共中央复电:“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然而如前所述,11月15日,蒋介石下达了撤退东北行营的命令,张嘉当日在长春接到撤退命令后判断:“推测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既是反击,又是试探,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蒋介石此着立即见效,苏军的双重性自此完全表露出来。
　　11月17日,苏联大使馆照会王世杰,表示:“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中国共产党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认为苏军撤退区出现中共活动是由于中国政府未能及时接防,表示可延期撤退,以协助接防^*。苏军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限制中共。11月20日,东北局电告延安:19日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作战,不准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当日,刘少奇复电:“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此后,国共双方态势发生明显变化,中共东北局撤出沈阳,中共东北方针再度改变为分散建立根据地,这个指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国民党方面于11月底与苏方达成协议,同意苏军延期至1946年1月3日撤离东北。12月4日,张嘉、蒋经国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
　　通过此番折冲,国共两方对苏军意图都有所了解。11月5日,张嘉致函蒋介石,对苏军的意图作出3点判断:其一,“使今后东北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思与行动”;其二,“使今后东北不能为美国所染指”;其三,“使中国不能在关外植一雄厚之武力,以夹击关内之八路军。”^*张嘉对苏军的看法为周恩来获悉,12月初,周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张公权的窥测是对的:苏联不愿意在东北有军事纠纷,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周的结论是,苏联是要坚守中苏条约的,因而对中共的支持“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瑏瑠。综上所述,国共双方对于苏军的基本意图,认识基本相同。然而问题在于结果,经过此番波折,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确立起来。苏军的双重性是导致三角格局的根源,而三角格局则是全部东北问题的由来。
　　
　　东北问题的僵局
　　
　　三角格局的确立,构成了一部东北版的“三国志”,在这样的格局中,东北问题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复杂局面。
　　还在张嘉率东北行营撤离长春之前,苏军已屡次向张提出经济合作的要求,此事的潜词张嘉当即明白,苏军是“极求将经济问题解决,进而解决我方接收问题”^*。也就是以国民党同意经济合作,作为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条件。张返渝后曾力促解决此事,但宋子文、王世杰认为此事违反中苏条约,表示反对,最后采纳了王世杰的意见,俟苏军撤退之后再与之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双方条件恰恰相反。
　　12月4日,张嘉等重返长春,5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苏方表示3点:同意行政接收,提出苏军再度延期撤退,以及经济合作问题。这3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至此,张嘉明白了苏军请回东北行营的意图,他在当晚日记中写道:“十一月十五日,我方以行营撤退决定通知苏方,苏方即于十七日通告我方苏军缓撤,帮助我在东北建立政权。此通告含有两种作用:一以表示遵守中苏条约之精神,一则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其外交手段之敏捷,令人钦佩。而吾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张再一次产生了不祥之感。苏军既然将东北行营请了回来,当然要有所表示,允许东北行营所属官员开始对各省市进行行政接收。12月下旬起,东北行营先后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市,赵君迈于12月22日就任长春市长。但是,行政接收之际,苏军并不交防撤退,因此杜聿明部仍然滞留南满不能展开军事接收,而问题便在于,没有军事接收做保障,行政接收实际上是无效的,所谓行政接收,其实就是挂出了几块行政机构的招牌。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再度达成协议,同意苏军延期至1946年2月1日撤离东北。东北行营重返长春后,与苏军的主要交涉就是经济合作问题,由于双方条件相距甚远,几经折冲,毫无进展。12月20日,张嘉、蒋经国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此时蒋与王世杰正在南京迎候马歇尔,对此问题,王世杰的立场没有任何松动,表示:“予仍力主对苏之经济合作,必须在东北接收完成后,始能有所协定。”^*此后,这个问题长期僵持,国民党的军事接收行动因之长期不能展开。
　　1946年2月1日,是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当日,马林诺夫斯基约张嘉谈话,就苏方坚持经济合作的意图做了彻底说明:“满洲地形与苏境衔接,插入苏境极深,故必须借经济合作,使满洲不再对苏联有所威胁。”^*这就是说,苏方是要通过经济合作这一形式,将东北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以此保障其远东的国家安全。
　　2月4日,张嘉铩羽而归,返回重庆,此时蒋介石也实在无计可施了,蒋对张说:“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由于熊式辉早已离开长春而驻锦州,此次张返渝后奉蒋之命留渝不归,东北行营在长春实际上名存实亡。
　　当国、苏僵局形成之际,另一个僵局,国、共僵局也在形成。国共两党在战后举行了一系列谈判,但东北问题不在此列。如前所述,由于有中苏条约,东北问题具有外交性质的一面,而国共谈判一般说只涉及内政问题。由于这个特殊性,在一个长时间内,东北问题的谈判,国共双方均未提出。一件偶然的事将谈判提了出来。
　　1945年11月23日,张嘉率东北行营撤离长春的前一天,张向马林诺夫斯基话别,此时苏方已迅速做出协助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姿态,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在谈话中也做出许多善意的表示,见谈话投机,张嘉乘机提出希望中共让出北宁路的要求,对此,马林诺夫斯基的答复含糊不清,但张获得的印象是:苏军“似亦不致帮助八路军久占铁路线”^*。如同中共视国民党为美国走卒一样,国民党也视中共为苏联附庸,在从苏方获得这些并不可靠的印象后,张嘉把问题演绎为中共必然以苏军的意志为转移,从而让出北宁路。返渝后,未经上报蒋介石,张于11月30日私下约见董必武,“告以马元帅认为榆沈铁路打通,有其必要。苏军正待中央军到后,可自锦州向北撤退,请其劝八路军在沈阳锦州间,退出铁路线以外。”张嘉的设想是:“余觉苏方既已默许我方打通沈榆铁路,八路军闻之,自必变更态度,不致阻碍吾军前进,庶几中央军可早日开到”^*。此时也是苏军对中共甚至表示不惜以武力驱散之际,中共对于国、苏之间的合作究竟可到何种程度,一时间也难以把握,张嘉的出现使中共摸到了苏军的底,即苏军不会无保留地按中苏条约与国民党合作,事情很明白:如果国、苏全力合作,张便不会找董,张找董恰恰说明东北问题不能撇开中共。
　　张嘉此举后来最为引起争议的是,他于无意之中,将国共之间讳莫如深的东北问题的谈判一事提了出来,由于张具有东北行营二号人物的身份,中共遂将这次本来是私下性质的约见,演绎为政府方面有意谈判,故迅速做出反应。12月1日,周恩来由延安致电董必武,判断:“苏方在东北的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故张公权找董老商谈是必然结果。”判断张“必然”找董,也就是判断国民党“必然”与中共谈判,周恩来指示:“我方宜就此种时机,再开谈判之门……望复张公权并告王、邵,长春沈阳驻兵二万,以一万经北宁路开入沈阳,可以商量”,“代表五人及随员准备六、七号赴渝,望告邵于五号派大飞机来。”^*可见中共对于这个“时机”是相当重视的。12月5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表示:“我认为东北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也有局部解决的可能”^*。然而张嘉此举并非政府行为,张自己也未料到中共会如此重视,因此,当中共急切地等候飞机赴渝谈判之际,张却离渝而去,12月2日张飞赴北平,4日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此事的由来中共方面始终未弄清楚,以至周恩来后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多次提及^*。张嘉重返长春后,5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谈话中,告以在渝曾与董必武接洽一事。6日,董必武致电张,表示:“中央派遣沈阳队伍,拟经北宁路开去,已得延安复电,可以商量。”张随即复电董,请董“再电延安,即日通告锦州奉天线队伍移撤日期,以便电告中央”。至此,张嘉以为大功告成,这才于当日致电蒋,报告事情经过,表示:“职向不愿于政治有所论列,只以体念钧座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尚祈鉴宥。”^*东北问题是一个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般说,当国、苏之间不能做双边解决之际,就为中共介入谈判提供了契机,然而这一回蒋介石没有按一般的游戏规则就此与中共谈判,12月8日,蒋复电张,断然制止道:“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此事就此停止,国共在东北问题上仍不谈判,后来的政协会议也未涉及东北问题。
　　张嘉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从无办理国共交涉的经验,他偶然的一次“不惮出位”,在国共之间惹出了一连串是非,然而因他此次孟浪之举,把东北问题的谈判一事提了出来,从而使国共本来都不甚明朗的立场态度,骤然间明朗起来。
　　自联合政府提出以来,中共具有了相当的地位,迫使国民党在一系列较之东北问题远为重要的问题上举行了谈判,甚至可以在政协会议上就政府改组、军队整编等等问题达成协议,只有东北问题是个例外,在苏军开始撤退之前,这是惟一被蒋介石断然拒绝谈判的问题。
　　蒋介石为什么惟独在东北问题上坚拒谈判呢?问题仍然出自东北那个特殊的三角关系。中苏条约是国、苏之间的一项双边外交协议,外交问题使国民党具有了接收东北的惟一合法地位,而国共谈判一旦举行,等于承认东北问题也具有内政性质的一面,据此,中共也可以取得一席合法地位,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中共一旦取得合法地位,苏军便可以从中苏条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合法地向国共两军交防。因此,为制止这个连锁反应,蒋介石必然要堵住问题的源头,蒋所以制止张嘉的活动,坚拒与中共谈判,就是要制止外交问题转移为内政问题。坚持外交问题,也就是坚持国民党的惟一合法地位,从而将苏军套牢于中苏条约,以期从苏军的交防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综上所述,东北问题因国民党拒绝经济合作,从而与苏军构成了第一个僵局;又因拒绝谈判,从而与中共构成了第二个僵局。然而更为棘手的是,两个僵局之间形成了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共判断,国民党为两个僵局的解决设定了一个先后程序,首先解决外交问题,在从苏军那里取得优势地位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共谈判,解决内政问题。
　　1946年3月5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判断:“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因此,东北的内政问题,我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妥协,暂时亦将不能解决。只有在东北外交问题解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妥协才会有可能。”刘判断蒋的意图是:“想在外交上利用苏联将东北更多城市移交给蒋接收,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依据来压迫我方让步。”^*上述判断是准确的。马歇尔使华后其调处活动颇见成效,但由于东北为苏军的势力范围,马歇尔不便插手东北,为此,中共一度设想由“苏联出来作东北之马歇尔”,但被苏方拒绝,因为苏联作为中苏条约的缔约方,是很难调处的。
　　这样,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东北问题不仅形成了两个互为牵制的僵局,而且处于无人能够出面调停的局面,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中,局面必然失控。
　　
　　东北问题的演变
　　
　　随着政协会议的召开,国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全面达成协议,这样,东北问题成为国共之间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东北问题解决,全国问题便基本解决。解决东北问题,必须推动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拒谈,中共只能以武力迫使其接受谈判,中共的东北方针也因此再度变更为集中作战。
　　1946年1月27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在有理的条件下给予国民党军重大打击,“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要求前线部队“立下最后一次战功”^*。历史新阶段即和平民主新阶段,估计这个阶段即将到来,故称此役为“最后一战”,要求“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也就是说,一切是以“最后一次”来打算的。
　　当时,中共的东北兵力并不占优势,中共中央为何敢于要求前线倾全力一战呢?2月5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林彪说明道:“如果国民党向你们进攻,马歇尔将会立即要求双方停战……停战执行人将立即到达东北召集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因此东北很可能再打一下,但绝不会久打,能打十天到半个月就必然被强迫停战。”为此,刘少奇强调:“此一最后作战机会,你们绝不要再丧失”,“因为以后可能再无作战机会,所谓以多胜少的原则,也不要机械执行。”^*显然,由于对马歇尔“强迫”停战的能量估计过高,故而认为无须顾虑;又由于认为是最后一战,故而可以不顾以多胜少的军事原则,这些无疑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设想。
　　在做出军事部署的同时,中共也做出了相应的政治部署。2月13日,中共正式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4项主张,表示:“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以政协协议解决东北问题,也就是把东北问题作为一个内政问题提了出来,以求将东北问题从外交问题的缠绕中剥离出来。这是中共就东北问题首次提出的谈判条件。
　　当中共力求从解决东北问题入手,从而解决全国问题之际,整个政局发生了严重的反复。政协会议之后,中国政治没有按中共预期的那样步入和平民主新阶段,国民党以政协宪草原则违背国父遗教为名,向政协协议发动了政治反扑。与此同时,以东北问题为主因,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最后,在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苏反共反政协的右翼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
　　也就在中国政局严重恶化之际,基于多种考虑,苏军于3月12日从沈阳撤离,开始了为期约一个半月的撤军行动。
　　苏军的撤退,逐步改变着东北问题的性质,那层外交性质的面纱渐渐被揭去,外交与内政两种性质并存的局面,开始向单一的内政性质过渡,三角格局开始向两方对垒过渡,因中苏条约而造成的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合法”与“非法”地位,同样不复存在。
　　苏军撤退区为东北最重要的地区,能否进占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贯穿其间的长春铁路(又称中东路),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国共各自的地位。苏军于3月12日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军于13日进占沈阳,这样,国共的下一个目标便集中于长春。此时苏军仍滞留长春,能否于苏军撤退时夺取长春,关键在于控制四平。3月18日,中共西满军区黄克诚部于苏军撤退后迅速进占四平,自此,东北问题形成了国共以争夺长春为中心的局面,而争夺长春的关键则在于争夺四平。
　　苏军开始撤退后,中共中央综合多方因素,对蒋的底线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蒋方“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既然蒋没有大打久打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共在东北可以放手一搏,以求得有利的停战条件。3月19日,周恩来从美蒋关系的角度,就中共应取方针向延安提出自己的意见,周认为:“美国需要中国安定才能借大款,这是美蒋之矛盾所在,而最后蒋也非随着美国意旨走不可。”“估计目前蒋在马歇尔回美借款期间,必不敢表示破裂,而且怕将危机传之国外,故我实行反攻颇为有利”^*。判断蒋非随美国意旨走,也就是判断马歇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看法与前述刘少奇的看法是一致的。
　　3月24日,毛泽东就整个东北战略方针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为此,毛要求:“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3月25日,刘少奇指示林彪、彭真等:“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根据延安的指示,3月29日,东北局下达指示:我军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于苏方撤退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市……抢占与确保长春的决定一环是开原、四平间的作战,请林彪、李富春、黄克诚注意。辽东(南满)军区部队为配合沈阳以北及长、哈、齐之争夺战,除集中主力坚决歼敌一部外,应分出适当兵力牵制大量敌人于南满^*。也就是以四平为主要作战地区,南满为辅助作战地区,以为犄角之势。3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约见张嘉,警告对方:“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将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惟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张的答复是:“必须由中央先接收各地政权,再谈政治协商。”^*有过一次“不惮出位”的经验后,张这一回出言颇为谨慎。4月2日,周恩来报告延安:“据张公权谈,蒋不如在苏军撤兵前取经济合作与国内政治解决,其目的在接收长春全路及九省”,“蒋军于十五日接收长春后,中苏即谈经济合作,以换全路及省城。”^*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方针仍然是首先打开对苏僵局,为此,准备以经济合作作为对苏军的政治诱饵。
　　3月27日,国共曾达成调处东北冲突的协议,但因为谁有权接收东北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单纯的调处冲突事实上无法执行。4月1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那就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了。”^*针对这个讲话,周恩来于4日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如说解决东北问题,必先外交而后内政,必先军事而后政治,那就是有一种想法,想以外制内,以军压政”^*。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猛烈抨击蒋在参政会的讲话,并于4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对此,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驳蒋介石》一文“甚至诋蒋先生为不抗日,中共态度之如此变化,似系暗受苏联之指使”瑏瑠。4月9日,《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该文“编排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侮辱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先生……这是共产党即将一百八十度叛国而三百六十度造乱的宣言书”。时局逐渐紧张起来。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说:“中苏条约中唯一的规定是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接收苏联撤退的城市,并未特别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能接收,中共军队也是中国的军队,因此不能除外,绝对有权参加接收工作。”^*把中共自己也包括到中苏条约之内,这是中共头一次对中苏条约做这样的解释。然而怎样解释并不重要,此时苏军即将撤离长春,周的解释实际上是为中共即将发起的对长春的进占,做舆论准备和政治准备,东北问题正在彻底演变为内政问题。

推荐访问: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