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最低限度”目标
时间：2021-07-05 08:00: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民主国家；“低陈义”的民主；上轨道的政治；有效性
[摘要]在融入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后发民主化国家面对民主的适应性和有效性的挑战，一些论者在表示服膺民主政治价值的同时，往往会降低民主政治的门槛。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最低限度”民主政治论，正是论者为推进中国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而做出的适应性阐释。他们之所以强调对于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为的是打消对于目标高远、理论深奥的宪政民主的恐惧感，以坚定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之所以强调中国的民主政治成功与否说到底“尽其在我”，其旨既在督促和批评执政者，也在教育和动员民众。他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朝野上下都将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贯穿于自己的言行之中，中国就是在朝着建构现代民主国家的方向前进。“最低限度”民主论虽然不免带有长于“能行”而疏于“应行”的弊端，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近乎无门槛的民主政治，才有望解决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有效性难题。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40-09
在世界范围内，至少从18世纪开始，构建现代民主国家就成为一种不可阻遏的发展趋势。不过，对于一些后发民主化国家来说，目标越是理想就意味着越是难以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高远”的目标最大限度地降低，才能真正融入这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之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最低限度”民主政治论，就是政治思想家们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民主国家建构而做出的适应性阐释。
一、“最低限度”民主政治论的生发
尽管“在政治学的所有词汇中恐怕还没有哪个词比‘民主’具有更多的含义”，但在盘点刚刚过去的20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时，则如阿玛蒂亚·森所言，“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回顾19世纪，政治理论家们曾热衷于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于民主制”，而到了20世纪，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成了一个“错误”：“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于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不论民主被赋予多少复杂的内涵，在20世纪的人类政治生活中，民主已经被当做“一种普遍价值观”，民主制已经被视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不难想象的是，在民主由欧洲、美洲向亚洲、非洲扩展的历史过程中，那些被卷进民主化潮流之中的国家的人们，即使不受民主“是否”适合本国问题的困扰，也不能不面对“如何”适应的挑战。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新兴国家而言，“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缓慢而复杂的事情，过去50年中产生的政治体系大都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个过程。纯粹的模仿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因为制度和信仰必须扎根于本国的土地，否则便会枯萎。”可以说，民主的适应性和有效性问题，一直萦绕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理论家们关于政治出路的思考中。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被卷入追求近代民主政治的潮流中。这个时期，以欣羡的目光介绍并提倡近世西方民主制的声音日见显著，尽管相比之下，占据舆论中心的依然是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或者说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理念。这两种力量的辩驳，一方面促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的变法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的兴起；另一方面则使这场运动不可避免地夭折。不过，这场变制运动虽然未能成功，但之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却并没有就此偏离追求民主的方向，相反，在20世纪的头十年刚刚过去，就从制度上终结了存续上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开始了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新进程。在这个并不算长的历史转型期中，虽然有过以袁世凯、张勋为代表的政治势力试图复辟帝制的活动，有过诸如开明专制论、君宪救国论等与民主政治的旨趣不甚相合的声音发出，但历史的发展确如梁启超所言：“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纵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或许，正是这个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性，使得人们在否定令人失望的君主专制的同时有意无意间赋予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以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可以说，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任务能否实现虽然尚未明了，但中国无法再确立君主专制式的政治体制则已然成为事实。
结束帝制进入共和无疑是一种制度革新，但这种创新又会受到历史惰性的巨大影响。除了制度的“路径依赖”使新国家很难与传统国家真正割裂开来外，一个社会之所以会进入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新时期，本身就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社会的大变动推动着构建现代民主国家的进程，而社会的动荡又注定旧制度不可能轻易甚或不必即刻退出历史舞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言，令欧洲人艳羡的“中央集权制”，“并非大革命的成就”，而是“旧制度的产物”，这部分之所以能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是“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显然，宣布结束一个旧时代容易，而避开“历史的惰性”则不易，至于构建一个新国家更是任重道远。
实际上，不仅1912年以后的共和时代较之帝制时代的乱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构建现代国家的任务交由“比北洋政府有现代知识”（胡适语）的国民党主导以后，革新的过程依然显得那么艰难。人们对旧制度或旧制度中的某些成分的留恋和对新制度的怀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真正消除。虽然，从价值层面根本否定民主政治的论说已不多见，“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阿玛蒂亚·森所谓19世纪的讨论话题，如代议制与中国国情合不合、民主制度能不能拯救中国等，则依然出现在20世纪中国改革者或思想者的笔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能不能坚守得住构建民主国家的信念，在坚守这个信念的前提下，如何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有效地推进民主国家的构建进程，就成为一个纠结不断的话题。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思想界就民主问题展开的论说与“20世纪”的思想特征更为吻合，因此，本文对构建民主国家的“最低限度”目标的考察即以此为重心展开。至于“最低限度”，就用词而言，沿用的是时论者经常使用到的概念，就其内涵来看，一方面指涉的是在中国实行所谓民主政治，不可能也不应该“陈义”太高，个中包含了对“路径依赖”的自觉；另一方面则是指在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不能动摇对于民主政治的信念，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所有举措都不能背离民主政治的基本准则，这反映的是改革者对“制度创新”的执著。再现探索者在“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的艰难历史过程，以使人们给予这段历史以“同情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后发民主化国家民主进程复杂面相的认识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学术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