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情怀高于东山再起
时间：2021-07-05 04:01: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冯玉祥将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选择了隐居,同时也时刻准备着复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步步入侵使得其有了重新出山的机会,组建抗日同盟军发起察哈尔抗战是其东山再起的高潮,当然也是其爱国主义情操的表现。在各方面特别是蒋介石势力的压迫下察哈尔抗战最终宣告“失败”。期间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对其真心抗战与否的考验;整个察哈尔抗战过程中显示出其有着抗日和复出的双重情结,同盟军解散后其抗日思想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双重情结的一种考验。
【关键词】冯玉祥;察哈尔抗战;抗日同盟军;抗日情怀;东山再起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1671-1270(2010)05-0006-03
冯玉祥(1882—1948)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历史人物。他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三个历史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达37年之久(1911滦州起义至黑海轮船失事逝世)。冯玉祥一生多变又复杂,比较完整的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的曲折性。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军队土崩瓦解,自己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成为一名“光杆司令”,这成为其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折点。随后随着日本的入侵,冯玉祥从爱国情怀出发,同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东山再起企图,为国家也为自己重新站了出来。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从其目的上来说,抗日爱国情愫是大于东山再起意图的,将从下面几点进行阐述。
一、力图东山再起
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避居山西峪道河,身边只有西北军军官学校残部和刘田一个团,并成立了汾阳军官学校[1]。
对于东山再起,冯玉祥刚开始主要从自身理论学习和策动
旧部、组织反蒋联合战线两方面进行。
在峪道河避居期间冯玉祥一直寻求其苦心训练的部队失败的原因,研讨很久后冯玉祥及其身边的人渐渐得出一个统一的
认识,那就是军队没有一个鲜明的政治主张,以往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往往部队战斗力很强,而分裂时则斗志低迷。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冯玉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阅读马列原著,让军校的教官为其授课,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大体的认识,使其自身理论修养有了显著提高,还一度有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打算,并且认识到不管是东山再起还是抗日救国都必须有正确的政治主张[2]。
冯玉祥策动旧部主要是伴随着其组织反蒋联合阵线,他派
员四处联络反蒋力量,包括四川、两广、河南、山东、河北和山西,另外也力争尽快和中国共产党恢复关系。1931年5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并准备北伐讨蒋,冯玉祥认为这是反蒋复出的有利时机。他一面同汪精卫、孙科等人联络,一面竭力策动旧部支持石友三在北方起事,同广东遥相呼应。但是,由于广东方面没有有效的军事行动、石友三急于求成、其他各部为保存实力没有出兵支持等原因,此次活动很快失败。在这一过程中,冯玉祥花费很大的精力,除了写信、发电报、分派代表联络发动旧部外,还联络晋军将领参与,发动各路人马总数达到30余万人,并为整个军事联合行动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由此不难看出冯玉祥东山再起之心切。除此,他还策划了“雷马事件”,想在甘肃建立复起的根据地,但又以失败告终[3]。
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的逐渐深入,又给冯玉祥提供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新机会。
1931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冯玉祥感到情形一片大好,一是他觉得自己东山再起有望,二是认为蒋的下野显示抗日阻碍已除,团结抗战的局面即将形成[4]。于是冯玉祥从12月26日早上七点经过长辛店、济南于29日到达南京[5]。冯玉祥寄希望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可惜当其到南京后汪的种种
投机表现让其幻想基本破灭。一·二八事变后政府的妥协策略和最终失败让冯玉祥彻底觉得和政府联合希望已破。因此,一月三十号国民政府临时迁洛阳,后冯玉祥患白喉病,冯借养病离开了洛阳[6]。汪精卫还假惺惺的来电询问病情,冯玉祥回电,“上海战事从未增援,似乎要走上妥协一途。如妥协,则不免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能到南京去,且当预备走开也。”[7]自此,冯玉祥渐渐和各反蒋抗日力量联系,准备和酝酿自己领旗抗日的方式,其军事力量东山再起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二、抗日同盟军前后过程
冯玉祥重回泰山后,组织了研究室,继续学习进步理论,思想逐渐转变。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到达张家口,当天发出通电,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认为要挽救国难必须积极抵抗[8]。
冯玉祥积极组织力量,张人杰和鲍刚率先响应;联络方振
武,方率部到达张家口;汾阳军校校长率全校三千余人抵达;吉鸿昌、张允荣、高树勋、余心清、张克侠、孙良诚等旧部先后带部云集。在冯玉祥积极组织武装时,长城抗战爆发了,由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干扰,长城抗战最终失败,并导致了《塘沽协定》的签订。此时的形势是人民群众抗日呼声暴涨;参加长城抗战的抗日义勇军向同盟军靠拢,许多正规军也同情同盟军
不与之发生摩擦。这就为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和生存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1933年5月1日,多伦沦陷。受冯玉祥召集的各军事团体的武装抗日迫在眉睫,抗日同盟军顺势成立,26日,冯玉祥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通电就职总司令,总司令部成立后同盟
军的抗日行动按计划进行。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在吉鸿昌率领下,接连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7月12日,再克多
伦[9]。收复多伦的消息传出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
然而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抵触;蒋忌惮冯玉祥借抗日同盟军东山再起;国民党中央集团难以容忍抗日同盟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因此对抗日军行动阻挠破坏,又武力镇压。日军也同时向察省调动。加之内部各自为政及冯玉祥特别怕旧部宋哲元失去察哈尔这块可以让自己“翻身”的地盘,最终冯玉祥通电结束抗日军事活动,取消同盟军总部,自己下野,重返泰山隐居。
三、从国共两党与同盟军关系看冯玉祥抗日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与同盟军:合作与冲突。
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隐居时就开始了与中共的接触,到张家口后中共又派宣侠父、许权中等人前来。为了援助冯玉祥,中共领导和发动了察哈尔各界成立的“察哈尔省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该会在发动群众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0]。无论怎样,从冯玉祥避居峪道河一直到察哈尔抗日前线及抗日同盟军的崛起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作用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长期的上层工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支持,同盟军便难以兴起,即使搞起来,其影响和规模也不会有那么大。
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正是王明的“左”倾政策占领导地位,特别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形成的临时中央领导者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的左的“指示”,尤其是对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的目的的分析。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前委认为张家口的形势越红越好,他们极“左”的一系列行动给冯玉祥在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被动[11]。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日是其救国救民与谋求发展个人势力二者矛盾的产物,借此东山再起的企图不言而喻,但是当时抗日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临时中央完全认为冯玉祥是将“抗日”作为幌子用来招徕各抗日军队,因此他们认为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一种欺骗。因此双方冲突和矛盾难免,这是不利于抗日同盟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