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分析：比较的观点

时间：2021-07-05 00:02:2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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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从精英政治的视角来观察其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往往会充当政治、商业和文化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精英数量和品质对民主的转型非常重要。进一步而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认为“学而优则仕”，各类精英认同从政是最体面的职业。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是，最优秀的精英不是去从商，而是从政。在现实中，执政党的统治中有“组织领导”，政党一直注重用人事控制权来分配政治精英的地位，为党的政策执行调配不同类型的精英。精英政治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诸多“人治”性质的制度设计还强化了精英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力。中国人已经习惯从精英的去向来猜测国家政策的变化。西方学者也是高度擅长用这一视角来观察中国（邹谠，1994；汤森、沃马克，2004）。因此，从人员结构这一内部视角，是可以观察中国各个政权机关的制度化水平和未来发展导向的。
　　之所以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观察，是因为和全国人大相比，其人数不多且有多人专职，有固定的组织和职能，会期相对较长，它才更像西方国家的议会，其组成人员更像西方国家的议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在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承担着重要的立法职能和监督职能。全国人大每年的会期通常在10～13天，一届的会期加起来也就50多天。而在它闭会后，我们的代议机关就消失了。所以，要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来代行全国人大的诸多职权。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集中在立法、监督“一府两院”、人事任免等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170名左右，九届是155人，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均是175人，每届任期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5天，一个任期内会期有150天左右。相比国外议会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总时长不及他国一年的开会时间，但是已经比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有效能多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者。中国的立法者是什么样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和行为？他们能否承担全国人大如此重要的职能？这些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下面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背景、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党派背景、地域背景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年龄背景分析
　　截至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本届常委会组成人员175[1]人，其中委员长会议14人，委员161人。他们的最小年龄是45岁，最大68岁，成员平均年龄是60.5岁。从表1来看，利用分组法可观察到，成员年龄大多集中在55～59岁，60～64岁次之，65～69岁又次之。这三个年龄段比例比较均衡，各占近30%，占总数的90%。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相比，现在的平均年龄仅下降了0.8岁，年轻化的趋势不是很明显。35～39岁、40～44岁、70～74岁、75～76岁这四组年龄段无人，意味着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产生更年轻的委员，同时也没有产生更年老的委员。委员们的年龄更加集中，绝大部分委员的年龄在55～69岁之间，55～59岁的人数较十届多了近18%，同时60岁以上委员占比从十届的72%下降到59%，这显示了一点相对年轻化的趋势。在委员长会议这一层面，两届都是以65～69岁为主体，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从平均年龄、60岁以上人员占比来看，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总体的年龄构成还是偏向老龄化，但是出现了相对年轻化的趋势。张涛指出，外国议员的年龄在45岁左右，相比之下我国若以55～59岁的人为主体，那么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龄结构将会有较大的改观（张涛，2008） [2]。从数据分析可知，我国55～59岁这组年龄段的人10年上升了18%，改观不大。这可能主要是受制于我国的干部替补和全国人大选举的机制，后文再讨论。
　　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教育背景分析
　　这里把教育背景分成学历、专业两个方面来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在学历背景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里96%的人受过较系统、完整的大学教育，与十届97%的人受过大专教育相比，整个学历层级上升了一个层次。这其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接受正规大学教育者居多，只有4人在中央党校拿的函授大学文凭，1人是澳门华商贺一诚，曾在浙江大学学习，获得相当于大学的学历。少数7人未获得大学文凭者，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如劳动模范许振超的学历是初中、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学历不详，还有几人是中专或大专，则与他们的出生年代有关，属于1945～1950年出生，上大学时赶上文革大学停摆。二是博士、硕士大幅增加。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由16人增加到50人，拥有硕士学位的人由9人增加到30人，相应地则是大学本科学历者减少。在博硕士中，拥有海外学历者大幅增加，海归博士16人，海归硕士3人。三是获得研究生及以上学历[3]者大幅增加，65%的人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而十届只有27.9%。其中较为特殊的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者比较集中，多达29人。而中央党校的文凭则与国民教育系列文凭差别较大，剔出研究生这个类别后，总体中仍有46%的人接受过严格的高级学术训练。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知识化问题已经解决。四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其学历与名牌大学的相关性很小，在十届还有11人来自北大、清华这两所名校，但在十二届则北大只有5人，清华3人。毕业于其他院校和研究单位的都有，来源比较多元。这与国外政治精英大都出自名校不同。
　　在专业背景方面，这里按照其最高学历的专业来统计。从表3来看，其专业背景中最大变化是理工类与社会科学类的比例。在十届，出身理工者是出身社会科学者的2倍；而在十二届，则是比例倒转，出身社会科学者的人数是理工科的2倍。且在社会科学出身者里，学习过经济类、管理类、政法类的比例大幅增长，人数比较多，经济管理类（31人）、法学类（18人）、政治学类（10人）。但从总体而言，其第一学历、最高学历中学习过法律、政治学类的人数还是非常少，这不利于人大立法和监督政府的工作。理工类出身的委员大大减少，则显示着中国的发展已经从技术立国到了制度立国的阶段了。随着各类组织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现在发展到需要更多的企业、社会、政府管理者。就这个趋势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也符合立法者的专业之需。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军方的名额只减少了1名，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出自军事类的人员下降了一半。这也是中国立法机关要专业化发展的一个特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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