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
时间：2021-07-01 20:01: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本文试从历史和理论概括两个层面论证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具体来说,首先从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表现为依据,探析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然后,以史为据,用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对这种身份定位进行进一步解释。
关键词 新加坡 东盟 身份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153-02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至今还没有看到专门和系统分析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的文章或专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散见于研究新加坡的外交和新加坡与东盟的关系的著作和论文当中。如甘尼森(N.Gnansan)的《新加坡外交中的现实主义和相互依赖》(Re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in Singapore’s Foreign Policy); 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的《新加坡外交:应对脆弱性》(Singapore’s Forergn Policy: Coping with Vulnerability);比尔维尔·辛格(Bilveer Singh)的《再探小国脆弱性:冷战后新加坡外交政策研究》 (The Vulnerability of Small States Revisited, A Study of Singapore’s Post-Cold War Foreign Policy); 菲利普·雷尼(Phillipe Regnier)的 ,《新加坡:东南亚中的城市国家》(Singapore: City-State in South-East Asia)。这几本著作都是系统分析新加坡外交的经典著作,都对新加坡的外交环境、外交文化、理念及外交政策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但都集中在论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尼等周边国家或与世界大国如与美国的关系等,却没有把新加坡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进行深入与系统的论述,对于新加坡对东盟的看法也只是零散的论述,更不用提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此外,一些重要研究新加坡与东盟关系的论文,如东盟前总秘书长,现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高级访问研究员,鲁道夫·塞贝里诺(Rodolfo C Severino), 在新加坡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的论文集《新加坡观察》(Singapore Perspectives 2006)上发表的《地区一体化:新加坡的角色》(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role of Singapore),也只论述了东盟在一体化过程中东盟的作用,并没有系统的论述新加坡的在东盟中的身份定位。但是以上文献对于新加坡外交和新加坡的东盟关系的分析却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非常重要启发。此外,新加坡外交部和东盟秘书处的官方网站也为本文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
一、对“身份”这一概念的界定
本文对“身份”这一概念采用亚历山大·温特的界定。亚历山大·温特把身份定义为有意图的行为体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性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①因此,新加坡对于其在东盟这一组织中的自身身份定位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而是随着其自身领悟、外部环境变化和与东盟互相交往程度的加深而变化。新加坡在东盟中身份的定位并不是由其单方面确定的结果,而是在相互交往中,自身和他者在互动交程中通过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过程中形成的。
二、新加坡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定位
从世界经验,尤其是西方经验看任何成功的区域合作几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充当领导者以提供公共产品,并在关键时刻领导地区合作的发展。按照西方经验东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需要一个领导者提供公共产品和引导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但事实上,东盟由于地区情况的特殊性,没有出现西方式的领导者。而事实由于印尼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且由于其经济模式没有竞争力,所以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马来西亚也同样如此,并且其特别强调成立东亚区域合作组织而不是东盟,再加上其与印尼争夺地区领导权,所以其也很难担当地区领导者。而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东南亚国家中最为先进的,是最具竞争力,是东南亚的经济中心,既是贸易中心又是服务业中心。与此同时,新加坡各种先天不利条件,尤其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与错综复杂的地区大国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不能使新加坡充当一个区域合作的高调领导者,领导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但是另一方面能由于其是小国及其独特的脆弱性,可以排除大国对其充当地区领导者的疑虑,便于其在地区合作中利用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发挥其小国大外交的作用,提出能为各地区大国接受的建设性的观点,引导东盟的发展。新加坡领导层认为新加坡其发展所缺乏的原材料和资源能够为其高超的外交手段所弥补。新加坡的确是小国,不仅国土面积十分小,而且资源相当稀缺,地缘政治与文化环境也相对恶劣。这些脆弱性一方面对于新加坡的硬权力方面是十分重要的限制,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硬”的限制及对于这些限制的认识,提高了领导层的忧患意识,促使新加坡更加有效发挥其“软”实力以弥补缺陷。如通过其高明的外交手段和坚强的外交意志提升其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新加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有技巧的外交手段来弥补。②同时新加坡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一方面使其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使新加坡有时能在地区事务中充当主导性角色,发挥与其国土面积大小不成比例的作用,因为这种状况给了新加坡政治上更多的行动自由和选择。正像李光耀所说:我们没有被陆地所包围。我们是世界交通的中心,我们位于北半球和南半球,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十字路口……。所有的这些中心有利于我们学习和受教化。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的因素。③
因此,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角色很难定位,正如李光耀所说,一方面东盟发展,尤其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需要一个引路者,这个引路者事实上只有新加坡才有资格担任,然而新加坡又不得不避嫌,把领导者让给经济潜力最大的印尼。但新加坡在长期处理与东盟关系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既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又不会得罪其它地区大国的方法。而且新加坡在长期与东盟互动过程中也渐渐明确了其合理的地区身份,其在东盟发展过程中事实起到了一个低调领导者的作用。尤其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凭着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新加坡在东盟中的突出经济地位赢得了东盟“前敌总指挥”的称号。
三、对“低调领导者”的界定
这种低调的领导者具有一定独特性,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界定的领导权。
首先,这种领导者的领导权不是因为其具有最强的国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和发达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一种霸权,因此,其外在表现只能很低调。不同于罗伯特·吉尔平对领导权的界定:“我的见解是国际自由经济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不管人们是否把这种经济看作为某个集团国家所分享的集体商品或私人商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④基欧汉将国际领导分为三种类型:霸权,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⑤但这几种领导都是以国家实力独一无二为基础的领导,不同的只是领导方式的不同,或命令或率先行动或诱导。新加坡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就总体国家实力而言比起印尼和马来西亚有很大距离。尤其是它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赖性相当强,再加上其资源缺乏,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它不可能充当霸主。新加坡领导人已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