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一体化与分离主义：基于两种民族结构双向互动的分析
时间：2021-06-27 20:01: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冷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却未能平息欧洲仍然活跃的某些分离主义活动，苏格兰独立公投就是一大例证。本文探讨欧洲一体化与欧洲分离主义的关系，认为其是后民族结构与传统民族结构的双向互动，具体表现为：欧洲一体化最终倾向于替代分离主义和其所代表的传统民族结构，但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分离主义意识；而分离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后民族结构，却十分倚赖其成果，甚至要求参与到欧洲一体化中。二者悖论关系的根源是传统民族认同未完全瓦解、新式的后民族认同亦未完全确立而导致的“认同真空”。本文借鉴了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尝试性思考。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 分离主义 后民族结构 认同真空
引 言
2014年，酝酿已久的苏格兰独立运动终于迎来了一次高峰：根据苏格兰议会决议，苏格兰于同年9月18日就“苏格兰是否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举行全民公投。虽然最终结果将苏格兰留在了英国，但其影响力却超越了国界：不仅英国上下高度紧张，而且世界媒体强烈关注；甚至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亦受到启发，决心效仿。
在眼下的情境里，苏格兰寻求独立可被描绘为一种分离主义运动。实际上，分离主义的内核是基于某一民族群体或宗教的利益要求取得分治或建立独立政治实体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分离主义是国家的一部分把国家的政治权威限制在自身群体（通常是非主体民族）和其控制区域之外的行为，
Allen Buchanan， “Toward a Theory of Secession，” Ethics， Vol. 101， No.2. （Jan.1991）. 转引自：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3页。或者说，即是要求脱离现有政治共同体，采取现行政治体制所允许的公民抗议的方式或是非法的武装反抗方式，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
李学保：《当代世界冲突的民族主义根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90页。
在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的语境下，类似苏格兰寻求独立的政治意义引人深思。因为它呈现了战后欧洲政治实践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悖论：欧洲一体化向着统一、甚至超国家的属性发展，却未能遏制、反而激化了民族分离势力势头；而分离主义看似破坏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却试图参与到一体化之中。前者体现为欧洲一体化使得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互补利益丧失殆尽：
曾亚勇：《国家认同的危机与苏格兰独立问题的反思》，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6—127页。苏格兰经济由依附英国向依托统一的欧洲市场转变，并且由于北海油田的发现，苏格兰经济收入得到保障，因此离心倾向愈发严重。后者则以苏格兰独立派的诉求为典型：独立派希望独立后的苏格兰自动继承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诚然，从政治策略与经济利益来看，苏格兰参与到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联合体是必要的；然而欧盟不欢迎寻求独立的苏格兰，因为成员碎片化对一体化是无益的。
孙坚：《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由来与发展》，载《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5年第1期，第24—46页。
因此，探寻这一悖论的内涵，充分认识这对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机理，有助于明确其所蕴含的政治含义，也有助于对当前欧洲一体化做一种新的尝试性思考。
一、 分离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之异化
虽然经历过二战后帝国殖民主义的终结，民族主义不复有其全盛时期的神效，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但随全球化深入而兴起并作为其变体的民族分离运动再次提醒人们审思这一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契合了诸多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则是民族主义的定义本身存在着暧昧性：不同的政治团体可以针对其内涵的不同维度进行不同解读，使其呈现各异的表达形态。
民族主义的核心在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定义，至少存在以下几种阐释：首先，“民族”是一个人为的概念。正如哈贝马斯指出，民族最先是一些有相同起源（如语言、风俗和习惯）的共同体，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这个概念则用以区分享有不同文化习惯的群体，因而是消极意义上的、他人强加的、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霍布斯鲍姆与恩斯特·盖尔纳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第二，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概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一个民族内部的成员不可能谋面大多数他们的同胞，然而之所以能存在这样的民族共同体，是因为“相互联结的意象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第三，民族是一个集束的概念。耶尔·塔米尔概括道：“为了被视为民族，一个群体就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特征’，所有被归于‘民族’范畴的成员都将显示某些家族相似性。”
[以]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页。这些特征包括共同的历史、集体的命运、宗教、领土、族性等等。可见，“民族”概念的不确定性，来自其固有的主观属性：它是人为创造和想象的；并且还存在着可塑性， 即作为确定民族性特征的集束之数目与其同质的程度都可以被再确定。
基于这两个特征所呈现的模糊性，民族主义可以轻易地被某些政治团体据己所愿进行解读。有分析指出，“这种模糊性使民族主义研究对于那些以政治而不是纯分析为动机的学者尤其具有吸引力。”
[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召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进一步讲，“这样的标准会让煽动者能够特别方便地使用它们，而且很实用。”
同上书，第20页。在实践中，一些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利用上述模糊性，要求从既有主权国家分离——即分离主义，这可谓民族主义又一种表现形式。分离主义在继承上述模糊性的同时，于两个方面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再定义。其一，分离主义强化了“想象”与“集束”的程度，更强调民族间存在的客观差别，从而增强了“我族类”与“非我族类”的边界与封闭性；其间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成员认同的程度，以及人为地施加与塑造内部特征以达至“足够数量”的“集束”。其二，弱化了民族性与政治的界限，从而倾向于“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的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