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理性之争议
时间：2021-06-08 16: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管理行为》是赫伯特·西蒙最重要的著作，在书中他对“管理性的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更是提出了决策过程理论。而第四章《管理行为中的理性》是该书也是他的决策理论的核心。基于对该章的阅读，并以其提出的“理性”概念为引子来对决策理性进行探究，内容主要涉及决策理性的内涵、决策理性的若干争议、决策理性的趋向，以及对决策方法选择的影响。
关键词：决策理性；决策方法；争议；趋向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098-02
一、西蒙决策“理性”的内涵
西蒙的《管理行为》一书以及他的整个理论对经济学所作的贡献，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是以“有限度的理性”和“令人满意的准则”这个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1]1。西蒙的《管理行为中的理性》正是要解决理性的定义问题。为界定理性的概念，西蒙在该章中阐述了决策制定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手段-目的链、备选方案与后果、价值与可能性。首先，作者构建了手段-目的链的分析图示，指出了组织的手段-目的层级系统的特征。组织的目的结构是层级式的：整个层次系统的每一层次，都可视为下一层次的目的和上一层次的手段。目的和手段之间是相互转化的。但有了这个层级系统，就可以获得行为的整合，进而区分每一层次的目的与手段以及用于评价一系列行为的每一部分的综合价值尺度（最终目标）。“理性的决策，总是要求我们用方案所欲实现的目标去对比各个备选方案。”[1]63然而手段-目的图示也存在着缺陷，为此作者又构建了备选行为的可能性和后果这一术语用来描述决策。“决策任务包含三个步骤：（1）列出全部备选策略；（2）确定其中每一策略的后果；（3）对这些后果进行对比性评价。”[1]66确定后果中的优先者的过程就是用一定的价值指标去评价去衡量备选方案的过程。这里第三个要素“价值与可能性”成为关键的因素。至此，三个要素都已具备，作者提出了理性的概念。“粗略地讲，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1]74西蒙提出的理性的内涵，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完全理性，使人们对决策理性有了新的认识。那么，决策理性究竟又经历了哪些发展，又存在着哪些争议呢？笔者将在下面进行阐述与梳理。
二、决策理性的若干争议
伴随“理性”的诞生，决策理性经历了以下的发展，也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所在。
（一）决策理性程度之争：完全理性VS有限理性
除了那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经过逻辑思考，即兴地、单纯以情感经验为基础实现政策目标的非理性之外，有理性则经历两种主流的发展。最初流行的古典决策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定以及效用观点之上形成了理性的内涵，即“经济人”具有完全绝对的理性，能在决策中寻找最优的决策方案，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决策者有明确的目标，完全可以得到所有的备选方案并依据偏好对其进行排序，进而选择出可以在限度内最大地实现收益的备选方案。然而，这一理想色彩较浓的理性决策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末遭到了以赫伯特·西蒙为首的一些行政学家和组织学家的反对。西蒙认为理性决策模式所要求的人类的那种理性在现实是不存在的，人的决策行动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和问题解决者的人的本身条件的限制，所以提出“有限理性”[2]11。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被学者们一致认为是决策理论和决策理性的一大发展。
（二）基于决策理性的衡量标准之争：最优准则VS满意准则
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已被众多学者所接受，而基于两种理性之上的方案评价准则（最优准则和满意准则）却引来了人们的争论。出于方案所欲实现的目标界定困难、决策的时间约束、决策者的知识限制、决策者所处群体行为的影响，以及价值指标的选取等各方面都使人确信人们无法实现最佳的选择，无法达到最优的状态。因此，应当以满意准则取代最优准则，在决策时以寻求到令人满意的方案为基准。但有些学者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叶泽方认为：“西蒙的观点显然是有道理的，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大家可能都已接受了西蒙的思想。但在实际工作中决策者已常常不自觉地抛弃满意准则，采用最优准则。”认为西蒙的理论侧重于单纯从决策的最后结果来分析最优准则的局限性，而从没有从整个决策过程，特别是决策的执行过程来分析决策问题。依据满意准则，决策面临着“满意”怎么衡量的问题。满意准则中的“满意”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是对最优准则的“最优”的不可能性的简单重复。因此该学者认为新的决策准则不应该是满意准则取代最优准则而应是两者的辩证结合。即决策者在动机或心理方面必须按最优准则进行决策，在这个前提下，用满意准则对决策过程进行衡量和控制[3]18-19。
（三）理性的合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
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作为当时反对神的统治，恢复人性的工具而确立。近代以来，理性的发展更多地带有了“经济理性”的含义。赫伯特·西蒙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理性”词条就可以视为经济理性的表述：1）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a）适合实现指定目标，（b）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2）在某些特殊场合下，这个定义的（a）（b）两方面可以有更精细的规定。这种定义与韦伯对现代社会目的理性的概括也较为接近。在韦伯看来，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理性主要是一种行为的“目的理性”，其实就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观点认为，若从意义方面观察，人类行为可以解释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理性”三种。目的理性是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在手段、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的权衡和比较[5]。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工具理性着重考虑手段对达成特定目的的能力或可能性，价值理性则关注权力本身是否符合绝对价值，诸如公平、正义等[5]。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摆脱不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宿命。即便西蒙运用了手段-目的链的分析图示，但在研究中西蒙照样是不允许“价值观”来介入的，并且认为可以使用效率标准来帮助将价值观从对组织行为的讨论中剔除出去。正如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对西蒙观点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说一个行动是理性的并不等于说它符合道德目的或者符合在政治上负责的目的，而只是说，这个行动可以更有效率地将该组织推向前进[6]。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是行政学产生以来的常态，行政学研究中主张价值中立的立场，使得决策理性和方法都更加注重手段的工具性即技术性尺度，忽视了价值理性的重要。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争议之外，有些学者也对西蒙有限理性的扩展以及理性有限性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提出了不同观点。现在，人们开始对理性进行反思，理性在决策中究竟发挥何种程度的作用，并且开始倡导价值理性的重构来改变现存理性过于强调工具性，强调效率，忽视人本，忽视价值因素的缺陷。
三、决策理性的趋向——价值理性的重构
针对当前的问题，不同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中庸理性和沟通理性
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他认为人类可以透过理性的沟通建立共识。进而解决现代理性发展而造成的“理性的吊诡”，即理性的自我否定，价值理性缺失的问题。不过这种理性沟通需要有个“理想的言谈处境”，在这种处境之中，权力和欺诈都不存在，只有最佳论据的力量发生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张德胜等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庸理性，论证儒家的中庸之道，以期用全面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这种行动取向，正好替哈贝马斯的理性沟通提供了心理的意向和准备。两种理性的提出使得在现代工具理性高度发展的社会透过理性沟通达到价值共识的努力成为可能。然而中庸之道一向只是儒家所标榜的德行和行动取向，至于如何落实到生活层面，仍是个待证实的实证课题[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