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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适、整合与嵌入:地方治理中的执政党功能问题探析

    时间:2021-06-01 20:04:3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执政党功能会因国别和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差异而不断变迁,只有将执政党功能置于本国现实政治场域和时代境遇中进行考察才能对其有正确认识。当前,地方治理中的执政党功能发挥面临着理论层面上的调适压力和实践层面上的整合困境。基于内外双重压力,执政党对自身功能定位应与时俱进不断调适,在地方治理中要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找准集中表达地方公共利益、科学决策地方发展规划、统合动员地方多元力量、大力构建地方治理格局的恰适定位。把地方党组织嵌入到地方治理结构之中,发挥聚合民意、创设政策、指挥协调和组织培育功能,才能更好地促进执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切实提升党在地方治理中的功能绩效。
      关键词:地方治理;执政党功能;结构优化;功能调适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1-0048-06
      执政党作为治理国家的主体力量,其自身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否准确、功能发挥是否恰当,直接关乎其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轨的“双转型”进程中,地方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领域都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急剧转型,社会力量日益分化和多元化。在转型时期,执政党既面临着理论视域上功能调适的内在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地方治理实践场域中的外在整合困境,基于理论和实践内外双重压力,执政党如何在地方多元共治格局中发挥自身作用,如何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地主动进行自我革新,寻求组织嵌入最佳路径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已成为党在地方治理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执政党功能调适:地方治理视域中的逻辑要义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具有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政治系统累积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1]执政党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政治系统,面对处于变化中的执政环境也会从结构、功能等方面相应做出回应性调适。各国政党执政实践也印证了执政党功能会因国别和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差异而不断变迁。分析执政党功能,只有将其置于本国现实理论场域和时代境遇中进行考察才会发生作用。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治理中面临着利益关系深入调整、政党角色深度转型等领域的变革,准确把握地方治理视域中的逻辑要义是正确认识执政党功能调适理论的前提。
      宏观上,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幻大潮中,执政党都会因时代主题变迁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的不同,不断进行政党功能的调适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目前各国执政党都面臨着如何进行从善政到善治的治理转型,面临着如何调适政党功能以迎接自身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挑战,因而没有哪一个执政党其政党功能会长期一成不变。顺应时代主题进行政党功能调适则政党兴;反之,迟滞于政党功能调适则政党衰。面对世界范围内政党治理现代化趋势,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对政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以激发各治理主体活力释放其巨大治理效能。思想观念、体制机制、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现代化的重点,而在各项转型中政党功能调适则是政党自身治理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政党要实现自身治理现代化,就必须通过政党自我变革,不断调适政党功能以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外部社会,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调适这一环节,就掌握了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因此,正确认识世界范围的政党自身治理现代化趋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调适的逻辑前提。
      中观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还是地方治理结构转型和现代社会建构,都离不开执政党对自身功能的调适。具有强大权威的政党不仅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促进社会政治秩序安定有序的保证。作为连接公民与公共权力之间桥梁的执政党,在普通公民与政府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作用,也是推进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这种沟通协调和整合作用从理论上正是地方治理结构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当前学界所共识的地方治理结构主要包括科层治理体系、市场治理结构和网络治理结构等,但这些治理结构在地方治理中并不是独立地发挥单一作用,而是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同时并存发挥着协同治理的效用,这种协调治理结构的效用发挥离不开执政党的统筹引导和协调。执政党在当前地方治理视域中,应逐步改变并摒弃“一元体制”时代传统管制型的执政功能,选择依靠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的引导型功能定位,以增强执政党对社会回应弹性,最终达致政党和社会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地方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调适的逻辑起点。
      微观上,地方“参与式治理”“协商治理”等治理理念的蓬勃发展,倒逼执政党在治国理政地方实践中要及时进行政党功能调适,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相对定型的“重发展、轻治理”改革模式,以适应公民参与地方公共政策设计与规划的要求。“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改善公共服务的机制和深化民主实践的战略选择,是一种将公民吸纳进公共政策过程,来促进公共协商以推进国家治理转型的新兴治理模式。一些已经采用“参与式治理”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表明:参与式治理有助于在塑造透明、负责任、公平和效能政府中增进国家合法性和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参与诉求[2]。及时进行政党功能调适,才能准确把脉民众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并合理消解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行为。另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协商治理”理念,对执政党功能调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协商治理”注重多元主体(政府、公民、私营企业等)之间的协商与对话,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发挥各个主体的资源禀赋,达致提高治理效能之目的。这些新兴的地方治理理念都指向多中心治理方式,这就内在要求执政党在地方治理中必须发挥好政治领导和指挥协调作用。只有执政党在地方治理视域中以服务为导向、以法治为手段,不断推进党内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不断契合现代治理理念推进执政党功能调适和转型,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服务型、法治型执政党”。因此,地方治理理念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调适的逻辑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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