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战略决战阶段的战役决策
时间：2021-05-28 12:04: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毛泽东通过组建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和战役前线总指挥部，统筹战区的党政军全盘工作和统一指挥作战，其指挥机构灵活便捷，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大大提高，这为科学决策打下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阶段，是我军作战决策最为科學、最为灵活、最为民主的成熟期。随着我军作战力量的迅速扩大，兵种增多，武器装备改善，都为战略决战的作战决策遂行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军作战决策实践主要是指挥大型野战兵团进行大规模平原村落阵地攻坚战和夺取城市和战略要点的城市攻坚战。
一、战略决战期间的决策模式
（一）解放军指挥机构的发展和战时科学编组
在战略决战之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军委下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大区设野战军、纵队、师、旅、团机构，各级机构设有司令部。指挥编制统一正规，指挥关系顺畅。随着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等兵种的发展，各野战军相继组建了特种兵司令部、炮兵司令部，使我军初步进入了合同作战指挥决策阶段。
为适应两个战区的野战军共同进行战略性战役的需要，毛泽东通过组建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和战役前线总指挥部，统筹战区的党政军全盘工作和统一指挥作战。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种参战兵力和支援力量多，作战地域广的大规模战役中，建立统一的战役指挥机构，明确指挥关系，是确保部队协调一致行动的组织保证。毛泽东的主要作法一是建立总前委。战役发起前，仅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不存在统一指挥问题。但随着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态势形成后，建立统一的指挥核心，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毛泽东先后决定成立两个战役的总前委，“临机处置一切”[1] 231。这在我军战史上也属创举。战役实践证明，成立战役总前委对保证战役顺利实施并夺取最终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二是临时调整指挥关系。淮海战役中，由几个纵队临时编成一个集团，共同执行一个作战任务的情况常常出现。在2个野战军只有2个兵团指挥机构，且作战编程经常因任务转换而变化的情况下，为解决野战军指挥员负荷过大的矛盾，采取了根据作战任务编组，并随之临时调整指挥关系的措施，收到很好效果。比如，令山东兵团指挥员指挥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由第10纵队指挥员统一指挥徐东阻击集团，围歼黄维兵团所组成的中、东、西突击集团，指挥关系也都是临时调整的。这种作法，适应了淮海战役作战空间大、战场情况变化快，战役力量经常临时编组的客观需要，弥补了指挥体系不够健全的缺陷，保证了战役集中统一指挥。
（二）解放军集中统一下的灵活指挥机构
这一时期毛泽东十分强调对战略全局实施统一筹划与指导，对各野战军的指挥主张高度集中决定权，同时“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大区指挥员定期就当前情况向中央报告[2] 3，在9月会议中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3] 325。在此前提下，要求各级指挥员果断、灵活地处置紧急情况，不必事事请示。在实施集中统一下的灵活指挥时，我军非常强调军事民主，使作战决策更为科学化、民主化。毛泽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常常先与前线最高指挥员交流意见，认识—致后再作决策。各级指挥员在决策形成之前，也很重视通过军事民主广泛听取下级的意见。
（三）解放军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大大提高
经过长期战争实践锻炼，解放军指挥员作战指挥能力大幅提高。指挥员不仅能指挥一般诸兵种合同战役，还能指挥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不仅能指挥大规模的运动战，还能指挥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以及大迂回、大包围的拦阻追击战。特别是在战略、战役指挥方面，更显示出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善于驾驭全局、掌握关节、灵活用兵、巧妙施谋、协调控制、迫敌就范的指挥能力。这一时期之前，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还发表了大量的军事指挥方面的文章，使我军的指挥理论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4] 443及十大军事原则的确定和提出等等 [5] 527～528。
二、战略决战的决策指导
这—时期是我军作战决策的成熟期，形成了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此前的作战指挥思想。
（一）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成功的军事家都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毛泽东则把集中兵力视为以弱胜强的根本战法。早在建军初期，他就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6] 747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为党内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决策指导。他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4] 443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强敌的基本原则。为此，毛泽东很形象地将其概括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而集中兵力是达成歼灭战的前提，各个歼灭敌人是集中优势兵力的手段，其中还包括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周密地进行战役准备，战法的灵活运用，都对这一原则的运用起着重要作用，决不可忽视。兵出中原后，华东野战军主力兵分中原、山东和苏北三个战场，一方面达成了在蒋介石心脏地区开辟战场的战略进攻企图，但另一方面由于华东野战军主力不集中，大歼灭战难以遂行，而中原又是集中兵力与强敌决战的好战场，因此在毛泽东电示粟裕指挥三个主力纵队兵出江南，遂行第二次战略跃进的时候，粟裕建议集中兵力在长江以北打几个大歼灭战，而兵出江南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7] 540。据此，毛泽东修正了华东野战军的出击方向，令其集中外线主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华东野战军在开封、睢杞地区一举歼敌一个兵团，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创造解放战争开战以来的一次歼敌最高纪录，而后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揭开战略决战序幕，攻克重兵据守的中心城市济南，证明战略决战战机已经成熟，而后华东野战军全军主力开进徐淮战区，与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遂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