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对长征胜利的历史性贡献
时间：2021-05-25 00:04: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作为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后，坚定地转变立场，脱离“左”的阵营，并在中央负总责期间与毛泽东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在领导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自觉转向并支持毛泽东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内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对毛泽东及其军事路线的认同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排斥——认可——尊重”的转变过程。1931年2月，张闻天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段时间，他对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估量基本和王明、博古等人一样，都是照搬共产国际“左”的一套东西。由于长期在莫斯科学习、工作，对国内革命形势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王明等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极力排斥和打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工作，张闻天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对毛泽东也采取了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度，认为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党内机会主义”，把毛泽东在反“围剿”斗争中创造的“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策略看成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以致在1932年10月6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①。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进入中央苏区。这时的他仍未真正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和毛泽东接触得少，关系也很平常。直到1934年1月，他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同年1月21日至2月1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分管政府工作后，与毛泽东的接触才多起来。正因为有了共同的工作领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加上在中央苏区一年多来斗争实践的亲身感受和经验总结，张闻天对博古等人的教条主义思想日益抵制，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逐渐增多，不仅转变了过去对毛泽东的错误认识，而且在工作上配合得更加紧密。因为毛泽东在政府工作中展现出来的才干，赢得了张闻天的认可。随着在诸如重视调查研究和反对组织广昌战役等重大问题上共识的增多，二人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密。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动。在长征路上，他们3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讲述了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一系列争论，表示了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则向张闻天、王稼祥详细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及原因，并同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进行对比，说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经过交流，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中央领导层在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导致的。张闻天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②
的确如张闻天所说，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等中央负责人会议或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都同李德、博古等作了不妥协的斗争，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这几次争论，成功地阻止了李德、博古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战略方针。但是，博古依然是党中央负总责、李德依然把持着军事指挥大权。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人，错误指挥就在所难免。黎平会议后，张闻天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人。1934年12月20日，他在和王稼祥的谈话中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③王稼祥当晚就把张闻天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和毛泽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通称为“反报告”），用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原因主要是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错误。遵义会议最终决定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作为当时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人，张闻天从“左”倾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及其对毛泽东的支持，影响了很多同志，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党的七大上还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④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始终与毛泽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尊重和维护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和新的军事“三人团”成员等，为在长征路上的党和红军实现生死攸关的转折以及在此后粉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发表社论，为长征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提供总根据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的大门被打开，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红军被迫于10月份进行战略转移。虽然早在当年5月中央书记处就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一些准备工作只是在最高“三人团”中秘密进行，并且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次战略转移的艰巨性、复杂性，没有及时地对全党全军作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对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战略转移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等问题都没有作理论上和实际上的解释。
党内最早对战略转移进行阐释的是张闻天。1934年9月29日，他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了红军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并从理论上阐明了战略转移的必要性、长期性和革命的策略。首先，他在总结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左”倾“进攻路线”。他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是对“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在国内战争延长到全中国的情况下，“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张闻天基于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判断，指出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这种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因此，保卫苏维埃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公式与万应良药”，而应该“根据于每一个具体环境的分析与了解，决定在当时何种斗争方式最为有利，并且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斗争方式。”⑤虽然《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还带有“左”倾色彩，但它实际上成为红军长征前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为红军战略大转移提出了“总根据”。聂荣臻曾回忆说，此文是红军长征前“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⑥。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出发前》一文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要求“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论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