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叫板“中国社会问题”
时间：2021-04-28 12:05: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胡星斗“用于思想启蒙”的个人网站上，他写下自己的理念：“恪守良知，扶助弱势，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主张通过渐进有序的改革，逐步解决中国问题；九死而不悔，永远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
作为“中国问题学”理论的提出者和研究者，多年来，胡星斗不断发表着对中国各种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他关注户籍制度、劳教制度、暂住证制度、同命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问题、信访制度……并且“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套对应的解决方案。”他的头衔是著名经济学教授，可他的关注视角早已“越轨”，他“简直要抢夺了社会学家、文化学者、法律专家的饭碗。”
“5·12”大地震发生后，胡星斗和茅于轼、贺卫方、谢韬等一批被视为“自由派”的著名学者，联名在互联网上倡议全国政府机构统一下半旗致哀……这一“自1949年以来中国首次因天灾为平民进行全国哀悼”的行为被国外媒体激赏，并称其为“破天荒的举动”。在《世界经济学人》等国外媒体看来，这正是“开明的政府”采纳了胡星斗等学者的建言。
胡星斗当然高兴，但另一方面，他又断然拒绝承认自己是“自由派”。他“倡导中派主义（既非左也非右，或既左且右，兼顾左右），将“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统一起来，推动宪政，达到公平。”这，才是他对自己的界定。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特权”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作为“中国问题学”理论的提出者和研究者，那么据您观察，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其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您在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其着力点是什么？
胡星斗（以下简称胡）：1994年左右，我提出了“中国问题学”的命题，1997年开始写书探讨“中国问题学”，2000年创办“中国问题学”网站。
一直有人问我“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回答是：特权。这个特权既包括政治待遇方面，也包括经济上行政型垄断、官员主导型财政、官商勾结，还包括社会、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如户籍制度造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官本位体制，是中国持续几千年的权力本位、官本位、官贵民贱等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
解决这些问题的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逐渐改造为平等权利、相互尊重、多样共存、宽容和谐的社会。为此，我致力于推动一项一项的具体制度的改革，由单体到整体、由简单到复杂，最终推动整个体制的进步与制度的创新。
青：股市问题目前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目前的股灾会给股民和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股市长期发展的方向是怎样的？股灾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带来怎样的变革？
胡：中国股市问题的实质是官股与特权。权力干预、政策市、坐庄、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法信息披露、股权分置、大小非、基金的固定提成等都反映了权力的影子，目前股市的腰斩实际上是广大股民对于股市投了不信任票，股市太不规范了，证监会失职的地方很多，股民的损失巨大，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向了少数内幕人员，股市成为制造和扩大贫富差距的机器。
现在大家期望政府重刑治理股市，对于庄家、利益输送、关联交易、非法信息披露要严厉惩处。同时应当鼓励股东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让企业方、大股东、监管部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企业上市必须严格条件，实行登记制，不得为国企脱困而放任圈钱，不得损害股民利益而不分配，建立正常股市退市机制，健全监事会、董事会规则，发挥其作用，完善独立董事、独立监事、外部审计的作用，及时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新产品，降低股市换手率，遏制投机，形成股市投资理念。总之，中国股市最需要的是廉洁、透明、公平、规范的新治理机制。
青：不久前，江浙一带屡屡发生民营企业家因资金链断裂外逃事件，对于这一现象您怎样解读？这是否反应了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对此，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胡：目前，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既有人民币升值、工资提高、劳动合同法实施、原材料涨价、海外贸易摩擦的原因，更有企业融资困难、税费太重、产品低端、科技含量低、工人技术素质低、产业没有升级的原因，这其中固然有企业和企业家的问题，但我认为各级政府应当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好些，譬如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完善法治、制度，解决官员腐败、公关费用太高、税收太重的问题；放松户籍管制，让农民工成为稳定的产业工人，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培训、工人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银行，将规范的地下钱庄合法化，等等，这些工作早就应该做。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高度垄断的，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中小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新农村建设也缺乏融资渠道，一般农民更不可能创立乡镇企业了。美国有8000余家银行，中国就那么几个大银行，还有几个小一点的，金融控制得过死，避免了金融危机，但也使得民营企业和农民失去了发展机会。
所以，对于民营企业的困难，我的建议是减税，降低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同时进行税制改革；降低企业的保险交纳比率，将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放宽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和经营条件，允许在一定的条件下吸纳存款；将部分地下钱庄合法化，大力发展规范的民间金融；逐渐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培养产业工人。
青：今年以来我国的社会问题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比如不久前的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这些事件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会给政府带来怎样的考验？
胡：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都反映了在一些地方官民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警察在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时做法比较粗暴，结果酿成重大事件。
目前，整个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利益失衡、权力失衡的问题，如果各级政府不能够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不能够自身廉洁、秉公执法，不能够完善民主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不能够依靠人民群众有效地惩治腐败，那么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权威性和信誉度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从瓮安事件、杨佳袭警事件我们看出，在中国建立公开、透明、平等、协商、廉洁、有效、民主、法治、可问责、人性化、保护弱者、多边治理的现代治理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青：前不久发生的喀什袭击案被怀疑为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您如何解读？您认为我国当前是否面临着恐怖袭击的危险？该如何缓解这其中的矛盾？
胡：目前，中国面临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危险性并不大，零星的恐怖袭击主要来自于东突恐怖分子，对此我们不必太担心。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大量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信访渠道的不畅通等激化了社会矛盾，现在不时地出现一些过激的维权行为，
恐怖事件指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滥杀无辜的行为，国际恐怖事件的背后反映的是宗教、文化、利益、制度的冲突。
青：您曾经提出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为什么？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国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以我当时就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孙志刚事件”引起了整个社会更深层面的反思。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都是非法制度，是与中国一直宣称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相违背的。“劳教”和“劳改”制度都是在建国初建立起来的，“劳改”演变成后来的监狱制度，是针对犯罪行为的，而“劳教”是针对没有犯罪、但放回社会可能对社会有危害的那群人。“劳教”制度是目前中国社会最坏的制度，必需废除或者改制。
实际上，劳教制度赋予了某些人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利。在“劳教”制度下，可以不经过司法审判，就下令把某个人关押起来。“劳教”制度虽然是针对轻罪人员，但对其惩罚有时候比判刑还重。这无疑会增加社会仇恨，激化社会矛盾。整个过程混乱无章，无法可依，是典型的“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