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劳动维权路上的农民工
时间：2021-03-27 20: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2007年3月开始，《劳动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全国人大收到19万条修改建议。这部被以“历届人大常委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中提出意见最多”而称道的法律，成为继2006年3月《物权法》通过后又一备受关注的法律事件，因为其内容牵涉到每一位劳动者和每个用人单位的切身利益，其重大意义早已突破了法律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为弱势最需要劳动保护的农民工，对这部新《劳动法》了解者寥寥。
令人担忧的现实
2007年中，河南制衣女工章萍萍在北京换了3次工作。
3月底，已经在浙江海盐的服装厂做过3年的她到了北京后，先去了北京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大兴区。
她到了一家属于作坊式的小服装加工厂，只能接些来料加工的小活。工作一个月，她一分钱工资也没有拿到。不过她似乎对老板没有什么怨言，“老板也没有赚多少啊。”
从这家小服装厂辞职后，她两手空空，不得不快速找了一家新的服装厂。
这家厂子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两个月间，她每天工作时间在12个小时左右，偶尔碰到活紧的时候，她一天的工作时间达到15个小时。然而老板许诺的至少1500元的工资并没有兑现，她每个月只领到800多元。更让她受不了的是，老板请来的经理经常对员工骂骂咧咧。
超负荷的加班导致了异常的疲惫，同时也带来了安全隐患，各种大大小小的意外事故常常让他们避无可避。章萍萍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上残留着两个针眼。
据章萍萍说，这种小意外她和工友们都习惯了。一般是老板带她们到附近的小诊所简单包扎了事，再开点消炎药，共花十几元钱。
6月份，章萍萍找到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庑殿的服装厂，这家服装厂有自己的品牌，有200多名员工，厂家和所有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看起来比较正规，但需交付押金等“不平等条约”仍然赫然印在了合同上。在最为关键的劳动报酬支付方式上，写明是计件工资，然而没有更为具体的条文说明如何实现“计件工资”。
8月份，章萍萍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工资是1200元，9月份几乎每天都要上13个小时的班，工资仍然是1200元。每天下班后，章萍萍都会在本子上记下她当天完成的工作量，但是“记下也没啥用，我都不知道做一件衣服给多少钱”。
法律意识淡漠的群体
调查显示，在外来农民工最为密集的广东省，85％的农名工对新《劳动法》不了解，这正如面对饿狼袭击的人，不知道身边放着的枪是可以防身的，当然更不消说如何用枪防身了。
章萍萍的工友张云龙可能是厂里学历最高的人了。这个来自延安的小伙子读完了高中，只有他通过的新闻大概了解一点新《劳动法》。至于具体的通过时间、执行时间，以及对于他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有什么具体意义，他也不清楚。
显然，农民工进城并不必然产生城市化的结果，他们很少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相反，他们更愿意相信道德的力量。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出来打工，最想碰到一个有良心的好老板，能把工资按时全部发放，年底可以剩余几千块钱，但这种靠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支持的雇佣关系又有多少稳定性呢？
这种主观对法律的疏远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人在城市，但却游离在城市系统之外，打工者群体成为独立而封闭的孤岛。
不仅仅是主观上，本应成为他们合法权利保护伞的法律过于远离了他们的身心；他们也缺乏了解法律的客观条件，根本没有机会和经历去获取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不能直接获取的外部信息。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工会以及全国总工会都没有针对打工人群的专门维权组织。而事实上，权益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也是他们。而这些进入了城市的农民的后代，能有多少机会去真正了解城市的现代文明、树立法制观念、培养公民意识呢？显然，进城与思想上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仍然沟壑重重。
脆弱的劳动关系让双方受害
在北京服装厂比较密集的庑殿，记者询问了十多家小工厂，都表示必须要扣押一定数额的工资，从800元到1500元
不等，有的厂家则是直接扣押第一个月工资。
10月底的一天，一位名叫张云云的女工通过章萍萍，给记者打电话求助。原来她母亲病重，要请假回家，但是老板不准假。张云云只好辞工。但是老板认为她没有干到年底，欠发的2000元工资老板只给她500，剩余的1500元则视为违约的罚款。
在记者提到他们经常让员工加班这一点后，他们最终给了张云云共1800元工资。这位顾老板的一句话颇有意味，“那么多辞职的，我们都扣了工资，谁也不像你，竟然还来要。”
顾老板声称他收取工人的押金也实属无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加工厂里，工人与工厂的劳动关系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工人们没有归属感，资方也把工人们当作挣钱工具，不择手段地想把工具用得长久一些，他们之间甚至产生了比较对立的情绪。
顾老板担心员工不辞而别，所以想靠收押金来绑住工人。而收取押金之后则产生了另外的恶果——趋利的资本家既然已经有了牵制工人的杀手锏，就会进一步侵犯工人的权益，并把这种畸形的违法状态视为常态，顾老板认为帮张云云维护正当权利的记者“不可理喻，非常嚣张”。
这样的情况下，资方和工人似乎都成了受害人。
如今，新《劳动法》颁布了，诚如抵抗饿狼的枪支得到了改进，然而对于不用枪的人意义有多大呢？作为这个社会最为弱势的劳动者，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主动维护并且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7月发布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整体上比较淡薄。数据显示：仅有16.7%的青年农民工真正了解《劳动法》，大多数青年农民工只是对《劳动法》了解一点，而15.3%的人则一无所知。
“这说明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普及力度不够，各地的普法活动频繁，收效却不好，大有形式主义倾向，并没有切实关照到青年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成才研究所所长刘俊彦说。
最为首要的问题显然是普法。而地方政府所组织的普法教育同样难以实行，实际上，外来打工者并没有纳入本地的政府职责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在劳务输出地进行教育也比较困难，大部分务工人员一年四季只有春节期间在家。
“就算我们想维权了，我们去找哪个部门呢，扣的那些钱也不够找律师什么的。”章萍萍认为就算她真的了解了一些《劳动法》，她也非常担心维权成本的问题。在北京，“小小鸟”等专门针对打工者的维权组织建立起来了，然而这种力量薄弱的民间组织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杯水车薪。也许，快速解决问题的专门通道才是良策吧。
摘自《记者观察》2007年第23期
编辑/任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