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与政策工具最优选择
时间：2021-02-24 12:02: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本文通过构建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估计，并结合数量型与价格型调控工具的动态模拟分析和调控效率数值分析以系统考察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工具面临经济冲击时的调控效率，最后据此遴选出最优政策工具。研究结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较数量型能更有效地吸收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带来的影响，引致经济均衡偏离程度最小；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下外生冲击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较小，经济偏离的稳态收敛速度也明显快于数量型；无论是面临总需求冲击抑或总供给冲击，价格型工具的货币调控效率均明显高于数量型工具。为此，本文认为“十三五规划”关于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的战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未来央行应强化价格型工具调控；同时，央行可适当将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
关键词： 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数量型； 价格型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7（04）-0019-10
一、 引 言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在于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维持经济总量大体平衡。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分为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目标之间既一致又有矛盾，即存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的状况，此外还有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宏观经济调控就是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克服“短期内”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以改进经济的“跨时期效率”[1]。如果经济能够以较高速度平稳增长，同时又不引起通货膨胀压力，社会就业状况得到改善，即表明宏观经济调控較为有效；反之，经济在“短期内”大起大落，则说明宏观经济调控效率较差。宏观调控目标的宽泛化虽然会给予相机抉择更大灵活性，但目标越多会导致目标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并且，不同时期目标的变化也会产生动态不一致问题，这些均会显著降低宏观调控效率[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充分展示出灵活性和针对性，货币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一直被央行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两大类：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货币政策传导和执行依赖于所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效果和货币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中央银行应该选择怎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才能产生最佳政策效率，这个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复苏不及预期。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强调未来宏观调控应以“盘存量，控增量，提效率”为主要着眼点，财政政策要更有效，货币政策要更灵活；继续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注重政策合力，提高政策效率。“政策效率”成为焦点，并已频繁进入中国政府文件之中。这意味着我国政府决策部门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效率，注重宏观调控提质增效的转变，力图通过效率调控摆脱政策调控有效性不佳的窘境。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推动下，政府决策层要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等多目标博弈中寻求平衡，如何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明确何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政策效率，有利于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作出正确的决策，更精准有效地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鉴于此，本文以效率视角为切入点，试图探寻有效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以克服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研究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问题切合我国实际情况，也是我国政府部门未来关注的重要命题。首先，从效率视角分析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为宏观调控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方向，推动财政货币政策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其次，研究货币政策效率问题，是对现有的宏观调控理论框架的完善与发展，破解政策困境，助力宏观调控提质增效，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 文献回顾
有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最早可追溯到Poole提出的“普勒规则”，这一规则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以政策工具作用于宏观经济效果以及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作为判断标准。沿用这一规则，诸多学者探讨了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主要是基于外部冲击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效果大小作为政策工具优劣的判断标准，进而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3]。Taylor将利率设定为通货膨胀和产出对其自然水平偏离的反应函数，当产出缺口为正（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提高（降低）名义利率，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对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进行判断[4]。Walsh认为当货币需求不稳定时，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更好；而当短期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于总支出时，货币供给量的调控效果更好[5]。Svensson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通货膨胀目标制模型转化为一个动态优化问题，构建了最小化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成本的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从而得到了货币政策的最优反应函数，即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进而参照调控效果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选择[6]。国内学者，例如赵昕东等、陈飞等、王君斌等、陈浪南和田磊通过选取宏观经济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考察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效果[710]。Zhang、马文涛、胡志鹏、刘喜和等、卞志村和胡恒强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果，进而甄选我国最优货币政策工具[1115]。伍戈和连飞结合中国现实特征，运用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模型，比较混合规则、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下的政策效果[16]。
继基于调控效果问题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开始从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改善视角考察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沿用Woodford提出的关于福利损失的评价模型标准，即通过估算产出缺口和通胀率波动来评估社会福利损失，认为最优货币政策是使得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货币政策[17]。Cecchetti等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际数据模拟得到最优货币政策操作，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现实数据的差异作为判断现实货币政策操作范式优劣的标准。他们认为若二者相差不大，表明现实货币政策在该时期内福利损失较小，反之则认为在该时期内福利损失较大[18]。Hoffmann和Kempa在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利用Poole的分析框架，在受到外部冲击后发现在增进社会福利的效果方面，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要优于利率工具[19]。国内研究最优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大多也沿着福利思路展开。刘斌在估计混合模型基础上以福利为基准，通过随机模拟得到最优前瞻性区间和最优前瞻性货币规则，认为前瞻性规则优于其他规则[20]。赵伟等运用扩展的普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进行展开研究，认为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要优于数量型操作，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更为明显[21]。奚君羊和贺云松、王详和苏梽芳、伍戈和连飞在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下，运用福利损失函数和脉冲响应方法研究了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研究发现利率规则要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222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