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时间：2021-02-23 20:03:0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长三角地区既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金融业高度集聚发展的地区。本文研究了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的空间布局和相关关系，并探讨了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基于2011—2015年江浙沪皖41个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杜宾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集聚水平对人均意义上的地区经济增长有着积极影响，而保险业的这一影响则不显著；证券市场对周边地区人均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而信贷市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金融集聚；经济增长；辐射作用
　　中图分类号： F207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300520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新要求。区域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面。如何充分发挥率先发展地区对后进地区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区，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增长速度、效益领先全国，新常态下依然保持稳健增长，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产业转移、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业发达，聚集了众多金融机构与金融人才，上海则是最具竞争力的全国性金融中心。因此，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的优势能否辐射带动全国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
　　二、文献回顾
　　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于Goldsmith（1969）[1]31-45，此后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金融集聚方面，Kindleberger（1973）较早开始了对金融中心的研究，并用规模经济解释了金融集聚的形成[2]3395-3397。Fujita， Krugman， Venables（1999）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开创性地将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主流经济学中，大大丰富了产业集聚等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3]。Anselin（1988）， Lesage （2009）， Elhorst（2015）等人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为空间经济学问题提供了实证工具[4-6]。国内有关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多建立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之上。
　　关于金融集聚形成的原因，滕春强（2006）认为，产业集聚发展的需求、社会根植性与制度根植性、金融企业的特征是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力，此外，政府调控、外部竞争、信息等外部动力也起到了促进集聚的作用[7]14-17。黄解宇（2011）认为，空间外在性、不对称信息与默示信息、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促使了金融集聚的发生[8]129-136。车欣薇等（2012）认为，地理因素导致的机会成本、规模效应、金融业份额和默示信息是金融集聚发生的原因[9]16-29。孙国茂、范跃进（2013）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划分为自然形成和政府引导两种模式，金融中心的形成主要依赖金融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和专业人才等条件[10]1-13。
　　刘军、黄解宇、曹利军（2007）分析了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认为金融集聚是一个通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金融集聚通过集聚、扩散和金融功能影响实体经济[11]152-153。孙国茂、范跃进（2013）梳理了金融中心理论，从金融中心的形成、本质和功能的角度，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10]1-13。王丹、叶蜀君（2015）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认为，企业的编码信息能力、风险系数和收益系数影响了金融集聚对区域内知识溢出的效应，区域间知识水平差距过大而形成的知识锁定局面阻碍了知识溢出[12]38-44。
　　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尝试将金融因素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中来分析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倪鹏飞、刘伟、黄斯赫（2014）在新经济地理学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基础上建立了证券市场资本流动模型，说明证券市场在短期会加剧区域差距，而长期则会促进区域差距收敛，并用SYS-GMM方法验证了结论[13]121-132。张辉等（2016）将金融部门看作金融合约的生产部门引入FC模型，说明金融异质性和信息扩散能够提高区际金融协作效率，推动后发地区经济发展[14]40-57。
　　实证方面文献的做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运用传统的计量模型，构造反映金融集聚的指标来对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类采用了空间计量的方法，检验不同地理单位上观测值的空間交互效应。比如，李林、丁艺、刘志华（2011）将空间计量经济学用于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他们分别应用SLM、SEM、SDM对省际截面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发现我国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溢出效应，并且相对于证券业和保险业，银行业的溢出效应最明显[15]113-123。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机制角度对金融集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孙晶、李涵硕（2012）将区位熵作为金融集聚的度量指标，运用2003—2007年东、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发现各区域银行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16]80-86。王弓、叶蜀君（2016）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及其路径，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集聚本身无法对周边区域发挥辐射效应，而结合知识溢出、资本深化、产业升级三种路径后对周边地区城镇化的辐射效应显著提高[17]174-175。张虎、韩爱华（2017）从金融创新的空间效应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金融集聚对金融创新有正向熊彼特效应，而金融创新对周边地区存在涓滴效应[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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