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华将军镜头外的故事:刘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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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悲痛的夜晚。 2008年6月24日深夜23时45分，友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邵华部长今天走了。（比较早认识她的人都是这样称呼邵华主席，因为她曾任军事科学院大百科部副部长）尽管在此之前我去医院看望过她，我也知道她的病情危重了，但真的传来这个消息时，我先是震惊，继而落泪了。其时窗外突然起了风，天上落下了雨点，上天仿佛在和我们同哀。
认识邵部长有十多年了。由于我们杂志版面的需要，我找她要摄影作品，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忘年交，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从电话中听出我的声音，不需要再确认是谁了。她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成功地举办个人摄影展，我做了很多具体工作，部长很满意，让我带着当时只有三岁的女儿去她家，和她们全家一块儿共进晚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我说，能在首长家吃饭的客人我们还很少看见，一般来人都请到外面饭馆吃。那时，革命老人张文秋和毛岸青老人都还健在。2002年7月11日，张文秋老人逝世了，邵部长亲自打电话告知我，我很快赶到设在香山礼堂的灵堂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2007年3月23日，毛岸青老人离开了人世，部长再一次亲自给我打电话，只因当时我在英国执行公务，没能送首长最后一程。
从国外回来后，我专程到部长家中看望，感觉她明显地老了许多。那一天，她对我说：“最近有什么晚会吗？你得叫上我呀！”我说，我已经换工作了，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其实，我原本是告诉过她的，那天她还怪我：“你那单位多好，换什么工作呀！”我笑笑，她突然像是明白了似的“呀”了一声：“当领导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在您面前，我们算什么领导呀！”
邵华部长是一个很讲情意的人，1999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晚上，邵部长突然给我打电话：“今天是主席逝世的纪念日，是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日子，我这儿印了一点首日封，你要不要？”“要！”我说上午您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我陪您去呀。部长说：“你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我这儿有人陪。”事后，我去取这有着特殊意义的首日封时，细心的部长已经写好了名字，让工作人员专门为我留好了。
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敬爱的长者而难过，她才六十九岁。在这个悲痛的日子里，我将她平生搞摄影工作的情况作个小结，共同缅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邵华将军搞摄影有些年头了。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姐夫毛岸英从苏联带回一台照相机，邵华装上胶卷，自个儿琢磨，有了些兴趣。可后来因为不断地疲于忙忙碌碌的工作之中，摄影的爱好也逐渐搁置了下来。大约是这几年，邵华又开始摆弄起相机，忙里偷闲搞点儿业余摄影，一不留神就拍出了个摄影家。短短三四年工夫，她出版了四部大型画册，发表了一百余幅作品，先后在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太原等地成功地举办了个人影展，中国摄影家协会吸收她为会员。随后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
端起相机为毛主席拍照
与其他摄影家不同的是，邵华一搞摄影就入门正、起点高。这倒不是说她有绝对的天赋，圈里人戏称她：“谁能比得了您，您端起相机就给毛主席拍照！”
作为主席的儿媳，邵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主席身边，经常为老人家拍照。是啊，在人民心目中，毛主席是神圣的伟大领袖；在世界友人心中，毛主席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元首；可在邵华的眼里，主席是一位平凡的父亲。那时，邵华在主席身边，除了办公外，一般情况下都允许她拍照，不过主席有言在先：一不准将照片擅自拿去发表；二不准将胶片拿到外面冲洗。有这两条纪律摆在面前，主席想着你们这些孩子能折腾出什么来呢。邵华就偷偷地在卫生间建起了“暗房”，请师傅帮忙做了洗相箱，将灯泡染上颜色，一个盆子装显影水，一个盆子装上定影水，半夜三更以如厕为由，干起了洗照片的事。初学洗相，常常不是“显”过了头，就是“定”不足打捞起来，基本上一个胶卷里很难找出个像样的相片。不过那时，邵华就开始有心收藏照片，只可惜的是，由于频繁的搬迁，加之“文革”的抄家，她拍的早期照片所剩无几。现存的还有一张主席的标准像，主席的头发还未梳理好，有多处凌乱，领口还有两粒扣子未系。面对这张本色的毛主席像，邵华曾有意请人进行电脑修改，后经高人指点，说这才是真正的文物，将军才就那么留了起来。
触景生情，邵华不无遗憾地说：“那时的科技要是有现在这么发达，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能够进入普通人家，我不知能留下多少珍贵的资料！”
“三王会师”堪称
“国宝”级史料
1985年10月1日，邵华作为贵宾，被邀请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新疆是邵华难忘的地方，童年时的她曾经在这里蹲过四年监狱，父亲陈振亚烈士在这儿为革命牺牲。一踏入天山脚下这片故土，邵华就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纪念活动那天，为新疆解放做出突出贡献的王震、王首道、王恩茂也出席了活动，他们进入贵宾休息室时，老记们就被挡在了门外。当时“三王”兵分三路，各自坐在一张沙发上，随身带着傻瓜相机的邵华突发奇想：在这个有纪念性的日子里，如果让“三王”坐在一起，照上一张像，必定有特殊的意义。邵华的心里刚开始有此想法时，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后来一想，不管成还是不成，在他们面前，自己是孩子辈，他们不会怪自己的。于是，她就挨个儿走到跟前，讲着同样一句话：“王叔叔，我给你们合张影吧！”王震将军率先挥动着手，笑着说：“好哇，你给我们照相当然好了！”平日他们各自都在忙着工作，聚首的机会不多，照相就更甭提了。随即，王首道、王恩茂就坐到了王震的沙发上。这样，同一张沙发上，坐上了新疆遐迩闻名的“三王”。在座的其他领导一看邵华在拍合影，大家三五成群地纷纷请她拍照，整个贵宾室在闪光灯的映衬下，格外祥和。
光阴荏苒，如今，王震、王首道、王恩茂都已作古，新疆“三王”的那张珍贵合影成为“国宝”级史料。
第一次知道胶卷有度数之分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邵华近年经常下基层搞社会调查，一来二去，她将年轻时摄影的爱好又捡了起来。既然要搞，就得正正规规地拜师学习，像模像样地拍照。她开始结交摄影圈子里的朋友。像解放军画报社的贾明祖、袁学军，海军的牟健为等摄影记者，都成了邵华家的常客。起初，邵华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一些静态的花、草、旅游胜地、革命旧址等。有一天，袁学军对邵华说：“真正搞摄影还是要拍舞台。”“是吗？”邵华并不明白，甚至一些行话她都不能理解。
那天是举行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袁学军盛邀邵华去拍照，邵华正好有空闲。她第一次全副武装，还向人借了一部美能达变焦相机，俨然一位经验老到的摄影家，站在了现场前排中央。舞台的帷幕徐徐拉开，只见袁学军聚精会神地开始工作，手和眼不停地运动。这时在一旁的邵华小声问：“光圈是多少？”袁学军看了看邵华，什么也没说。邵华又问：“速度是多少？”袁学军摇了摇头。很长时间，邵华也没听到他讲出什么，当下心里觉得很奇怪：“是你叫我来的，你又摆出这个样子干吗？”袁学军趁着换节目的间隙塞给将军一个四百度的胶卷。邵华还是不明白：“我有胶卷啊？”“你换就是了！”袁学军答道。
演出结束后，袁学军对邵华说：“我没法儿跟您说，随着灯光、人物、道具、服饰的变化，焦距、速度都要变！”邵华很认真地点着头。
那天，邵华拍摄的作品全部成了废品，仅有袁学军给她的胶卷里拍了几张有用的片子。邵华对袁学军心存感激，更重要的是，她第一次知晓胶卷还有那么多的等级、优劣之分。
也就是那次，邵华被领进了舞台摄影之门，后来有人请她看晚会，只要有空她都去，有时还想着法子找节目看，在镜头里看演出已经成了她的一大乐事，一边欣赏节目，一边拍照，一举双得。
现在别人问她：“你的启蒙老师是谁？”她说：“袁学军。”
“对不起，刚才不知道……”
2001年年初，邵华随全国政协代表团赴韩国进行友好访问。临行前，代表团的团长知道邵华爱好摄影，就交给她一个任务：担当随行的业余记者。邵华当然乐意兼这个职务。飞机一着陆，她就抢先站到了机舱门口，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韩国议会举行欢迎仪式时，邵华也站到了记者席上。双方领导互致问候，记者们随着领导姿势的变化，不断地抢占有利地形，邵华正好站在了前排，因为忘情地工作，忽略了给后面的记者让点位置，有一位性情急躁的老记按捺不住，上前就扒拉邵华，邵华不好意思地赔着笑脸，让出了有利地形。
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都坐定后，邵华从记者席回到了贵宾席，代表团的领导逐一介绍中国的来宾，当点到邵华时，将军微笑着起身，鞠了一个躬，韩国的记者们惊讶得出了声音，大家窃窃私语：“刚才她不是和我们在一起拍照吗？”而那位扒拉邵华的记者一直等到欢迎仪式结束后，专门向邵华表示歉意：“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此行，邵华除了完成领导交给的当业余记者的任务，还为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拍摄了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看看相机摔坏了没有
2001年9月，邵华到五台山地区考察工作，听人介绍，五台山日出是一大景观。邵华只要听到人们这样宣讲，心里总是痒痒的，恨不得脚底板抹油，一下子就滑到跟前去。当时，邵华住在山下的宾馆，要上山看日出必须赶几十里的夜路。六十有二的邵华激动得夜不能寐，3点钟就叫醒工作人员，打着手电，一步一步地攀爬着山路。知情人说，日出一般在凌晨4点左右出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了5点，还是不见日出的影子，工作人员劝邵华：“今天可能看不到日出了，咱们下山吧！”邵华裹着大衣，坐在冰冷的石头上：“再等一会儿吧，心诚说不定能感动上帝！”大家只好等在山上。到了6点，一轮红日从东边冉冉升起，邵华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一骨碌爬起来，端起相机，按动着快门。可惜的是那天天公不作美，一层浓浓的雾遮挡了将军的镜头，也挡住了太阳露出的美丽的容颜。
还是那年，邵华到吉林考察工作，那儿有一块尚未开垦的旅游去处，雾凇在群山中绽放，犹如仙境般，令人如痴如醉。邵华被这迷人的景色陶醉了，一不小心重重地摔在地上，工作人员忙扶起她。“我没事，看看相机摔坏了没有！”邵华边拍着身上的尘土边说，“我摔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相机摔坏了，那可就惨了！”
全家人都爱上了摄影
因为邵华将军与相机结缘，爱好业余摄影，将军的母亲、九十多岁的革命老人张文秋晚年看到女儿成天挎着相机，也要仿效。老人第一次端起相机是一次外出，保姆为她安装了胶卷，心急的老人在车内就将一卷胶卷照完了，结果洗出来一片空白。后来，邵华就让保姆为母亲装好胶卷后不打开镜头盖，这样一来，老人怎么按，相机就是不动，老人唠叨：“怎么又坏了？”就将相机还给了保姆。有一回去看演出，邵华带着母亲一起去，老人坐在轮椅上，对着舞台不停地按动快门，结果冲洗出来的照片一半是舞台上方，一半是舞台的下沿。当保姆将她拍的照片与邵华拍的照片作对比时，老人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便肯定是相机不好，保姆对老人说：“二姨的相机好！”于是，老人见到女儿就开口要女儿的相机，弄得邵华哭笑不得。
邵华将军的儿子毛新宇平日里不像妈妈那样总是爱随身挎着相机，但他也有偶尔露峥嵘的时候。去年冬天，他随妈妈上八达岭长城旅游，回来后，他从妈妈搞摄影到长城的历史根源进行比较，写了一篇颇有质量的短文，并且拍了一幅长城风景图，很有观赏价值，毛新宇拿着自己拍的“作品”对妈妈说：“您看看，我轻易不照，照出来就是精品！”
当然，邵华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超级摄影发烧友，说起摄影家邵华将军，人人都能侃上几段，而将军提起工作人员对她摄影的支持，更是心存感激。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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