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多挣得少制约消费_媳妇挣得少,消费高
时间：2020-07-23 08:03: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真正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是一件鼓腰包、顺民心的要紧事
生活中很多人都工作得很辛苦,他们的收入怎么样?记者在福州、济南、广州等地作了探访――
傍晚5点半接班,工作到次日凌晨4点多,黑白颠倒,每夜挣400多元。福州出租车司机叶为民――
■收入来得不容易
34岁的叶为民是福州郊县人,进福州城工作已多年,两三年前开始跑出租。“在福州人眼里,出租车司机算是准高收入者,收入到底有多少?”记者问。叶为民憨厚地笑笑,“只能算中等吧,正常的话,一月能赚4000元。”
叶为民长年跑夜班,每天傍晚5点半接班,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黑白颠倒,一月只休息4天。而且,他和身边的很多司机都没办理任何社保手续。“有人说我们这工作挺轻松,每天坐在车里,动动手脚就来钱。可压力大啊!十几个小时连续跑,一刻不敢放松,就怕出点事故。有时你不碰别人,别人也会碰你!”
由于车不是自己的,每个夜班,叶为民要向车主交100多元租金,再加上各种税费和向挂靠公司交的管理费。这样一来,每夜400多元的营业额里,油钱和租金占去2/3。每天夜里两点多,有些司机回家休息了,叶为民还继续干。
“为什么这么辛苦地跑?因为负担越来越重了啊。”妻子原来开了家小服装店,后来因为没人带孩子只好关了,4000元就是每月全家的收入。房子是租来的,每月租金近300元;5岁的儿子上幼儿园,每月费用六七百元;父母和岳父母每月也要给一点吧⋯⋯叶为民一笔一笔算过来,每月只剩1000多元。
这1000多元能干什么呢?主要就存着预备给孩子将来上学用。买房子却从未想过,“商品房太贵了。申请经济适用房,我们是外来人口又不符合条件。在福州生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能拿到市民待遇就好了。”
固定工资每月640元,焊接一台热水器挣不到3元。济南打工者吴长胜――
■大家工资都比我高
济南虽是冬天,吴长胜供职的力诺瑞特新能源公司车间却显得格外暖和。他站在一台太阳能热水器旁,手拿氩弧焊,正紧张地忙碌着,“以前,公司业务量小,每天只焊接100台。2009年,热水器下乡刺激了需求量,公司订单不断增加。今天要焊230台。”
2005年,18岁的吴长胜从济南市商河育才技校毕业。当时,因工作难找,他自己筹资贩起水果蔬菜。后来,他在老家威海盘下一个小吃部,又到济南长清大学城卖服装,有挣有赔,两年算下来,折进去3万多。
“家人劝,找个稳定点的职业,别总这么漂着。”吴长胜叹了口气。经朋友介绍,他来到力诺瑞特公司。开始是3个月的实习期,工资每月只有600元。因为表现好,小吴提前半月转正,工资单上的数字从3位数,变成了4位数,每月能拿到1600元左右,“固定工资每月640元,其他为计件工资,焊接一台太阳能热水器,平均2.95元。”
除了工资,公司还给职工缴纳了“五险一金”,个人需缴100多元。“因为进公司不到5年,我还没有资格享受住房公积金。”逢年过节,公司发一些福利,比如中秋150元、过年200元。小吴说,“公司规定按工龄休年假,我一年可以休5天。可为了多拿点钱,从没有休过。”
小吴说,他还是个毛头小伙,没有女朋友。除了上班,平时很少出厂门。吃饭就在公司食堂,每顿三五元。吴长胜最大的心愿,是过年后自己买套房子,“90平方米,总价30多万元,首付30%,大约9万。现在存折里有4万元,还有不小的差距。”
每月收入4000多元,可交上房子的月供后,钱包就瘪下去了。广州白领张超――
■何时不再捉襟见肘
将3个月的供楼款7800元存入银行专门的按揭账户后,张超感到银行卡开始亮“红灯”了。生活在广州,处处要花钱,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卡上最少要存2万元,以备不时之需。但现在,供楼款一交,存款少得突破了心理底线。
张超现在广州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售后,12年前大学毕业来到广州,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如今,张超工资条上税前收入超过5000元,扣除个税和社保医保和其他费用后,拿到的现金也有4000多元。不过由于每月还房贷2600元后,钱包就迅速瘪下去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稳住客户,公司加大了对客服部门的工作要求。除了正常的客户有需求必须到位后,还要求每位客服经理必须对自己联系的广东省内客户每月登门拜访一次。如此一来,工作量又增加了一倍。
张超的妻子曾在一家医院做护士,月收入一千六七百元。孩子出生后,家里忙不开,这给妻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继续工作,因为要上夜班,就必须请一个保姆,但现在最便宜的住家保姆,每月工钱也在1200元以上。无奈之下,妻子就只能辞工,专职带小孩,家里的收入顿时少了一大截。
像张超这样的白领,在广州不在少数。干得多了,收入却似乎越来越显得少了。对于加工资,他们的要求并不高,在应付家庭正常的支出时不捉襟见肘,就很满意了。
(200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为什么“干得多挣得少”?
“干得多,挣得少”凸显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凸显了收入分配体制牵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性。现在,老百姓对30年改革红利的分享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这是新阶段改革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根源。
福利经济学有两大命题:一是国民收入越大,社会福利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分配越公平,社会福利越大。第一个命题与第二个命题交互影响,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可以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良性循环是:做大蛋糕――公平分配――做大蛋糕;恶性循环是:不公平分配――蛋糕变小――不公平分配。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只是实现了第一个命题的要求。在未来的30年中,还要解决第二个命题的问题,就是分蛋糕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反过来会影响第一个命题的做大蛋糕。
现在看来,我们的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型――正是由于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问题,经济增长、蛋糕做大与多数人“可行能力”降低并存,比如说,经济增长了,越来越多的人却买不起房。
这些问题在拷问目前的发展方式。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一个历史性转折。
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严重
为什么居民“干得多,挣得少”?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问题。
第一,在整个“十一五”改革发展进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指标的完成程度是最差的。例如,根据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目标值在2.3倍左右,而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可能达到4.7万元,如果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2至2.3倍的目标,则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2万至2.35万元的水平,即要在2008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以上。这种紧迫性是实实在在的。
第二,在欧美消费市场萎缩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我国未来10年左右要完成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但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我国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平均每年下降1%;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在居民收入连年降低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第三,在现行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国整个经济拿出的就业基金过低。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从1980年的17%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11.32%。在国民收入中用于雇佣员工的工资比重大幅度下降,严重影响就业总量。有的专家估计,假设2007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维持在1990年的15.77%,以2007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可多容纳4600万人就业。
第四,高房价也集中体现了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少数的富人买几套房子是市场行为,作为资产保值增值无可厚非,但实际的后果是抬高了房价,排挤了多数人的住房权利。以农民工为例,他们在城市造的房子越多,就越住不起。这实际上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异化”现象。
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
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杨宜勇认为,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在实现企业信息公开的基础上,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杨宜勇说。
杨宜勇提醒,垄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区别分析。“在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劳动付出不多,工资却不低,这就不属于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杨宜勇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
改善劳资关系十分迫切
从新阶段的改革来看,收入分配大的格局要调整,有几个重点领域。
第一,改变国家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问题。
政府支配社会财富过多还是过少,取决于制度安排。北欧国家政府支配财富也很多,但是实现了高福利;美国政府支配的财富比较少,国家承担的福利也比较少,这是对等的。我们要避免的是政府支配的财富多,但国民享受的福利少这种局面。
规范政府收入支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采取结构性减税,以培植企业优化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建设公共财政,提供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末期应当实现这个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基础。
第二,在规范企业利润收入、调节劳资关系上要有实质性举措。
在“十一五”这几年,劳资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增多,许多都是劳资矛盾引发的。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我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站在资本立场上说话的专家却不在少数,认为如果过多地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工资,许多资本会跑到非洲等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搞制造业。这种说法值得怀疑,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国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而非洲国家不能。
我国能够吸引国际投资,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要维持这种良好的环境,很重要的恰恰在于改善劳资关系,使工薪阶层能够分享繁荣成果。在这一点上,现行工会组织如何改革以适应劳工权益的问题,应当在“十二五”时期的改革中破题。
第三,实质性地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3倍,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类福利性补贴差别,城乡差距在6倍左右。20世纪90年代城乡差距占全部收入差距的比例在50%至60%,200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60%以上。2007年,占人口55%的农民储蓄占全部储蓄比重是18%,农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为25.6%。
目前,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比重在10%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0%。2008年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是3928元,而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是323元,相差10倍以上,其中,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医疗财政性支出是15美元,城市为59美元,相差近4倍。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二是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在“十二五”时期把在农民工在城镇的安居工程提上日程;三是在土地资源要素市场化上取得突破,盘活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使农民切实能够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四是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在改变金融资源净流出农村的局面上有新突破。(方栓喜、崔鹏)
(综合2009年12月26日《新京报》、12月3日《人民日报》,作者分别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和《人民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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