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蛳山遗址出土蚌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_蛳怎么读

　　贝(软体动物)之用,因其肉质鲜美,因其壳硬且美,因其状特形殊,因其罕而难得,因其成分特殊。Classen评估了贝类遗存作为饮食和季节性指示物的价值(1),她和其他的作者(2)质疑隐藏在饮食和季节性解释背后假设的可靠性:遗址里发现的贝类的使用状况并不仅仅局限于蛋白质和饮食的考虑,贝类可用以饵料(3)、建筑材料(4)或者是工具加工的原材料(5),涉及贝类采集、烹饪和贮藏方法的民族学证据表明其在文化选择上具有相当程度的多样性(6)。关于软体动物之用途,就中国考古材料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食用。为人所食用,作为肉食资源;为动物所食用,可用作饲料或饵料。这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贝丘遗址中均有较为集中和突出的表现。
　　(2) 用作或制作为工具或用具。就邕江流域贝丘遗址出土蚌器的情况而言,主要器形包括蚌刀、蚌铲、蚌勺等(7)。
　　(3) 工艺装饰。例如,贝壳用作装饰性容器则是在秦汉以后流行,隋唐之后更是盛行,还出现了用白银材料仿制的现象;而用贝壳做装饰在先秦时期很流行(8)。
　　(4) 货币或财富象征物。贝壳在中国曾作为原始货币广泛使用,采用的主要是宝贝科,被称之为“齿贝”、“货贝”、“子安贝”、“宝贝”和“贝”等。一项针对货贝由装饰品向货币转化的研究认为,这种转化是在夏代开始的(9)。彭柯和朱岩石对我国考古遗址出土海贝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发现海贝最早使用于中国西部腹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青海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西藏昌都卡若等遗址),其后在商代扩展至中原、新疆、云南、江苏等地;海贝作为珍贵罕见的舶来品,多出现于墓葬之中,表明其作为财富象征物的重要价值(10)。
　　(5) 建筑材料。一般而言,在没有人为或自然的扰乱下,由于贝类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在大量贝类的长期堆积过程中,因为贝类的分解而释放出钙,使得土壤环境的碱浓度明显增加,有助于动物遗骸、植物遗存和贝类的保存(11);同时,贝类堆积疏松,易渗水,干燥性好,其主要成分碳酸钙也是很好的建筑材料(烧石灰的材料)(12)。我们在贝丘遗址所发现的居址和墓葬位于贝类堆积之上或其中(13),甚至是遗址出现于贝壳堤之上的现象(14),可能正是原始居民对此种现象认知并加以利用的产物。
　　(6) 象征性含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祭品、祭器和摆放为具有象征性含义的形状。用作祭品的例证见于高庙遗址,研究者认为距今约7000年之久的祭祀场所中窖穴中的河螺为祭品(15)。蚌类用作祭器,有学者依据文献记载,认为汤阴白营遗址、陕西周原等遗址出土的大型蚌壳应当是此类祭器,可定名为“蜃器”(16)。摆放为具有象征性含义的形状,最富盛名的例证当属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发现的蚌砌遗迹:由呈白色的丽蚌和矛蚌精心摆放而成龙、虎、鸟和麟四象,这表示中国传统天文体系中的四象在公元前4000年即已形成(17);此外,在湖南的松溪口、征溪口和台坎大地等河岸贝丘遗址也出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属于祭祀性质的蚌雕虎类猛兽图案和石板蚌壳堆积等考古现象(18)。
　　现在,贝类的用途还表现在:药用(珍珠和珍珠母)、工艺美术(贝雕、螺钿、镶嵌、纽扣、珍珠)、肥料(改良酸性土壤)等(19)。
　　软体动物为人所利用的方面广泛。具体到顶蛳山贝丘遗址,软体动物除被用作肉食资源外,还被加工而成各种工具和用具,加工成器的主要是各种瓣鳃纲动物,我们将其称之为蚌器,蚌器中以蚌刀所占比例最大,本文将由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1. 研究材料
　　本次所进行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是针对顶蛳山遗址1997~1999年调查和发掘出土的蚌刀进行的(20)。蚌刀标本共计627件。
　　2. 研究方法
　　① 比对标本的选择
　　笔者依据蚌刀出土遗址共出的较为完整的蚌壳以确定蚌刀所用蚌壳的种属和部位。现生比对标本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科技中心动物考古实验室收藏的现生瓣鳃纲标本。
　　② 贝壳的分区及其记录
　　为更方便、更科学地记录蚌刀所用蚌类的种属和分区,依据蚌壳的部位名称(图一)及对蚌刀选用蚌壳部位的观察,笔者将蚌壳分为A-E五区。
　　以右壳为例(图二),分区标准如下:
　　A区:主要包括侧齿及背侧。除侧齿外,该部位蚌壳较薄。珍珠蚌未订种与前缘相连形成后背缘向上突起形成帆状的后翼也归入本区,但是,因该后翼脆弱易折断,在考古发掘中罕见或不见该部位。
　　B区:主要包括蚌壳后缘的背侧及后闭壳肌痕。该分区蚌壳较薄。
　　C区:主要包括壳顶、拟主齿、前闭壳肌痕以及腹缘(含外套痕)前侧。该分区外套痕及附近区域较厚,向腹侧逐渐变薄,而向贝壳中心区域急剧变薄;沿着外套痕由前侧向后侧,厚度逐渐变小,外套痕的深度也由深变浅。
　　D区:主要包括腹缘(含外套痕)后缘。该分区沿着外套痕由前侧向后侧,蚌壳的厚度逐渐变小;外套痕较浅。
　　E区:主要包括蚌壳中心区域。该分区蚌壳最薄,由内向外突出明显。
　　笔者通过该分区的字母及组合的方式以记录蚌刀选用的分区(21):
　　a. 蚌刀仅选用某一分区,用该分区的字母直接表示。例如,C表示蚌刀仅选用分区C;
　　b. 蚌刀选用二个以上的分区,用该分区字母相加的方法表示。例如,C+D+E表示蚌刀选用分区C、分区D以及分区E;
　　c. 蚌刀选用分区难以确定,若可对选用分区进行估定,用可能分区字母选择性标志做记录。例如,C/D表示蚌刀选用部位可能是分区C或者分区D。
　　③ 蚌刀方位的确立
　　本次整理,笔者主要关注的是当地原始居民对蚌壳这种材料的利用,因此,由蚌壳的方位出发,蚌刀的方位与蚌壳的方位保持一致。也就是说,蚌刀方位的确立与其所选用蚌壳的方位是一样的。对于完整或较为完整的蚌壳,可手拿贝壳,使壳顶向上,前端向前,后端向观察者,则左方为左壳,右方为右壳,这样,蚌壳的方位就得以确定(22)。笔者所确立的蚌刀的方位,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方面:蚌刀所用蚌壳左右的区分
　　蚌刀取自蚌壳的一部分,且经人工加工,应用上述方法区分蚌刀取自左壳或右壳是难以实现的。笔者首先记录了共出的相对完整的、可应用上述方法区分左右的蚌壳的各个部位的特征(23),然后依据这些特征区分蚌壳的左右。
　　以珍珠蚌未订种的右壳为例(左壳大体与此相反):
　　a. 闭壳肌痕:内壳朝向观察者,前闭壳肌痕位于左侧,呈卵圆形,大体如拇指按压的痕迹,后上侧有前伸足肌痕,略呈方形,下方有一前缩足肌痕,略深(左侧较右侧更深),呈三角形,后闭壳肌痕位于右侧,大而较浅,略呈三角形或椭圆形。
　　b. 拟主齿:内壳朝向观察者,前拟主齿呈长条状,低矮,后拟主齿大,略呈三角锥状,高于前拟主齿1/2(左侧前拟主齿细长呈三角锥状形,后拟主齿较细小)。
　　c. 侧齿:内壳朝向观察者,有1侧齿,呈长条状(左侧有2枚长条状侧齿)。
　　d. 外套痕:内壳朝向观察者,沿着外套痕由前侧(在左)向后侧(在右),蚌壳厚度逐渐变小,外套痕的深度大体也由深变浅。
　　e. 生长轮脉(24):外壳朝向观察者,壳顶部(在右)生长轮脉粗糙,间距小,其他部位生长轮脉距离宽,呈同心圆环状排列(图三)。
　　蚌壳经人工加工,拟主齿往往被人为去除或磨平,因此,在对蚌壳进行左右区分时,切忌单纯依据一个特征,需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应用,同时,将蚌刀与完整的蚌壳进行比较,对于区分蚌刀所用蚌类的种属、部位、方位等将大有裨益。
　　第二方面:鱼头形蚌刀的内凹形鱼嘴及朝向的确立
　　对鱼头形蚌刀原先的整理研究主要是基于蚌刀的用途和使用状况,进而确定鱼嘴的朝向(25)。笔者将鱼头形蚌刀上、古代居民人为打出的内凹形缺口记录为内凹形鱼嘴。正如上文所言,笔者主要是由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出发,关注于蚌壳作为原材料加工蚌刀的情况,因此,本次所确定的鱼头形蚌刀凹形鱼嘴的朝向是基于蚌壳的方位。例如,鱼嘴朝前,表示朝向其选用蚌壳的前侧。
　　④ 蚌刀的加工工艺
　　一件蚌刀的形成可能会经一定的工艺流程,这些工艺特征并不能完全在蚌刀上体现出来。笔者记录蚌刀上肉眼可观察到的工艺痕迹:穿孔(另可细分为对穿和单面钻孔两种,若不能细分,记录为穿孔)、打制、磨制等;对于蚌刀半成品特别记录,以便探讨蚌刀的加工流程和工艺特征。
　　⑤ 蚌刀形状的记录
　　笔者对于蚌刀形状的确立,一方面是依据出土蚌刀本身所具有的形状(26),另一方面是依据蚌壳的方位。例如,两片蚌刀,形状都呈长方形,但依据蚌壳的方位而言,则会有长条形和纵长条形的区分(图四)。
　　⑥测量数据
　　笔者对于蚌刀的测量主要是针对其长度、宽度和厚度。在蚌刀方位和形状的基础上确立此三个测量项目:长度指前――后侧的最大直线距离,宽度指背――腹侧的最大直线距离,厚度指内――外侧的最大厚度。
　　⑦资料的录入
　　笔者所记录的蚌刀的信息主要包括:器形、件数、出土单位、编号、种属、部位、制作工艺、测量数据(长度、宽度、厚度)、鱼嘴朝向(仅限于含内凹形鱼嘴的鱼头形蚌刀)、备注(外壳剥落、年龄较小的蚌壳、特殊颜色等)。蚌刀标本整理完毕后,将全部资料输入Access数据库,以便查阅、分析和研究。
　　3. 研究结论
　　① 蚌料种属
　　用以制作蚌刀的蚌料包括珍珠蚌未订种(图五)和丽蚌(图六)两种,以前者所占比例最大。用此两种蚌壳做蚌刀,特别是珍珠蚌未订种,可能主要是基于其物理性质:体型较大,壳面扁平:壳质较厚、坚硬;腹侧弧形,剖面呈三角形,即使不用整治亦可作刃部。
　　据统计,用珍珠蚌未订种做蚌刀的标本有622件,占总数的99.20%;而用丽蚌作蚌刀的仅有5件(其中2件可进一步鉴定为背瘤丽蚌),仅占总数的0.80%。蚌刀绝多以珍珠蚌未订种做蚌料,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珍珠蚌未订种较之于丽蚌更适宜制作蚌刀,珍珠蚌未订种大而扁平,表面亦无如丽蚌一样的满布的瘤状结节,就制作蚌刀的适宜度和加工制作的难度而言,珍珠蚌未订种都是理想的制作蚌刀
　　的材料:(2)原始居民有意识地选取蚌壳制作不同的器物,一方面是针对不同蚌壳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原始居民的主观能动性及审美情趣:丽蚌除被制作为蚌刀外,还被制作为蚌饰和蚌铲:珍珠蚌未订种绝多被用以制作蚌刀,另有少量被制作为蚌勺、蚌饰和蚌锥;即使是同一种蚌壳,原始居民也会针对不同的部位以及蚌壳的不同大小制作不同的器物,笔者将在下文予以探讨;(3)与遗址周围环境所提供的蚌壳丰度有关:此项研究还有待于对遗址出土动物遗骸的整理工作,是否相关及相关度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2) 蚌料选取部位和大小
　　珍珠蚌未订种作为制作蚌器的很好的原料,针对不同的器形,原始居民会选用不同的部位:蚌勺选用的部位和蚌刀大体相同,而蚌饰、蚌片和蚌锥选用的部位则与此迥异,主要集中于分区A、B和E(图七、图八)。本节笔者将针对用珍珠蚌未订种制作蚌刀的情况对蚌料选取部位和大小的状况进行说明。
　　蚌刀选用珍珠蚌未订种部位的情况如表一所示。分区C和D是蚌刀制作最为常用的部位,比例当在96%以上。关于蚌刀如何使用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其中的一个关注点就是蚌刀的刃部在何处。笔者的观察,刃部当在选用蚌壳的腹侧、集中于分区C和D。另有不到4%的蚌刀选用了其他的部位,该作何解释?笔者的认识是:一是要注意蚌刀残缺的情况,用作刃部的分区C和D在蚌刀上缺失,但由刃部不存的残余部分可推测为蚌刀;二是笔者并不否认原始居民偶或用其他部位制作“蚌刀”,分区A和E厚度较小,亦可用以切割,但由于较为脆弱,并不如分区C和D是蚌刀制作的理想部位。有相当一部分蚌刀除使用了分区C和D外,还使用了分区E,这可能主要是出于原始居民对蚌刀形状的考虑,相对于蚌刀的使用部位(刃部)而言,装饰作用重于实用价值。较之于分区D,分区C是更为常用的部位,分区C似乎是顶蛳山遗址原始居民制作蚌刀的必用部位,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一是保证刃部的最大选取,二是原始居民出于蚌刀制作形状的考虑。
　　原始居民是否会选用不同大小,或言之不同年龄的蚌壳制作蚌刀?这也是笔者此次研究的关注点之一。较之于蚌刀的长度和宽度,其测量厚度更能说明问题:蚌壳加工制作而成蚌刀,蚌刀的长度和宽度更主要体现的是制作者对其形状的把握,瓣鳃纲与年龄相关的蚌壳长度和宽度因素可能在蚌刀长度和宽度的测量数据上体现不出来,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蚌壳厚度增加则可通过对蚌刀未经磨蚀的特定部位的厚度的测量得出。笔者对蚌刀厚度的测量部位在分区C、靠近前闭壳肌痕的位置,此类测量的蚌刀共计492件,结果如(图九)所示。蚌刀的厚度最薄3.19毫米,最厚21.52毫米,这表示顶蛳山原始居民会选用各种厚度,也就是说各种年龄阶段的蚌壳制作蚌刀;蚌刀的厚度绝多集中在6~15毫米之间,蚌刀厚度的这种集中分布的状况一方面说明顶蛳山原始居民可能会在特定的季节集中采集珍珠蚌未订种制作蚌刀,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对于用以蚌刀制作的珍珠蚌未订种会进行拣选,年老和年幼个体并不过多用以蚌刀制作,这可能与蚌壳的物理性质有关:年老者壳壁较厚,刃部稍用即钝;年幼者壳壁较薄,脆弱易碎,亦是难以经久常用。这需要我们下一步通过对各种年龄段蚌壳硬度、韧性等进行实验考古学的研究以进一步究明原因。
　　③选用蚌壳左右的偏好
　　瓣鳃纲(Lamellibranchia)因具有两扇合抱身体的贝壳,又称为双壳类(Bivalvia)(27),那么,针对用作蚌刀的蚌料而言,原始居民对左右壳的选择是否具有偏好?笔者所记录蚌刀左右的结果如(图一○)所示。可进行左右区分蚌刀的总数为525件,占蚌刀总数的78.36%。就丽蚌而言,可分左右的5件,左侧3件,占60%,右侧3件,占40%。就珍珠蚌未订种而言,可分左右的520件,左侧252件,占48.46%,右侧268件,占51.54%。左右均适宜制作蚌刀,蚌刀左右的统计结果显示:顶蛳山原始居民同等地应用左右蚌壳制作蚌刀。
　　④内凹形鱼嘴朝向
　　不同形状的蚌刀在反映原始居民加工工艺、审美情趣的同时,也隐含着他们的精神寄托。鱼头形蚌刀在顶蛳山遗址出土蚌刀中占有绝对数量,对此种形制蚌刀的研究将很有意义。此类蚌刀所做鱼头形栩栩如生,特别是穿孔蚌刀,穿孔恰似鱼眼(需要指出的是,出于携带方便方面的目的也应予以考虑),前闭壳肌痕、前伸足肌痕和前缩足肌痕似乎与口须、鼻等部位相对应。就其整体形制大体推测所依据鱼类的体型为纺锤形,这是鱼类中最常见的体形类型(28),至于与具体的鱼类种属建立对应关系,这将是较为困难的工作。但这至少可以说明顶蛳山原始居民已经将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鱼的形象在蚌刀上体现出来,并且很可能隐含着他们对于鱼类或渔业兴旺的希愿。
　　内凹形鱼嘴正如鱼类的吻部或口部,其朝向具有规律性。可辨内凹形鱼嘴朝向的蚌刀共计58件,其中57件内凹形鱼嘴朝前(图一一),占98.28%,朝后者仅1件(图一二),占1.72%。上文笔者指出蚌刀鱼头形平面形状的思想是来源于现实对鱼的观察和了解,是对鱼类形象的模仿,蚌刀鱼嘴朝前应该具有绝对的普遍性,那么,鱼嘴朝后的一件鱼头形蚌刀该作何解释?这件标本出土于T2302③,所用蚌壳的厚度为8.06毫米,这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这件蚌刀选用蚌壳的年龄较小、厚度较薄,很容易破损,事实上,恰在蚌壳前部应作鱼嘴的部位残缺,这可能表示原有的鱼嘴因此而损失不存,而原始居民又在蚌刀的后侧另开了一内凹形鱼嘴。因此,笔者的认识是:鱼头形蚌刀的内凹形鱼嘴最初成型是均应朝向前侧;原有鱼头形状遭到破坏时,原始居民或可通过其他的方式将鱼头形补齐。
　　⑤ 制作工艺及流程
　　蚌刀及半成品上所能观察到的加工痕迹使得我们可以对蚌刀的制作工艺及流程进行推测。蚌刀上的制作工艺包括打制、磨制、穿孔(包括单面穿孔和对面穿孔两种)等。其加工流程可由(图一三)表示:用以蚌刀制作的蚌壳被选做蚌料后首先经打制处理,成为蚌刀的雏形,然后经细致打、磨处理,成为蚌刀的基本形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穿孔,遂成蚌刀。这是对蚌刀加工流程的大体概括,事实的情况远较此灵活多变,譬如,有些蚌刀仅是经打制之后,便应用蚌壳腹侧天然的刃部投入使用;再如,有些蚌刀通体进行了磨光处理,而有些蚌壳仅是磨制了刃部。
　　⑥ 蚌刀的二次使用
　　蚌刀投入使用之后,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破损后是继续被使用还是直接抛弃?这就涉及到蚌刀的二次使用或多次使用的问题。以出土于T2409①的1件蚌刀为例(图一四,右),该蚌刀上有两孔,其中前方一孔已破损,通过与完整的且刃部使用痕迹明显的鱼头形蚌刀的比较,笔者认为此标本应为穿孔鱼头形蚌刀(图一四,左)破损后二次使用的例证,而后方一孔可能是出于携带方面的考虑。
　　4. 本次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案
　　本次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蚌刀使用方式和用途尚未涉及;蚌刀的制作工艺方面的探讨仍显粗略;蚌刀加工工场或地点的研究还未进行。
　　
　　以上笔者对于顶蛳山遗址蚌刀的整理和研究仅仅是尝试性和阶段性的,寄望于各位学者共同将此类或相关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微痕分析、实验考古学的方法以及考古发掘。前两方面对于蚌刀的使用和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考古发掘对于蚌刀加工场地的探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蚌刀的研究可使我们对于原始居民对于蚌刀的加工、制作和使用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注释:
　　(1) Classen, C.(1991). Normative thinking and shell �bearing sit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3, edited by M. B. Schiffe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Pp. 249~298.
　　(2) Bailey, G. N.(1975). The role of molluscs in coastal economies: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in Australi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 45~62.
　　(3) Classen, C.(1991). Normative thinking and shell �bearing sit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3, edited by M. B. Schiffe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Pp. 249~298.
　　(4) Blulkis Onat, A. R.(1985). The multifunctional use of shellfish remains: from garbage to community engineering. Northwes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Notes 19, 201~207.
　　(5) Lima, T. A., E. M. Botelho de Mello, and R. C. Pinheiro da Silva.(1986). Analysis of molluscan remains from the Ilha de Santana Site, Macaé, Brazil. Journal of Filed Archaeology 13, 83~97.
　　(6) Botkin, S.(1980). Effects of human exploitation on shellfish population at Malibut Creek, California. In Modeling change in prehistoric subsistence economies, edited by T. K. Earle and A. L. Christens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121~139.
　　Classen, C.(1986). Temporal patterns in marine shellfish-species use along the Atlantic Coast in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Southeastern archaeology 5, 120~137.
　　Ford, P. J.(1989).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correlates of seasonality: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n the North-west Coast. Canadi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3, 133~150.
　　Lawrence, D. R.(1988). Oysters as geoarchaeological objects. Geoarchaeology 3, 267~274.
　　Waselkov, G. A.(1987). Shellfish gathering and shell midden archaeology. In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10, edited by M. B. Schiffer.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Pp. 93~210.
　　(7)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博物馆:《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0期。
　　(8) 齐东方:《贝壳与贝壳形盒》,《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9) 陈新:《从考古发现谈贝币的起源》,洛阳市文物局编:《耕耘论丛(二)》,第27~3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 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第12集》,第119~14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1) 陈维钧:《台湾史前考古学的捕捞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66期,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印制,2007年。
　　(12) a.刘月英等编著:《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软体动物》,科学出版社,1979年; b.齐钟彦主编:《中国经济软体动物》,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13) 陈泰敏:《通海杨山贝丘遗址》,《云南文物》2003年第1期。
　　(14)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第9~1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16) 秦建明:《蚌勺和蜃器》,《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17) a.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299~3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b.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文物局编:《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第13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8) 贺刚、陈利文:《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19) 刘月英等:《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软体动物》,第1~2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另有蚌刀资料尚未发表。
　　(21) 若蚌刀选用分区不能确定,为保持记录资料的科学性,将不对该蚌刀选用分区的状况进行记录。
　　(22)、(27) 刘月英等:《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软体动物》,第67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23) 除笔者观察外,另参考刘月英等:《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软体动物》,科学出版社,1979年。
　　(24) 贝壳外面以壳顶为中心,与腹缘平行,呈同心圆排列的生长线,该生长线是反映瓣鳃类的年龄。刘月英等:《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软体动物》,第67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
　　(25) 据《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第11~33页),蚌刀刃部朝下,外壳朝外,鱼嘴在左,就记做鱼嘴朝左。
　　(26) 蚌刀在发掘过程中所造成的破损,在保存状况中注明“残”等,否则,一律按其本身所具有的形状进行记录。
　　(28) 秦伟:《鱼类学》,第18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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