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柏放低身段做自己蒋友柏

时间：2020-03-22 07:46:3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9月6日下午，蒋介石曾孙蒋友柏从台北直飞北京，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其大陆唯一正版简体字本《悬崖边的贵族》及姊妹篇《悬崖下的小道》举办新书发布会，嘉宾主持由独家专访过蒋友柏的著名电视人杨澜担任。
　　身高一米八五的蒋友柏一身休闲装扮，帅气十足，声称自己这次一改以往西装革履的风格是“随意而不随便”。他诙谐又带深刻地用两部书名表达自己当下的状态，是由悬崖边走到悬崖下――更能放下贵族的身段做真正的自己。他说：“当我首先将自己放下，我就会有很多的空间去成长，不表示我要抛弃我的过去，只是我要去接受所有的好与坏。”
　　蒋友柏是蒋介石的第四代，2003年创立橙果设计公司，试图找出一条“非蒋”的道路──不再依附政治，不再依赖贵族身份；凭自己的本事找到自己在台湾社会的生存之道。2007年，经历一路跌跌撞撞后，蒋友柏不仅让“橙果”有了国际声誉，而且使公司摆脱亏损状态，实际获利。从那时起，大家找他，不再只是因为他姓“蒋”，而是因为蒋友柏真的有些本事。经过8年打拼，公司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品牌效应的创意企业，蒋友柏也以其“颠覆性格和爆发力”成为台湾年轻一代心目中的“创业标杆”。
　　《悬崖边的贵族》由蒋友柏、蒋友常兄弟口述，作家张殿文撰写，为纪念父亲蒋孝勇逝世十周年而作。书中除了对蒋家历史和人物的忆述外，在家世、家规、家教等方面的描述处处见新。不过，本书的重点则是放在讲述兄弟二人如何艰难而坚定地走出家族和历史的“光环”，重新定位自我，选择新的人生轨迹――创立橙果设计公司，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青春自由人生。谈及书名“悬崖”二字时，蒋友柏说，在一个没有后路的环境里，只有前进的选择。而悬崖，其实是一种力量，让人想往上爬的力量。而且，越是“尊贵”的血统，想爬得就越高。而姊妹篇《悬崖下的小道》不同于前者的是蒋友柏亲笔写下自己对创业、社会、人生、家庭的感悟。书中不乏表现出贵族眼中的别样世界，以及新颖的插图方式等看点，作品中随处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对有记者“如何看待今年辛亥百年如此特殊的一年对自己的意义”的提问，蒋友柏的回答仿佛并没使提问者“满意”。他笑答：“意义就在于今年是儿子上小学的那一年。其特殊体现的是自己个人的观感，而其他的并不想管。”多数人喜欢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让他发表见解，这也许正是他无奈之处和绕不开的话题。谈及政治，他说：“我不喜欢人家称我是‘蒋家第四代’，我要当我自己的‘蒋家第一代’。”他用英语表达了：“你是你自己的，做你自己。”这颇能代表他目前的行事原则。但他也很清楚自己无法真正脱离蒋家看似光环下的阴影，深知作为蒋家人远离政治难上加难，但可以做到的是不被政治左右和利用，走自己的路。也正如杨澜所说，每一个年轻人要做的功课都是一样的，无论他来自一个贫民百姓的家庭还是出身显赫的世家，最重要的是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声音，去做正确并有价值的事情。
　　对于杨澜不时犀利的追问，蒋友柏一一坦白。比如，困境中妻子“物质上的满足，无法成就一个家的幸福”的理解与支持；比如，自己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亲自给儿子剪头发、编写童话故事――“不参与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就会感到不安”的模范丈夫模范父亲……几个回合过后，蒋友柏终于招架不住，打趣不要再“陷害”他，好像赴了一场鸿门宴。杨澜立刻接道，鸿门宴有吃的，而我们连吃的也没有。此刻，发布会正式的氛围中又不缺乏一丝如同综艺节目的轻松。
　　在宣传新书的同时，蒋友柏为自己正在创作中的作品《第十九层地狱》做了预告。有记者提问：“怎样诠释书名加了一层的地狱?”他反问道：“十八层后你怎么知道地狱不是天堂?”并且透露新作还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至于再度牵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原因，《悬崖边的贵族》与《悬崖下的小道》的策划、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胡守文赞叹道：尽管自幼在加拿大、美国生活多年，但他的汉语文字水平令人震撼。
　　
　　很喜欢当个商人
　　他的眉宇之间依稀有中国现代史上那位风云人物的痕迹。作为蒋家第四代中最受媒体关注的人物，他恪遵父训不碰政治，把自己定位为商人。“‘蒋’这个姓给我很多关怀，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割它，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去利用它。”
　　蒋友柏在上海逗留的最后一天接受了记者专访。这是他在大陆第一次面对媒体采访。
　　2010年5月，已在台湾设计界打拼多年的蒋友柏，悄然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设计公司。同年9月15日，蒋友柏从台湾赶到清华大学，和美术学院的教授学生们开了一个研讨会。接下来的3天，他往返江浙沪三地拜访客户和长辈。
　　采访之前，公关提醒记者：“除了不要问他怎么评价政治，你什么都可以问。他的性格很直，不愿意回答的会不说，但是绝不会生气。”
　　蒋友柏的父亲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个儿子，也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宠爱的孙子。作为蒋家第四代，蒋友柏恪遵父训“不要碰政治”。他自己也曾公开表示：“蒋家再起，不会从政治起来。”
　　“我对政治没有看法，我很喜欢当个商人。”蒋友柏对记者说。
　　他的人生和事业，正演绎着一个曾是中国最有影响力家族的“去政治化”历程。
　　
　　与政治打下休止符的下一代
　　1976年，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他最疼爱的孙子蒋孝勇做了爸爸。蒋孝勇给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蒋友柏。自有记忆起，蒋友柏就懵懂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很特殊，“你周边看的东西和其他普通家庭的小孩不一样，小时候走在街上时后面一定跟着个人”。
　　身在“呼风唤雨”的蒋家，蒋友柏并不开心，“觉得做蒋家人很麻烦”，“受的是军事化的教育，家里有很多的规矩”。他过的是被严密保护的生活：上学有人跟着提书包，坐在教室后面等；回到家，吃完饭说句“大家慢用”就可以离开，因为有人帮佣收拾。
　　在大人们的对话和态度中，他也隐约地知道了他无缘谋面的曾祖父。“那时很小，一定很不懂事，所以并不会去挖掘或者发现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逐渐长大后，你再去看他，以我目前的年龄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他是这样子的。在以前，对我来讲，不管是人们讲的蒋公也好，蒋夫人也好，真的，他们只是我的家人，我并不会用什么特别的眼光去看。”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湾去世，因其在世时已决定不让蒋氏家族继承“总统”，非蒋家人李登辉踏上历史舞台，蒋家父子的“政治强人”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位于政治风暴中的蒋孝勇选择了远离。1988年年底，他带着全家迁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临走前，他留下一句话：“我们家和中国现代史之间，总要打个休止符。”
　　当时，蒋友柏才12岁。他并不想离开台湾，因为要好的小朋友都在这里。匆忙收拾行李的父母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慌”。“但我并没有太多地去判断这个事情，后来慢慢地这些感觉才会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其实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慌的，但我当时不懂，不会问我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也不敢问。你只是在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我长大了，用现在的思考方式，才明白那个时候是环境的问题，局势的问题。”
　　用蒋友柏的话说，去加拿大的日子，是被人夺走了“阿拉丁神灯”的日子，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不见了。他的母亲蒋方智怡必须亲手学做饭给家人吃。而他和弟弟，在吃完饭后，要留下来帮助母亲收拾桌子。
　　很多人一生也许都不会经历的大起大落，在一个未知世事的孩子身上发生了。
　　在蒋经国晚年，不喜政治的蒋孝勇还是被无奈地卷入台湾政坛。经历了不少风波，他深觉政治带来的无尽困扰。为了与政治划清界限，让下一代人远离纷争，在蒋友柏上大学前，蒋孝勇与儿子进行了一次对话。
　　“不能当政治家。要当个清廉的政治家，首先要很有钱，否则最后一定倾家荡产。”他这样告诫儿子。他也不希望儿子选择画家的职业，“画家赚的都是身后的财富，都是儿女在用”。
　　蒋方智怡回忆丈夫对儿子的教育时写道：“孝勇虽然不让小孩碰政治，但开间公司，就需要管理，这就是政治；所有事情牵扯到人，就会有政治的产生，所以，我先生教育孩子要有政治‘观念’，但是不要成为政治‘人物’。”
　　如今，32岁的蒋友柏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态度比起父亲蒋孝勇来要温和得多，“他们可以选择所有的东西，甚至政治。但是政治，是一个我会建议他们能不碰就不要碰的东西”。
　　
　　“我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帮我太太、小孩塑造回忆”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但我不会去感觉我多么特殊，只是在小时候，我很不成熟地利用了我的身份，来耍酷。现在我依然是一个特殊的人，但是我不会用这个身份来耍酷了。”
　　在蒋友柏的身上，骄傲与谦虚共存。记者采访时，他认真地给每一个到场的人发自己的名片，对摄影助理和实习记者也不例外，在知道对方身份后，他仍会微笑着把名片递过去。以前，他接受台湾一些电视媒体的访问时，在向对方致谢时，会微微弯下腰。
　　不说话时，蒋友柏的脸上总是一个表情。无论周围的人施尽手段来调节气氛，他都坚持不笑。摄影师急得满头大汗，抱怨很难拍。蒋友柏穿着严实的西装，表情泰然地反问道：“不然，我怎么和娱乐明星区别开来呢？”摄影师希望他变换一些姿势，有些动作蒋友柏不太喜欢，“从我们做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很奇怪”，但还是耐心地完成了要求。拍摄结束，为了怕烟味渗透到衣服上，他坚持换上自己的休闲衬衫。
　　蒋友柏的为人之道和蒋家的传统教育不无关系。蒋介石一直认为，他的后代应该好好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如四书五经、阳明哲学等。蒋介石曾亲自教孙子蒋孝勇读四书。蒋孝勇也把这样的寄托放在了儿子身上。小时候，蒋友柏便被要求阅读四书五经等各种典籍。到加拿大后，蒋孝勇害怕儿子丢下中文底子，还让他们看金庸的小说。
　　蒋友柏从小在家里感受的，不是祖父辈们政治家庭的氛围，而是寻常家庭的温情。蒋友柏在幼稚园时，父亲蒋孝勇早上会亲自送小孩上课。到了加拿大之后，蒋孝勇的时间规律了，便包揽了接送儿子上下学的工作。那段时光，让蒋友柏印象深刻。
　　1996年，蒋孝勇被查出患有晚期食道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蒋孝勇带着儿子蒋友柏、蒋友常返回祖国大陆，回故乡浙江溪口寻根问祖。那是蒋友柏第一次来到大陆。陪父亲探访完先祖故居后，他来过上海。
　　上海的东平路9号，是蒋介石的故居。在这里，蒋介石迎娶了宋美龄，并度过了新婚最快乐的时期。但那次旅行没有给蒋友柏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那个时候心思都放在父亲的身体上，没有太注意周边的东西。近期我会再找一个机会去看一下，重新感觉一下”。
　　1996年12月22日，蒋孝勇去世。蒋友柏和蒋友常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亮相。
　　父亲的去世，给了蒋友柏很大的打击。“父亲去世前，我在纽约时，是比较稳重的。但是在我父亲过世之后，我是蛮放纵的。”他言中的“放纵生活”大概持续了三四年，夜夜和朋友一起去夜店玩通宵，喝得大醉回家昏睡。
　　回想这段难熬的岁月，他这样对记者说：“如果你祖父是‘总统’，呼风唤雨，突然间没有了，就算这没关系，你想，我大学毕业本来我爸要帮我安排个工作，突然间也没有了。一切完了，我的价值是什么，你必须重新找到你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也是很现实的，你必须要让人家有利用的价值，不然你不可能生存嘛。可是我根本不想找价值，人生未来下一步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找什么价值啊？”
　　家让蒋友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也是家，让蒋友柏重新找回了自己。2003年2月，蒋友柏与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之女林怡结婚。同年7月，他的女儿蒋得曦出生。结婚后的蒋友柏告别了浪荡岁月。
　　“对我来讲，家庭的价值绝对超过事业的价值。因为现在我最大的资产就是小孩子。不管我这辈子再成功，我积累了再多的财富，两个小孩子的投资没有做好的话，他们应该没有办法生存。对我来讲，这是最重要的投资。”
　　蒋友柏每天早上6时起床，下午2时必须下班，去接上学的孩子回家。只要他在台湾，这个作息制度雷打不动。在家陪孩子的时候，他拒绝一切打搅。
　　那么他商旅在外的时候，怎么办呢？蒋友柏告诉记者，他出差在外的时候，都会和家里人约好，他每天下午5时30分准时打电话回家，和孩子聊天。
　　果然，当采访进行到5时30分时，蒋友柏看了看表，抱歉地告诉记者：“对不起，五点半的时候我必须打个电话，我要和小孩聊天。然后我们再继续？”
　　“弟弟（注：蒋友柏对儿子的昵称），我也很想你啊。我明天就回来，明天你下课我就来接你，好不好？”他在电话里哄着儿子，语气和脸部线条同时软了下来，和先前的严肃形象判若两人。
　　在蒋孝勇去世十周年后，蒋友柏在自传《悬崖边的贵族》中这样感慨：“就像我父亲帮我塑造回忆，我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帮我太太、小孩塑造回忆。”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品牌”
　　“其实我比较幸运，因为我能在20岁以前就已经经历了人家40岁才经历过的大变，我又在30岁以前完成了人家可能在四五十岁才会完成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变得比较老，比较温，比较呆，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诉求。”蒋友柏这样评价现在的自己。
　　身为蒋家的第四代，从纽约回到台湾，蒋友柏面临很多选择。单凭他的姓氏，甚至就是母亲的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他也不难混口饭吃。但他拒绝了所有的帮助，他要从一块对蒋家来说完全空白的领域做起。
　　2003年7月，蒋友柏和正在纽约读设计的弟弟蒋友常一起，成立一家专业设计公司。他邀来英国当红名设计师迈克•杨当台柱，自己负责经营业务。
　　为什么是设计公司，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公司？蒋友柏的回答很简单，也很直接：“我不爽！台湾是一个很大的代工基地，国外的公司找我们代工，却可以卖十倍的价钱，我就是单纯地因为这个很不爽，所以就开了设计公司。我要让中国人有自己的设计，让外国人来买。”
　　公司的收费很透明，中方客户找上门来，价钱都一样。但是外国客户找的话，对不起，要四倍价钱。“清清楚楚，四倍不能少。这是原则问题。你享受了这么多年赚我的钱，那你现在要进入我市场吗，你要靠我来告诉你怎么进入，多交是应该的。但是中方的客户我们本来就是共同体啊，所以我就收取我合理的利润就好了。”他解释这个“野蛮定价”。
　　蒋友柏自称：“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从最好到最坏，我都看过，现在它正在慢慢变好。因为这些经历，让我在帮我客户设计和操作品牌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务实的，因而可以帮他创造价值。”
　　不可避免的是，尽管蒋友柏不愿意利用“蒋家”的名声来做生意，但在公司成立初期，他的客户都是冲着“蒋”字招牌来的。他并不会把这样的生意拒之门外。他心里明白，要做设计公司，名气很重要，谁会相信一个没有实际战绩的公司。
　　“当人家愿意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让他实际获利，让他觉得我以后还想跟你配合，这个是我们坚持的一点。每一个这样的机会我都不断地证明给客户看，你是可以借由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专业赚到这些钱，所以很多客户和朋友就慢慢地变成长期的。”
　　蒋友柏唯一不做的是和自己家世有关的设计，“刻意不接，我不想要消费我自己的家世，这个是不孝的，不宜的”。
　　台湾的豆干上经常会印有一些名人的肖像，有人请蒋友柏做一些类似的设计，被他一口拒绝，“我不会把我的先人变成两只玩偶，或者说把我先人的照片放到月饼上，这我不会做的。有个客户打电话来说叫我们设计，我说这种设计我真的不能接”。
　　身为蒋家人，蒋友柏从小就被告知有很多事不能做，他有他的骄傲和对家族的捍卫。“‘蒋’这个姓它给我很多关怀，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一开始要去敲门的时候较其他人要容易一点。但是慢慢的，我已经三十几岁了，很自然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很自然这也是我公司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割它，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去利用它。”
　　“刚开始，我是公司的品牌，现在，公司的名气大了，最大的品牌是我。”他很骄傲这一点。
　　（摘自《南国早报》《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