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传播中的认同构建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时间：2019-04-21 03:14: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在香港地区，强势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作用，成为市民代议的主要渠道。认同政治填补了政治发展真空，成为重要的社会分化和凝聚力量。媒体在政治中心和读者市场的压力下，力图构建一种平衡兼顾、相对独立而静态的本地认同。这一媒体化认同成为香港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 身份认同 政治传播 香港 媒体 市场 政党
作者 张萌萌，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北京：100032）
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香港的政治结构、媒体系统和身份认同都具有鲜明的特性，各种因素在这一环境中得以放大，使得香港地区成为全球社会科学各领域普遍关注的对象。本文主要考察香港社会环境中媒体、政治和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即在香港背景下，媒体如何平衡来自政治中心和读者市场的压力，通过认同构建维护商业利益和公信力，在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香港社会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香港政治结构与身份认同问题
香港的政治景观由于特殊的殖民地和主权转换历史而呈现出多种独有特性。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并没有给香港带来相应的西方政党政治。在97回归前的最后几年，港英政府匆忙推行代议民主，但因诸多条件限制，并未得以完成。香港始终没有演进到全方位运作的民主政体。与强势政府相比，政党发展明显不足，只具有局部代表性，无法成为公众意见的有效代表，也无从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参与者。各主要阵营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控制立法会多数席位。相对于政府力量，受其规模和本身性质所限，各政党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最为活跃的泛民政党也因始终未能提出建设性提案而受到广泛批评，公众支持因缺乏信任而相当有限。香港的政治系统还滞留在多党制民主与威权精英管制之间。
香港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同样来源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早期移民多因政治动荡逃逸到香港，尽可能回避政治。同时，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吸引外来移民迁徙至此的重要原因，经济因素成为本地标志。香港人曾被描述为经济动物，只重视家族关系，政治缺席长久以来已成为香港认同的标识之一，或者说是外界对香港的模式化认识。然而这一特性已逐渐发生变化。在第二代移民出现之后，本地出生市民成为多数，共有语言和急速发展的公共教育都推动了自我认同的形成。这种认同的界定与资本主义和英国统治相联系，因而被视为更加“西式”。同时，在过渡时期之初，对共产主义的顾虑、失去自身优势、被中国完全吸收的恐惧开始涌现。这些因素促使了香港认同的政治比重迅速提升。香港急于将自己区别于内地，强调其经济发达、物质富足以外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民主政治方面的先进性。2003~2004年间的四份取样调查显示，70%~80%的香港人希望在2008年之前实现特首与立法会的双普选。［1 ］公众对政治事务的关注之所以突然而极端地提升，认同危机无疑是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港人将内地和中央政府视为他者，并缺乏信任，因而要求更大程度的自治。此时，身份认同成为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工具。
自由市场中商业媒体的政治定位
政治领域的特性对本地媒体运作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香港媒体以“文化产业”形式发展，它们的政治参与并不仅仅由政治信仰或政治利益所引导。媒体主要根据商业准则运行，将盈利性作为最重要考量，并具备商业机构的所有特征——准确、灵敏、迅速，不断寻求新的市场，也就是受众。在97回归后，香港媒体保持着充分的自由活跃。政府对媒体的干涉始终保持在最低程度。香港目前拥有亚洲地区最为多样化、最活跃和最自由的媒体产业。
媒体单位的密集程度和多样性，简单方便的获取方式，最小程度的政府干涉，经济导向和吸引受众的必要，都是媒体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特殊结合方式——政党的缺席、经济上政府的最小化干预和活跃的商业化媒体产业，使媒体和公众发展出一种独有的关系。媒体填补了由弱势政党和强势政府所造成的断裂。反映不同主张的媒体机构补充了本应来自不同党派的政治代言。以报业为例，各政治阵营都拥有支持自己的媒体发声渠道(media outlets)。报纸成为市民和政府的中间人，担任了通常情况下由政党扮演的角色，比如表达民众意愿或批评政府。通常情况下，媒体往往与政党一起履行这些作用，多是回应和过滤政党的声音，而香港媒体则事实上取代了政党。相比各个政党，媒体机构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理想形式的大众传媒应具备五种功能［2 ］：一、告知市民现状的“监督”或“监视”功能；二、解释“事实”意义和重要性的“教育”功能，这要求记者作为教育者具有客观性；三、为“公众意见”的形成提供“平台”，将意见反馈给公众，并为不同意见的表达提供空间；四、为政府和政治机构提供“宣传”空间，并为政治阶级面向公众“公开”提供渠道，将决策制定者的行动置于公众监视下；五、对媒体支持的某些政治阵营及其政治观点的“鼓吹”功能。
从表层看，以上五种功能并不兼容。尤其是“鼓吹”功能和强调客观的“教育”功能。在“客观公正”的职业道德规范下，记者需“准确、公平和独立”地报道政治事件。同时，客观性对于保证受众支持也至关重要。在市场原则引导下，媒体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可信性。但客观性职业道德并不意味着媒体仅作为政治的倒映而存在。事实上，政治宣传是媒体的最主要功能之一。媒体不仅告知受众正在发生的事实，它们同时组织现实，根据媒体议程对事件的重要性加以排列。在政治报道中，媒体不仅仅“客观”地报道政治，同时也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定；不仅仅设置公众议程，或为政客提供宣传平台，同时也在判定和评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政治观点。
作为商业机构的媒体，往往面对两方面压力，一是来自市场，也即受众群的发行压力；二是来自所有者和间接来自权力中心的政治压力。一方面，尽管发行已经不是现代媒体的主要盈利方式，但要保持运作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媒体必须追求读者群的不断扩张，从而保证广告效益。另一方面，现代媒体往往处于一个庞大的集团网络中，其所有者，除了传媒公司以外，往往拥有金融、地产等多种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公司不再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要考虑作为商业网络的一部分，如何给整体带来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看，媒体就需保持与权力中心的良好关系，从而间接维护所有者和广告投资者与权力中心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非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媒体作为对所有者的软实力支持，保持公众影响力同样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权力和利益博弈的重要筹码。在这一复杂的互动过程中，相对于权力中心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来自受众、所有者和广告投资，这就要求媒体机构选择一个兼顾各方的微妙位置，既为公众代言，拥有较高的公信力，又与权力中心保持良性关系。 由于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所有自由市场中，对媒体垄断和所有者干预的焦虑一直存在。在香港，一方面，包括《明报》、《星岛日报》、《信报》在内的多家由家族运营的老牌报纸，在97回归前后陆续被商业巨头购入。在媒体的日常运作中，所有权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既是重大的，又是无形的。尽管所有者并不直接参与媒体管理，但他们可以通过资源分配、人事调配等多种方式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者开始通过并购香港媒体进入中国媒体市场，这使得香港本地竞争日趋激烈，媒体企业不得不转向内地市场以求自保和进一步发展，媒体企业在内地的商业利益日益增加。基于这两方面原因，尽管香港媒体企业的数量和多样性仍然可观，但由于它们都在相同的政治经济约束条件和动力驱使下运作，有观察者提出香港媒体正不断向权力中心靠近［3 ］。
与向心力相对的是读者市场的力量。在自由市场中，消费是决定商业机构生存与否的最主要力量。香港公众普遍相信媒体的职责是为公众讨论提供独立的平台和监督政府，媒体必须满足公众期望，提供尖锐有力的批评性新闻报道，才能保证足以维持运作和获利的发行量。高度竞争的市场意味着对手将争取一切机会侵占广告投资和读者群，媒体往往无法完全依靠政府给予的远期利益，必须发展出能够兼顾政治需求和市场竞争的有效策略。其中，批评政府和强调本地利益无疑是最为明显的选择之一。而由于读者市场的现实压力往往超过获得长远政策支持的吸引力，在表层上，香港媒体多旗帜鲜明地倾向于本地利益。同时，记者作为政府监督者和公众信息提供者的职业精神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上来自两个方向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复杂互动下，各媒体机构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位置。但总体而言，香港各媒体的政治立场相对稳定，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强势媒体的身份认同构建
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港人的生活方式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这同时也说明，无论各方学者对香港认同的存在与否如何争论，一个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本地认同，一种特殊的文化，也即“生活方式”确实存在，并且需要受到保护。香港认同的形成与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相关。从殖民地建立之初到今日，香港从移民暂居地发展到具有独特文化的国际化大都市。现代传媒网络和公共教育等因素，在新一代居民出生并成熟的基础上构建、维护并强化本地认同。与此同时，内地之于香港的位置也从“祖国”和“故乡”变为主要他者。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都成为香港与内地的定义性边界。97回归尽管解决了主权归属问题，但长期积累的认同问题并不能在一朝一夕间得到解决。与认同问题相关的多方矛盾从回归后直至今日仍然存在。
媒体，尤其是纸媒，对于身份认同的构建至关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面对各种媒体化的身份认同。媒体强调着我们的社会认同和相关的常识性认知，将认同与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引导我们的取向和归属感。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媒体参与建立和维护着各种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4 ］。通过阅读同样的报纸，人们无需见面就可以意识到其他读者（作为群体的成员）的存在。印刷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即最大化读者群的压力，促使现代媒体不断寻找新的市场，并以此方式创造新的身份认同。
香港媒体在政治领域的强势角色意味着，作为一个“转化者”，特别是“东方报业集团”（Oriental Press）和“壹传媒”（Next Media）这样控制香港八成纸媒的产业垄断者，有能力将政治动机、机构网络和媒体影响力相连接，以满足其商业利益。在自由市场中，媒体的主要目的是将新闻作为商品生产，通过向最大数量的读者销售而追求收入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会仔细考察受众如何在社会中认知自我，并迎合消费者的喜好。根据读者群的特点，报纸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报道同一事件。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与读者取得同一认同可以最大化读者数量，提高媒体产品的有效性和广告投资。
香港的媒体产业，尤其是发达的报业，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各方政治参与者及其支持者所倡导的身份认同。媒体的立场由所有者支持的政治派别所决定，同时也由读者群决定。政治参与者根据自身利益推销不同的政治认同。带着不同目的、利益和优势，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都给出对香港认同的不同定义。泛绿阵营作为主要反对派，倾向于推销一个将香港完全区别于中国内地的本地认同。泛红阵营则提倡香港认同应完全从属于中国认同，否认香港认同的特殊性。特区政府同时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和本地利益的维护者，则试图维持两者间的平衡。在政治和经济的双方面压力下，媒体报道中的认同模式也表现出多样性。举例来说，《苹果日报》因其与泛绿阵营的密切关系，倾向于构建一种独立、特殊、以内地和中央政府为主要他者的香港认同。这与其所有者和政府的紧张关系有关，也因其读者主要集中在年轻、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阶层。《明报》目前为马来西亚华籍商业巨头所有，在大陆地区有诸多商业投资，同时，它的读者群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的人群，因而在认同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温和、保守。各类媒体根据自己在产业中的定位、利益取向和市场选择，向其读者传递不同版本的身份认同。这些认同的发出和接收，都影响着香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政治领域。
在商业原则引导下，媒体维护公众也即读者利益，保持在本地事务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成为本地认同的承载者。在监督政府和代议的同时，媒体更需考虑自身作为商业机构，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支持泛绿阵营的“壹传媒”，也不可能完全作为反对党行事，广告投资和所有者在媒体产业以外的商业活动是媒体机构不能回避的问题。事实上，香港媒体对于本地政治和认同的构建与其政治经济学考量密切相关。因此，尽管香港媒体对公众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尽管多种认同方式在不同背景、不同形式的媒体中得以投射，媒体产业总体上仍倾向于构建一种静态、稳定的身份认同。这一认同的独特性更多体现在文化上。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强调在媒体话语中正在逐渐减弱。在政治系统之外，媒体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在代表公众的同时缓解矛盾，补充甚至超越了发育不足的政党所应承担的责任。
对香港地区个案的观察和分析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进一步理解政治、认同与媒体三者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如何互相影响，这种互动实际上带来了怎样的结果。这对于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探索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香港认同的存在，以及它所带来的香港与内地关系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既是治理问题，也是学术问题。只有通过对香港社会全面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才能对现实政治提供建设性的参考依据和意见建议。最后，我国内地的媒体产业也正经历着不断深化的商业化进程，与此同步的是各种社会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尤其是深具政治属性的民族认同也将发生变化，其影响、互动以及后果是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香港特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最为贴近的案例参考。
参考文献：
［1］Sing M.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Democratization，2005（2）.
［2］McNair B.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London：Routledge，1995.
［3］Lee F. L. F. Strategic Interaction，Cultural Co-orient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2）.
［4］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Verso Press，1983.
编辑 杜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