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牢笼中 [牢笼中女性的悲鸣]
时间：2019-02-08 03:16: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父权制社会下，女性被贬归为第二性，社会道德时刻用“闺中天使”的标准蛮横地要求女性，造就了女性的困境和不幸。在《野草在歌唱》中，作者莱辛以一个女人的生命为代价发出了这种悲鸣。
关键词： 小说《野草在歌唱》 父权主义 殖民主义 精神困境
《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成名作。它记述了非洲南部农庄中黑人男仆摩西杀死与之关系暧昧的穷白人女主人玛丽的案件。这本书出版后，曾被人标以爱情小说、侦探小说和社会纪实小说等不同的称谓。但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野草在歌唱》并不是一部简单反映爱情、复仇等主题的小说，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含义。女主人公最终毁灭，个中原因非常复杂，远非简单的外力谋杀所致，而是关乎父权主义与殖民主义在女性身上的印记，以及由此给女性造成的精神困境。
初涉这部作品便产生一个困惑，即莱辛为什么要以“野草在歌唱”为题。
也许我们可以从小说的“题记”中找到答案：此标题出自象征主义诗歌巨匠、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的不朽名著《荒原》的第五章“雷霆所说的”。其上下文为：
在群山中倾颓的洞里
在潺潺的月光下，小草在
倒塌的坟上歌唱，而教堂
则是空无一人的教堂，只是风之家。
由此可见，莱辛引“野草在歌唱”的本意是和“倾颓的山洞”、“苍白的月光”、“倒塌的坟墓”、“空寂的教堂”所营造的“死亡与绝望”环境或氛围联系的。如是看来，与其说是“歌唱”，其实不如说是痛苦、无助、无望地“呻吟”。如果仅依中译“野草在歌唱”的明朗字面看，就很难解在“标题”与“内容”间的彼此相悖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此标题中的“歌唱”理解成各种悲歌（包括绝望之歌、死亡之歌）的混响，是深陷精神牢笼的女性发自肺腑的悲鸣。
一、女性自我意识缺失的悲歌
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总是遇到许多阻碍，《野草在歌唱》的女主人公玛丽・特纳就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缺失，处处受制于人的思维状态。
1.家庭的影响
玛丽在孤寂的农场长大，在贫困中度过了童年，落后闭塞的乡镇和成天吵闹的父母在她心中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她的父亲是千百万去南非的“淘金者”中极其失败的一员，因穷困潦倒，终日借酒消愁;她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靠做小职员的丈夫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地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对自己的丈夫很不满，但由于经济上的依赖，尤其是根深蒂固的“闺中天使”精神的影响，她又不得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地牺牲自我，“奉献”于他。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玛丽很自然地从母亲那里传承了一种依附、忍让的性格，从而妨碍了她自我意识的萌芽。
2.社会的影响
殖民地社会是等级制度的集大成者。在莱辛的笔下，“非洲殖民地社会是一个真正的‘荒原’，到处充满了歧视、暴力和仇恨”［１］。作为英国移民的后代，童年时代的玛丽就深受那些保守的英国殖民者价值观念的影响。尽管她们一家也在贫困中受尽了煎熬，过着差不多和土著人一样的生活，但玛丽从小就从大人那儿接受了仇视“黑种穷鬼”的教育，这种现实与理念相悖的教育，使她的心理从幼年时期就没有得到健康发展。她不但被告诫要远离黑人，而且由于家庭贫困，玛丽一家还受到他们的同类――白人殖民者的歧视。在这里，不难看出，殖民主义和等级制度使玛丽自幼就遭受到双重压抑，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造成了她的自我幽闭和自我禁锢。一旦自我追求与社会要求相左时，社会的标准就是自己行事的准则。最终她成了一个在生活中没有自我定位，不具备自我分析能力的人。
二、父权制压迫下女性的悲歌
小说《野草在歌唱》聚焦表现了父权制压迫下女性反抗的徒劳无功。如莱辛作品中的多数女主人公一样，《野草在歌唱》的主人公玛丽也是受过教育的白人女性。然而，表面独立和自由的玛丽和与她同时代的其他白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重复上演着她们的母亲那一代人的历史。《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一生曾无数次尝试摆脱父权制的束缚，但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新一代的女性享受着很多她们的母亲们没有过的女性的权利和所谓的两性平等，但她们的经历、情感和价值观却重蹈上一辈人的覆辙。在父权制的压迫下，玛丽时而反抗，时而妥协，她在服从传统社会的要求和寻找自我之间犹豫不决，但最终妥协。成年后的玛丽的寻找自我之旅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以玛丽的经济独立，和迪克・特纳的婚姻，以及最后的死亡为标志。玛丽试图摆脱父权制社会的控制，背离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闺中天使”，然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那个时代的英国，以及英属殖民地，即使像玛丽一样受过教育，在经济方面获得独立的英国女性也没有自我，因为她们的社会和家庭经历与她们的母亲那一代无本质的区别，仍然受男权社会的约束和压迫。而玛丽所处的殖民环境让她既是男权社会的“他者”，又是种族隔离区落魄的白人主子，这样的双重身份让她的生活更加艰难。
1.父亲的控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妇女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的自由。主人公玛丽摆脱了父母的束缚，谋取到独立的工作，这是她寻找自我的第一段旅程。工作前的玛丽经济上依赖父亲，精神上受制于母亲，父母代表着父权社会对她的管束。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却使玛丽母女在贫苦中挣扎，那座悬崖上像木盒子一样的房子长期充斥着父亲的醉态和父母关于基本生活费的争吵。年幼的她意识到家庭对自己的压抑，于是渴望摆脱这一切。当她被送到寄宿学校去时，她庆幸自己终于不需要再面对这一切了；当她最终在城里找到工作时，她很高兴，因为她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出入自己喜欢的场合，赢得别人的尊重和友好，尤其是得到自己的工作就意味着她在经济上从父母的家庭独立出来；而最终父母的离世解除了那个家庭的所有束缚，尤其标志着一直约束自己的父权的结束――她可以随心所欲，做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女性，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然而，她的梦想落空了。父权的约束并没随着父亲的消亡而消亡。
2.丈夫的束缚
毫无疑问，玛丽对自由、单身生活的向往违背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因此她这次对自我的追求又必然招致社会的非议与责难。与婚姻的较量是玛丽寻找自我的第二段旅程，而这一次维护父权权威的却是她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在第二段旅程中，摆脱家庭束缚的玛丽不得不向父权妥协，放弃自己的理想，做传统的女性。
贫穷、醉酒的父亲和喋喋抱怨不休的母亲让玛丽讨厌家的概念，她认为婚姻是对女人的惩罚。因此成年后她仍然保持纯情少女状，留在单身女子俱乐部，过那种不牵涉个人情感的生活。但是，与她一起生活的朋友们自觉地成了那个父权制社会的传统力量，他们的传统意识不能忍受玛丽在那个年龄还单身。玛丽那种少女般的举止，自负的神态，最重要的是，她对婚姻的拒绝是和传统的女性角色不相符的:顺从的家庭主妇，依靠丈夫，与外界绝缘。尽管她待人友好、随和，可是她拒绝婚姻，对于那些接受妇女传统角色的朋友来说，却是不能忍受的。她们和男人们一样相信女性应该从属男人，而且她们在社会上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家庭主妇。偷听到她们对她的非议，玛丽觉得困惑、窘迫、气愤，但同时开始反省自己的生活――或许自己是有什么事情做错了。于是她决心尽快找个男人嫁出去，以此摆脱这个困境。玛丽的婚姻结束了她的经济独立，她向传统的妇女角色妥协了。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述的:“对女孩来说，婚姻是她们融入社会的唯一的方法，如果她们一直没人要的话，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废物。”［２］可见驱使玛丽走向婚姻的并非是情感需要，而是男权社会的压力。由于社会的压力，她不得不匆匆嫁给农夫迪克，过着贫穷的生活。破烂的农房、脏兮兮的家具对她来说都不算什么，她迫于社会对女性婚姻的要求，只想尽快结婚，摆脱窘迫的状态，至于嫁给谁，婚姻是否会幸福，她甚至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向父权妥协的玛丽试图按照社会的标准生活――就是参照男性价值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性女性形象:纯洁、羞涩、优雅、自我牺牲，没有自己的欲望和思想。在迪克面前她尽量不流露自己对贫穷生活的不满，她努力学着与土著人交往，装作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并试着给迪克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但是，对于接受过自由教育的玛丽来说，妥协并非易事。她很快发现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很难，当她把家里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她发现自己无法忍受那种孤独，与仆人的恶劣关系和迪克的抱怨使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就连周围的环境都让她难以适应。此外，她也不能融入斯莱特夫妇所代表的白人社区。贫穷的家境让她觉得在白人同胞面前丢脸，她不能接受别人的同情眼光。
窘困的生活让玛丽再一次做出抗争，离家出走并企图恢复婚前的独立生活。从家庭出走似乎是妇女为了争取独立争取自己的权利采取的标志性手段，可问题是出走以后又怎么样呢?如果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她们最终还得回去，继续依靠她们的丈夫。父权制社会是不能接受她这种有悖传统的挣扎的。她在城里面的工作已经被某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代替，而她自己已经面布皱纹，手长褐斑，鞋上甚至还有黄土，再也没有谁愿意聘她。虽然她不能适应农场的婚姻生活，但也不再属于城市的上班一族了，原来那个年轻、充满活力、有效率的玛丽已经被婚姻扼杀了。因此当迪克找来时，玛丽只好又跟他回去了。根源在于：她对自由的向往违背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尽管婚姻让她窒息，但家庭与社会形成的无形的网让她无法逃脱，只能向婚姻妥协，向丈夫妥协。于是她在精神上开始崩溃，逐渐步入绝望的状态。
3.父权殖民者的道德监察
当她的精神支柱即将倾塌时，黑奴摩西的出现给了她一丝精神上的宽慰。起初她害怕接近这个土著人，但也不敢向迪克抱怨，因为他总是说她不能好好和仆人相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玛丽最后的悲剧是由于迪克坚持他一家之主的权利，独断独行造成的，而玛丽却只能保持沉默，听从他的安排。但是后来由于迪克在事业上的失败和对玛丽的冷淡，土著人摩西凭着他强壮的体魄和对女主人的体贴关心很快赢得了玛丽的好感。此时的玛丽在仆人身上得到了本来应该是丈夫给予的关心和呵护。但这却是不幸和噩梦的开始：她的仆人是一个土著人，而且她生活的地方是有明显种族歧视和父权主义的英国殖民地。
正如莱辛所说，白种女人和黑种男人都受到公众的压制，被男性霸权的英国文化所主导［３］。果然，他们没有逃过种族歧视社会的道德监视，英国来的青年托尼发现了他们的暧昧关系，震惊之下出于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他立即怒斥摩西滚开。托尼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似乎唤醒了玛丽的白人意识，为了维护自己的白人形象，她也当众呵斥摩西走开，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事后她又痛悔地哭泣［４］。应该说，玛丽是在托尼的威逼之下糊里糊涂地应和了“别人的标准”。但是，这种应和是对摩西的背叛。玛丽不仅无力反叛父权社会，还成了他们的替罪羔羊，种族歧视的牺牲品。土著人摩西已经不是以前那种默默顺从主人安排的被殖民者了，他的心中同样存在反叛意识。他在深夜里潜入玛丽家将她杀死以惩罚玛丽对自己的背叛，也是对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恨的发泄。
因此，玛丽・特纳是一个让人感到悲悯的女人，一个男权社会的殉葬品。虽然她亦有一点“觉悟”（她对单身生活的肯定和婚后的那次离家出走），但她毕竟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父权制的等级秩序标准在她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她最终在行动上屈从了命运。尤其是在殖民地特定的环境里，她对自由的追求注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参考文献：
［1］Brewster，Dorothy.Doris Lessing［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 Inc.，1965.
［2］Beauboir，Simone De.The Second Sex［M］.Beijing:China Book Press，1998.
［3］Cederstrom，Lorelei.Fine-Turning the Feminine Psyche:Jungian Patterns in the Novels of Doris Lessing［M］.New York:Peter Lang，1990.
［4］多丽丝・莱辛著.一蕾译.野草在歌唱［M］.译林出版社，1999.10，（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