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孟子和荀子的历史观:荀子社会政治历史观
时间：2019-01-21 03:40: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孟子、荀子作为先秦的儒家代表人物，虽然在儒家内在思想精神上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由于二者所生活的具体时代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表现在历史观上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孟子；荀子；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6(C)-0079-02
一、历史认识主体性质差异的分析
人是历史的主体，同时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因此，研究人的历史观离不开对人这个认识主体进行剖析。孟子与荀子都从人性的角度对历史认识的主体即人进行了分析，但是二者的理论倾向却有所不同。
孟子认为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孟子看到了现实当中人的行为有善和不善之分，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孟子认为是有的人丢了本性，有的人却保存了本性，即“庶人去之，君子存之。”[2]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说“求放心”，即把自身本来就具有的东西找回来。他还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养此善端，最后“人皆可以为尧舜”[3]。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对人充满了信心，这也反映了他乐观的态度。但是，从个人的潜质到目标的实现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先天禀赋与现实是有差别的，能否成为圣人的道路上充满了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且，孟子也没有非常明确地提出善的标准是什么。没有一个具体或者是统一的标准，人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就会没有方向。正因如此，孟子的这种理想能否转化成现实就显得比较模糊和令人质疑的。
荀子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现实当中的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4]他强调“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5]同时，他还认为，圣人具备的“仁义法正”是可以被认识和掌握的，而普通人也有认识和掌握“仁义发正”的潜能，因此通过后天学习可以成为圣人。虽然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对人性是善的观点并没有完全否定，因为他承认了人由恶到善的转化过程，其性恶论里面带有性善论的成分。由此看出，荀子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认为环境可以塑造人。对此，我们应该正确的面对人类所生活的客观环境，开发环境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即使孟子和荀子在对待人性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立场，但是，二者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能动性也是有限制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的充分发挥还会受到自身和环境的双重影响。
二、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差异的分析
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反映在思想领域就是天人观念。天人观念作为我国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始终伴随着人们的历史观，直到现在，人们在研究历史观的时候，天人观念依然是不能回避甚至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孟子与荀子都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孟子坚持“天人相应”说。他所说的天，并非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客观世界，而是具有道德属性的天。而且，天有时能够决定人事，尤其在人力所不及的地方或难以解释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会求助于天命。他还认为，现实中的职务与个体都和天有一种对应的关系。“天子”对应最高的统治者，“天位”对应官位，“天禄”对应俸禄。即使伟人亦或是圣人的出现，孟子也认为是天在发挥作用。“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6]
孟子的天人相应观，可以说是从其人的主观修养得出来的结论。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7]“思诚”是个体主观修养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思诚”达到与天的同一。而且，孟子认为他自己就已经达到了与天同一的境界。正因如此，他才会发出“舍我其谁”的感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思想中折射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也要求我们对社会要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只有这样，才能依据自身情况对社会做出积极的影响。
荀子坚持“天人相分”说。他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为至人矣。”[8]这里的天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自然界。他说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9]，“天有常道，地有常数矣。”[1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认为天不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有其自身变化的内在规律。人虽然看不见自然生化万物的具体过程，但是能感受到自然所起到的这种作用。荀子认为人事是决定社会的力量，社会治乱与天没有关系。“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11]同时，荀子也给我们指出了人对待天的态度。他要求人去积极主动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做人类自身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推动社会的发展。
从对于天人关系的不同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天人相应”说，有让人顺从天的倾向，荀子的“天人相分”说，有强调人是主宰的基调。
三、历史发展规律差异的分析
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孟子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12]“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13]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是在治与乱两种不同状态中进行的。对这一论断，他还引用历史史实加以说明。不但如此，他还特别指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14]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但是又不免具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给人一种消极保守的感觉。然而，孟子本人也并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物。他曾说道，“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下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之。”[15]针对天下一治一乱的这种状况，他认为国家处于乱世时应该采取“治世”时所用过的政策。因此，他“言必称尧舜”，[16]声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17]由此看出，孟子主张的是效法前人，行“先王之道”。与此相联系，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这在客观上保住了推动历史发展的部分力量，对统治者的权力运用加以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历史的向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反观孟子的圣人思想和重民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在前进的过程中，既离不开圣人，也需要有民众。只有重视民众的人才可称其为圣人，民众也自然会拥护真正的圣人。圣人和民众同时处在历史的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中，他们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因如此，孟子既推崇圣人又重视民众。
荀子在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上持“古今一致”和“以近知古”的观点。他从“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决”[19]的立场出发，认为历史虽只有古今前后的变化，但贯穿在历史过程中的“道”则是一致的。主张用贯穿百王的“道”以“应当世之变”，从而达到“宗原应变，曲得其宜”[20]的目的。在百王之中，荀子又将其分为“先王”与“后王”。在荀子看来，“先王”的历史事迹及记载大都是传说，没有详细的可考之事实，其真实性是值得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一点上荀子和孟子的差别可以说是不那么明显。但是，他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崇尚“法后王”，以“近”和“今”为立足点出发考察社会问题，使其主张更加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他认为历代帝王的治国原则同后王是一样的；而且，“后王”是在百王之中而不是在百王之外。虽然荀子对“先王”和“后王”都有所赞扬，但是他的思想倾向是“法后王”。他的这种历史观不仅具有循环论的倾向，而且还有静止论的特点。
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他们的思想无疑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对于他们的历史观，我们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我们应该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历史发展长河的过程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继续发掘他们的思想精华，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简介：王朋，（1978― ），男，山东省滕州市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