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 我国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历史研究及现状分析

　　 摘 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格局的转变，家庭在高等教育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家庭高等教育投资比重的扩大一方面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因此，应该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适当引导，以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收益率，促进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
　　关键词:投资；高等教育；家庭��
　　
　　一、我国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发展的历史过程�
　　
　　自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改革以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逐步成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之一，且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存在着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过热的倾向。�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向来都是深受社会各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是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得以快速、顺利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免费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之相对应的高等教育也实行了“统包、统分、免费入学、毕业分配”的招生制度。在免费入学的同时，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申请人民助学金。1952-1955年，高等学校学生全部给予人民助学金，且全国统一标准。1955年，《全国高等学校一般学生人民助学金实施办法》规定除高等院校外，“全国高等学校学生资助金由全体享受改为部分发给，凡家庭富裕能自付生活费者不发；凡能自费半数或三分之一伙食者，发给所缺部分；完全无力负担者，发给全部伙食费。”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我国高等教育采取的是“福利制”，即对受教育者免收学费，家庭几乎不承担任何费用，高校教育经费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投入。这既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也是计划经济的特殊产物。�
　　第二，免费教育向收费教育过渡阶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国家对人才需求量的剧增，国家财政支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日益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相应地改革了高等教育的收费机制，使高校经费通过将国家财政与受教育者联系起来、共同承担的方式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具体地说,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部分高校招收委培生和自费生，1989年开始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形成了大部分学生只收取学杂费与小部分学生自费上学的两种制度并存的局面。当时高校的收费标准是当年大学新生每年交“学费”200元。虽然收费的数目是象征性的，但是它迈出了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也意味着家庭承担高等教育费用的开始。�
　　第三，并轨后的高等教育高收费阶段。随着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高等教育的收费制度也随之变革。1992年6月国家教委联合有关部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通知》，指出“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全国指定统一的普通高等学校收费标准和办法，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于是全国高等教育开始较大范围地推行招生收费制度的改革，学杂费占高等教育成本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由1992年的4.34%跃升为1993年的12.12%。从1993年起，部分高校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开始进行招生并轨和缴费上学的尝试，即取消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市场招生计划，采用统一的计划形式招生，一条分数线录取学生。与此同时，对所有被录取的学生实行收费上学，家庭承担的高等教育费用越来越多。�
　　我国政府对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轨，并轨后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增大，这就意味着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不断增加。从动态上来看，高校学费由并轨前的几百元增加到目前的5 000元左右，高校的收费标准增加了将近10倍，并且我国高等
　　教育学费增长是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幅情况下急剧攀升。从静态上看，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占居民家庭或人均收入相当大的比重。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 42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 936元�①。全国平均为5000元的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170.3%。再加上生活费每月400-500元和住宿费每年800-1 200元及交通费、电话费等，一个大学生四年下来平均要花去4万-6万元,远远超出大多数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吴康宁说:“在已入学的高校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贫困阶层子女四处举债才得以垮进大学的校门，其家庭将因供养其上学而愈加穷困潦倒，甚至倾家荡产，�②但即使是倾家荡产，绝大多数贫困家庭还是愿意把孩子送进大学，每年因贫困而未能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所占比例是很小的，不光低收入家庭如此，中、高收入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比重也很大。可见无 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都很热衷，都希望通过这种投资获得预期收益。�
　　
　　二、我国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现状分析�
　　
　　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实践,家庭承担高等教育费用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这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家庭参入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影响�
　　首先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的可靠资金来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国家对人才需求量的剧增，高等教育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国家财政支出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日益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承担部分高等教育费用，不仅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也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其次，有利于高等教育运转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根据经济学“谁投资，谁收益”的观点，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越多，其预期收益也就越大，这就必然导致家庭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程度会越来越高，这无疑会给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和高校本身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们采取科学合理的策略保证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最后，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高校收费后，家庭承担了部分费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财政教育经费短缺的困境使国家财政有能力向基础教育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入学机会,毕竟义务教育是面向全部国民的教育,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素质和教育公平的实现有着极大的帮助。�
　　2.家庭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然，从整体来看，家庭参入高等教育投资在给我们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很多贫困家庭无力承担高额的收费，从而降低了对教育应有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就目前我国现实的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现状来看，存在着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过热而使投资风险增大的倾向，这种趋势的后果不仅将打击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信心，也会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功能产生怀疑。而且还会由于部分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在短时期内不能实现，把他们推向了破产的边缘。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高等教育投资由于自身的投资行为过长、收益的间接性、滞后性等特点属于一种高风险投资。我国的高等教育在1998年以前是属于精英教育，高校毕业生实行统招统分的就业政策，高学历就等于好工作，因此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普遍认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活动，甚至被认为是一本万利的，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和优越分配制度掩盖了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事实上高等教育的投资风险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不同而已。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一般只有在大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时才开始显现，目前我国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高�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说当年大学毕业生在离校前后的就业率大约为70％左右。按这一比例，在2006年有120多万大学生在离校时还没有就业，再加上2007年的毕业大学生总数，求职人数大约在600万人左右。 30％的毕业生离校时没有找到工作，意味着他们家庭的教育投资成本不能及时得到补偿，甚至根本就收不回来。大学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势必会造成家庭经济的压力，使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从预期转变为事实。�
　　 （2）高等教育投资收益低回收缓慢�
　　高学历意味着其教育投资周期比一般人要长，投入成本也比一般人要高，按常规高学历者应得到较好的工作岗位，获得较高的收益，这样才能补偿他们的投入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国家人事部数据显示，２００７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４９５万人，比２００６年的４１３万大学毕业生增加了８２万人。就业压力大、就业难困扰着曾经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面对日愈严峻的就业形势，许多高校毕业生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应聘时都不敢对薪水有什么期望或者干脆不问薪水。更有甚者，由于一时没找到工作，竟选择“零工资”就业。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就很低并且投资成本在短时间内难以收回，投资风险也随之增大。�
　　 （3） 专业选择的成功率下降�
　　教育投资既是对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的投资，同时也是对一种职业的投资，教育投资所能获得的效益一般都是通过职业活动来实现，不同的职业产生的效益是不同的，直接决定着教育投资效益的实现，而大学生的专业成功与否对他们今后所要从事职业起着决定性作用。�
　　专业成功是指个体在专业学习期间，顺利的完成学业，获得学位。由于专业成功受个体能力、经济背景、家庭文化背景、学校教育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③具体表现为，从专业选择上来看，人们最关心的是人力资本的供求市场，往往只根据当前的市场来进行专业的选择，而未能充分考虑未来的市场。从专业的市场满足性来看，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从专业的市场适应性来看，日益更新的知识结构使某些专业的投资陷入风险中。另外大学生在校的努力情况，人身安全等都增大专业成功的不确定性。目前人才市场中的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专业选择不成功的具体表现，而这种专业选择的不成功，也降低了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
　　3.家庭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产生问题原因分析�
　　(1) 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把受教育看着是人成才的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尤其我国的在扩招之前的高等教育精英培养模式以及对毕业生实现统一分配的就业政策更加坚定了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信心。�
　　一般来说，当人们从特定的渠道得到信息，认为接受某种教育对将来对将来就业会产生积极影响时，人们就会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地强烈要求接受该教育。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乐庞认为“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说法，某种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一旦形成，便很快在群体之间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从众变得非常普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不管个人是否出于利益或就业的目的，想使自己没有对接受更多高等教育的渴望是很难的。�
　　(2)教育投资行为的长期性和投资收益的间接性�
　　教育投资一般要经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属于一种周期较长的投资。随着我国普通高校的大规模扩招，特别是硕士研究生的这种跨越式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教育投资周期延长。投资周期长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投资周期越长其不确定因素就越多其风险也就越大。但人们进行教育投资时一般都是根据当前收益和专业的就业率高低来决定是否投资，而对教育投资行为本身的长期性有所忽略。例如，在教育投资行为中经常出现在报考是比较热门的专业而等到毕业时却无人问津的现象。另外教育投资的直接结果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它必须通过与物质资本存量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受教育者同生产和劳动过程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实际的价值，教育投资的收益过程是受教育主体与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的过程。总之，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长期性和收益的间接性等特点都可能在投资过程中给投资者带来风险。�
　　(2)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就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有保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环境差,晋升的机会少。因而一旦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相当于进入了“分割收益区，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也容易实现。同时要想进入主劳动力市场也是非常困难，要面临着许多障碍。如，有些垄断行业为保护已经从事该职业的人的利益而设置进入该职业的障碍，还有户籍制度以及公共权威机构授予特权，只允许获得许可证或资格证的人从事这种职业的特许政策等。另外，初次就业由于种种原因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人，以后再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潜在用人单位不知道他原来是因个人能力问题还是其他原因而进入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工作履历会传递给用人单位这样一种信号:这位求职者是因能力偏下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落马的,所以求职成功率很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得不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他们的教育投资成本在短期内也很难收回，投资风险也随之增大。�
　　
　　三、合理引导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规避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建议�
　　
　　尽管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着许多风险，但仍未引起投资者们的足够重视。近几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充满热情，在“大学热”持续升温的同时，“考研热”又成为高校中一道亮丽风景。但亮丽风景掩盖不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存在，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的事实已充分说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就在我们身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越低其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也就越大，家庭遭受的损失也越大同时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多，总之，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不断增大不仅加重了低收入家庭的贫困程度，而且容易对社会产生不安定因素，因此从投资的角度来规避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依法保证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
　　要千方百计增加教育的投入，应按照《高等教育法》关于“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的要求，政府要依法履行适应高等教育规律和特点的预算管理制度，按学校层次、专业类别，科学确定生均财政拨款定额，保证财政预算拨款随在校生规模的增长而增加，从而保证教育投入能够支持教育事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现阶段治理乱收费的源头所在，也是依法保证高校学费稳定和家庭承担合理的高等教育费用的一个重要手段。�
　　2.拓宽筹资渠道，完善多元投资体系�
　　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不仅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提高个人的自身素质和社会地位，同时也为企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根据约翰斯通在1984年提出的“谁收益，谁投资”的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的理论，国家、企业、个人都应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都应对高等教育进行合理的投资。目前，我国对高等教育实行以政府投资为主，家庭投资为辅的多渠道的投资政策，但就实际的投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是政府的投入不足，主导作用也不明显。其次是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偏少，我国企业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明显少于别的国家。企业、社会机构及社会人士对高等教育捐资助学占整个经费总额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左右，2001年下降到1.5%，最近几年还出现了连续的下降。最后是部分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明显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濒临破产的边缘。从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的相当水平看，目前学费负担的压力是相当大的。1990年，生均相对成本（即生均成本占人均GNp的比重）为3.3%,到2001年，下降到2.1%，同期生均学费负担水平则由0.5%上升到24.7%，地方属高等学校中学生负担水平的变化更为明显，从0.7%上升到34.2%。这表明学生及其家庭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从人均GNP的1.65%上升到51.87%（地方属高校达到71.8%），�④学费对中国人民的经济负担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继续增大的余地不大。因此要防止部分家庭因高等教育投资而破产的危险，国家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还可以通过对企业减免税收及提供优惠政策等措施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对高等教育投资和捐赠活动，这样不仅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而且也有利于高校与企业间的合作。另外还要继续扩大助学贷款的覆盖面并适当延缓还款期限，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完成学业，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家庭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
　　3.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职业匹配率�
　　高校的专业设置应反映着新社会职业的需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人才市场需求，因此高校一方面要通过市场挖掘或学科交叉整合，孕育新专业，大力扶持有广阔前景的新专业，同时要对一些社会适应相当较差的专业进行压缩，提高专业的社会适应性和实用性，保证学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基础的课堂教学，把挖掘学生的潜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性作为教育教学的重点，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上用得着，用得上的人才。�
　　4.完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制度体系，保证公平就业�
　　《中国就业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实行自主择业制度需要具备相应的社会宏观环境和条件，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一系列的与就业市场相配套的制度：“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劳动人事制度，三是户籍制度，四是缴费上学制度，五是社会保障制度，六是就业服务制度等。”�⑤因此要建立合理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就必须对这些市场制度进行完善。首先，监督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坚持以法管理，提高就业过程的透明度，坚决制止靠关系，走后门的就业行为。其次要提高服务意识，努力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要尽量减少对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的种种限制及程序，取消就业过程中的户籍限制，以法打击招聘中的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相貌歧视，保障大学生就业的合法权益。最后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职业，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减轻暂时未能及时就业的毕业生的生活困难，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费用，为他们的选择合适职业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②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199.�
　　③赵宏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④帅相志.市场经济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42.�
　　⑤张雅琴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环境的优化对策.http:sdxb.szu.省略/html/o/71/319/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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