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中的早期话剧】上海滩风云 小说
时间：2020-03-13 07:26: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早期话剧又称“文明戏”、“新剧”， 它是从晚清戏曲改良运动到中国现代话剧的一种过渡型的表演艺术形式。它诞生于辛亥革命前夕，虽是日本新派剧和欧美戏剧影响下的产物，但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是用了外来的戏剧艺术形式、从自己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欧阳予倩：《谈文明戏》）它应和着社会新旧变革的需求，与辛亥革命的历史风云互相激荡，走过了从产生到衰落的一段发展历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催化民智、改良图存的要求推动了戏剧运动的活跃与发展，导致了传统戏曲的改良和一个新的剧种――话剧的创建。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在东京和上海先后上演的《黑奴吁天录》，以其反抗奴役、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成为新剧的先驱和开端。1909年，春柳社推出的第二个大戏《热血》，更加突出了宣传革命的意识。据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所述，该戏演出之后，同盟会的朋友大加赞许,几天间加入同盟会的有40余人。为了宣传革命而投身戏剧界的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新剧的同时，又与任天知共同创办通鉴戏剧学校，全力提倡新剧，使新剧这个名称很快流行开来。他根据英国著名小说改编的《迦茵小传》，描写了迦茵的爱情纠葛和生活遭遇，戏剧情节曲折动人，演出中抛开了戏曲表演的程式，使看惯了戏曲的人感觉它不象戏，象真的事情一般，成为新剧的热门戏。春阳社还编演了《猛回头》、《爱海波》、《宦海潮》、《新茶花》、《秋瑾》、《徐锡麟》、《张汶祥刺马》、《热血》、《官场现形记》等戏，有的直接宣传革命，讽刺和揭露统治者的腐败，以极大的宣传性和鼓动性团结了戏剧界，进一步扩大了戏剧运动的阵线。王钟声还率团到苏州、杭州演出，并于1908年北上北京、天津，和刘艺舟等把新剧传播到北方。新剧在辛亥前夕的民主革命浪潮中蓬勃兴起，成为传播时事、鼓吹革命的重要手段。
1910年，曾在日本留学并热心戏剧活动的任天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新剧的第一个职业剧团――进化团。任天知是同盟会会员，剧团成员也多是倾向革命的青年,因此进化团以戏剧的方式宣传自由民权思想，鼓吹民主革命，所演剧目多抨击时政，宣传爱国思想，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1911年春节，进化团打出“天知派新剧”的旗号首演于南京。接着又到芜湖、汉口、宁波等地，相继演出了《血蓑衣》、《东亚风云》（即《安重根刺伊藤》） 、《新茶花》等剧。其中《安重根刺伊藤》一剧取材于1909年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枪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一段“时事”，借反抗日本侵占朝鲜一事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心声。由于新剧的剧团多由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演出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因而，满清政府常常将剧团成员与革命党人联系在一起，自新剧诞生之日起就对它进行百般阻挠和压制。王钟声因组织演剧宣传革命而被逮捕入狱。进化团在长江流域演出期间，所到之处均遭到清政府的查禁，以致不得不退回上海租界安身，新剧的发展受到重重阻压。
辛亥革命的狂飚，给新剧运动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当革命的烽火在各地遍燃之时，忙于应对形势的清政府已无暇顾及演剧领域，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的新剧活动再趋活跃，并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普遍展开。众多戏剧团体如进化团、新剧同志会、新民社、民鸣社、开明社、启民社、民兴社、上海戏剧联合会、醒世新剧团、天津南开新剧团等遍布各大中城市，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剧运动。新剧界人士在民主革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积极投身于革命。他们有的直接参与武装斗争，献身革命，有的将演剧和社会现实斗争紧密联合在一起，把舞台当作宣传革命的平台，四处演剧募捐助饷或宣传鼓动，排演了一系列配合革命的剧目，把新剧发展推向了高潮。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钟声在上海同夏月珊等人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役，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奋勇向前。后到天津搞武装起义，被直隶总督密令逮捕，并判处死刑。1911年12月3日慷慨就义。从事新剧创作表演的另一重要人物刘艺舟，1911年秋组织剧团在大连、安东、威海等地演出。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将剧团演员武装起来，亲自组织一支革命军，攻打登州、烟台、黄县等地，并被推举为临时大都督，后改任登黄司令。后来他放弃了革命军中的职务，辞职南下上海，在新舞台演出时装新戏，继续从事戏剧活动。他根据吴禄贞被刺事件自编自演的《吴禄贞被刺》一剧，演出后获得巨大反响。1913年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失败，刘艺舟受到迫害。
任天知领导的进化团，在武昌起义的感染和激励下，积极投入光复上海的武装斗争。上海光复后，在上海等地演出了配合革命需要以劝募爱国捐为内容的《黄金赤血》、以叙述武昌起义为中心的《黄鹤楼》、歌颂南京光复的12幕时事剧 《共和万岁》等革命剧目。其中《黄金赤血》一剧，剧情、人物借用旧戏的模式，中心是借人物之口揭露当局的腐朽，宣传、倡导革命，并号召民众捐助军队，全力支持国民革命，是天知派新剧的代表作。重要的还有《恨海》、《珍珠塔》、《黄鹤楼》、《苦海花》、《血泪碑》等。这些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剧中人物常常离开规定情境，随机穿插议论，发表演说，藉以讽刺现实，宣传革命，以“言论派”的角色类型，表达了当时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愿望，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发挥了戏剧的社会教育功能。进化团除了在上海公演外，还赴扬州、镇江、宁波等地流动演出，将革命的新思想从上海传播到江浙等地，有力地宣传了革命。
辛亥革命前后，原在日本的“春柳社”成员陆续回国，云集上海。不少人投身于革命，有的还做了官。1912年年初，陆镜若在上海召集马绛士、吴我尊、欧阳予倩等原“春柳社”骨干，并吸收部分新成员，在上海发起组织“新剧同志会”，开始职业演剧，之后还组建了春柳剧场。他们在张园首演了陆镜若创编的七幕剧《家庭恩怨记》。这一富有道德劝诫意义的家庭悲剧，情节并无多少离奇之处，但戏中人物性格丰满，戏剧场面扣人心弦，是春柳派上演场次最多的剧目，而且被其它职业剧团搬演。1912年1月，新剧同志会男女学生在歌舞台合演六幕时事新戏《铁血》，表现辛亥革命间汉口《铁血报》之事，目的为助军饷。同年4月19、20日，新剧同志会与中华演剧团假座青年会剧场联合演剧，以所售戏资为吴淞医院筹募经费。新剧《家庭恩怨记》、《社会革命记》的演出深受好评。1913年，新剧同志会携《家庭恩怨记》赴长沙演出，在当地观众中引起了近乎狂热的反响。
新剧同志会的演剧和王钟声、任天知、刘艺舟的演剧作风有所不同，他们比较注意遵循话剧的法则，演戏时有比较完整的剧本而非采用幕表制，反对演员在台上自由发挥、穿插长篇大论的演说，形成不同于天知派的春柳派，与进化团分别代表了新剧的两大流派。但他们的演剧活动均不同程度地融入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有力地配合了这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新剧界对革命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的充分肯定。孙中山多次鼓励支持新剧，并对进化团巡回演出、鼓吹革命的活动予以高度赞扬，为其写下了“是亦学校也”的题词。
这一时期的上海，除了进化团、新剧同志会的演剧活动外，许多热爱新剧或支持革命、拥护共和的青年不断组织新剧团，出现了中华演剧团、自由演剧团、社会教育团、开明社、南洋大学学生剧团、青年会新剧、新社会、竞义社、中国民国新剧协饷社、新剧爱群社、醒社、移风新剧社等一大批新剧团体，或组织临时性的业余演出，或积极从事职业化的演剧活动，通过舞台实践，培养了欧阳予倩、陆镜若、马绛士、汪优游、顾无为、陆子美、查天影、王无能等许多优秀演员，为新剧舞台留下了一批代表性的优秀剧目如《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空谷兰》、《梅花落》、《珍珠塔》、《恨海》等。新剧的探索，从剧目编译到舞台演出，从理论到实践，都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为中国早期话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剧和着时代的潮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常以启迪民众、移风易俗为己任，积极传播现代思想，慈善募捐，鼓吹革命，因而成为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对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推动作用。新剧的内容，涉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等诸多方面，以艺术手法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传达了人民的心声，缩短了舞台和大众之间的情感距离，因而，新剧诞生后便借着革命的氛围很快进入民众的视野，登上戏剧历史的舞台。新剧宣传、推动了革命，同时，革命也孕育、催生并推广了新剧。
乘着革命的浪潮蓬勃兴起、发展壮大的新剧，依存于革命，并与辛亥革命互为呼应，共同演绎了一场新旧变革的历史风云。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也不可避免地遭到镇压，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朝气，向商业营利、庸俗化的方向转化。喧闹的新剧很快便随着革命的失败而日渐沉寂。新剧的历史尽管十分短暂，艺术生命也非常稚拙，但它担当起了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使话剧从诞生之日起便与社会生活浑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满时代气息。当然，由于过分强调社会教育功能，新剧忽视了它作为文艺的本质特征，更多地成为从属于政治需要的一种工具，使得这一中国近现代文艺品种表现出与政治难分难解的关系，也影响了此后话剧以政治思想性为主导的发展方向。但新剧配合着革命宣传，发挥了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作用，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和观众的心理需求，不仅对中国现代话剧具有导向性意义，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借鉴、补充和启迪作用。新剧与辛亥革命一道，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久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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